[乡风策略] 黄泰轲等:以传统健康伦理文化助力健康乡村建设

黄泰轲 周山东（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副教授；湖南女子学院教授）

健康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内容和基础性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要求“全面推进健康乡村建设”。从“大健康观”的视角看，健康不仅包括身体健康，也包括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社会健康、生态健康，不仅与医学进步等科学技术因素有关，也与人际关系（典型如医患关系）和谐及健康资源公正分配等伦理因素有关。这表明，健康乡村建设是一项需要从多方面推进的系统性工程，在大力提升乡村医疗技术服务的同时，还应寻求一些伦理维度和力度的支持。传统健康伦理文化在健康乡村建设中可发挥重要的助力作用，尤其是对强化乡村居民健康自主意识、帮助乡村居民塑造健康生活方式及预防疾病作用重大。

传统健康伦理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关注和增进健康的一切思想理念和实践活动的总和。比如传统医德文化、道德养生文化以及与健康相关的一些礼仪文化（像民间在春节、清明、端午等时节举行的祈福禳灾活动），皆属于传统健康伦理文化的资源范畴。不可否认，传统健康伦理文化也夹杂着一些消极的东西，像“信巫不信医”之类的愚昧迷信成分，但其主流是优秀的、积极的。本文是从积极面相来谈其价值的。

研究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崇道贵德的“伦理型”文化，其显著表征之一就是人们往往将个体的、家国的兴衰祸福与伦理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传统乡村社会缺医少药，人们宗教与道德信仰的气息又比较浓厚，更容易将“积德行善”与“避灾远祸”“健康长寿”联系起来，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样的话语、“积德延寿”这样的理念及“养生必先养德”“德不修则寿易损”这样的劝诫成为很多乡规家训的重要内容。

健康不仅在于“治已病”，更在于“防未病”。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把健康首先交付给医药技术，生病之后，或吃药、或输液、或手术，然后恢复健康。在传统乡村社会，因医疗技术的相对落后和医疗资源的相对匮乏，人们更注重通过践行“以德润身”“以德养生”的生活理念及生活方式，来达到预防疾病、维持健康的目的。在传统社会，即便是治病救人的中医中药，也讲“上工治未病”，《黄帝内经》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与城市生活相比，乡村生活更具有节奏慢、压力小、圈子窄、生态好等特点，更容易把心情舒畅、人情温馨、日子安稳、生态和谐凸显出来，而我们的老祖宗认为健康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传统健康伦理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上生长、发展的，它的精髓在“致中和”，即个体通过修养努力，积极维系与自身、他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关系，进而在这种和谐的关系状态中维护和增进健康。

2021年4月，安徽省宿州市统计局发布了一份对全市976位百岁老人进行入户调查的报告。调查显示，宿州市的百岁老人，96.6%的生活在乡村，仅有3.4%的生活在城市。调查还显示，“心平气顺”“家庭和睦”“适当运动”“多吃蔬菜杂粮”“不抽烟喝酒”是那些长寿老人自己总结出来的“长寿秘诀”。

近年来，“长寿乡”“长寿村”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研究。民族医药学者任怀祥先生在走访云南文山落水硐这个“长寿村”时发现，“长寿村”同时也是“君子村”：乡亲们认为大自然、祖宗、社会、国家给自己馈赠了很多好东西，他们生活在“福地”“好时代”，总是知足常乐、惜福感恩；村民都懂得“家和万事兴”的道理，“和和气气，团团结结，全村都是这样”；大家都很注意自己的言行规范，“按村规民约的要求去做，多少年来没有人违反过”。

中国人坚信“仁者寿”“大德者必得其寿”，调查也发现，农村地区很多颐养天年的长寿老人多是有德之人。他们的“养生经”或“长寿秘诀”表明，人们在传统乡村生活中形成的知足常乐、节俭制欲、与人为善、天人合一的道德理念，以及此理念指引下的生活方式，比如生活朴素、饮食有节、乐于助人、早睡早起、运动有时、顺应自然等，对于保持和增进个体健康是大有裨益的。这一点也能得到现代医学的证明和支持。在现代医学看来，很多病是贪吃、贪玩而“吃出来的”“玩出来的”，慢性病、疑难病的多发，以及它们在节假日后的高发，和患者心态不平和、饮食不节制、作息不规律有莫大的关系。

不能否认，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升了现代人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寿命。在安徽宿州的调查中，99.8%的百岁老人反映“生病时都能得到及时治疗”，但是在进行长寿归因时，老人们对医疗谈得较少。这表明，乡村长寿老人更认为自己是从对传统健康伦理文化的践行中收获健康并得以长寿的。

由上面论述可知，传统健康伦理文化通过以下作用机制对乡村居民的健康产生积极作用：第一，它使人们更加认识到自身道德修为与健康长寿的紧密关系，帮助人们深化树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所谓“仁者寿”，而为仁由己，修德需靠自身努力，健康亦只能靠自己促成；第二，它引导人们控制欲望和消除不良嗜好，帮助人们培养或追求一种心态平和、家庭和睦、生活俭朴、顺应自然的健康生活方式；第三，它更加重视“治未病”，更加重视消除影响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消极因素，帮助人们预防疾病发生。

健康乡村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需要提升乡村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为乡村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外，还需要对乡村居民强化健康教育，帮助他们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和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防病于未然。传统健康伦理文化在帮助乡村居民强化健康自主意识、塑造健康生活方式和进行疾病预防方面有很广阔的作用空间，其作用效应亦能比较明显地从“长寿乡”“长寿村”及乡村“百岁老人”“长寿老人”身上体现出来。

充分发挥传统健康伦理文化对健康乡村建设的助力作用，需要结合乡村生活的实际和健康乡村建设的实践，强化传统健康伦理文化的宣传与传播、应用与践行、研究与推广工作，具体可在以下工作抓手上发力：

一是抓有利时机加大宣传。要利用国家、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利契机，利用“新冠”疫情后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和疾病预防的有利契机，利用乡村文化振兴和健康乡村建设越来越走向深入的有利契机，深化乡村生活中传统健康伦理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和传承传播。

二是抓重点人群深化应用。主要是乡村慢性病患者和青少年群体。乡村居民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患有慢性病，现代医学认为，慢性病康复贵在养，可利用传统道德养生文化资源，帮助慢性病患者进行养生康复。青少年正处于健康观及生活方式塑造的关键期，要对青少年强化传统健康伦理文化教育，以引导其形成正确、全面的健康观和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

三是抓典型案例示范推广。比如，乡村长寿老人“以德养生”的经验值得总结阐释、推广示范。再比如，乡村很多老人没有退休金或退休金很少，他们完全依靠家庭养老（上文提到的安徽宿州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有85.7%的百岁老人的第一生活来源均来自于家庭），中国乡村社会的“孝亲文化”，不仅支撑起了乡村老人的健康及养老问题，同时也要求赡养老人的子女保持身体健康以更好养老尽孝，应该树立这种孝亲文化的典型，并且在健康乡村建设中大力弘扬孝亲文化的健康价值。还比如，一些民间儒者认为乡村社会重人伦关系，倘有人伦之过，常使人心气不平进而易生疾病（“伤一分天理，有一分疾病”），他们在乡村践行“劝病法”，即劝病患悔过迁善以使其舒心解压进而达到消病强身目的，事实表明，劝病法对一些根源于心理性的疾病具有比较显著的疗效。美国医生特鲁多认为医生对病人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中国乡村社会劝病法的案例很值得跟踪研究并予以推广运用。[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