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涵：中长期逻辑的思考

（1）中国制造的创新已经从“点”进入到“面”的阶段，这将是中期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的最大动力；

（2） 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工业应用场景远比其他国家丰富，这是与以服务业为主的发达国家最大的区别；

（3） 产业链的全球重构对中国机遇大于挑战，行业“产能过剩”时市场力量会出清低效率的企业，而多数中国企业在行业中显然属于“高效率者”。

当前中国再次处于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期，短期由于旧动能的减速，对经济有一定的拖累，也带来市场的悲观情绪，但过去70年所建立的工业体系，为中国经济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奠定了长期发展的信心，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中国工业增加值世界第一。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工业增加值（以美元计）自2011年起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从全球制造业分布来看，东亚具有明显规模优势，而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达30.5%，而北美仅为16.6%。对比主要国家的制造业占比GDP来看，中国高达27.6%，而日韩分别为20.8%、25.5%，美欧发达国家中，德国18.9%，美国10.7%，法国9.0%，英国仅有8.7%。（均为2021年数据）

产业链优势更大，中国工业产值是美国的近三倍。相较于工业增加值，工业产值更能反映产业链的规模优势。2022年数据显示，全球工业产值中，美国的占比仅为11.7%，而中国高达32.3%，是美国的近三倍。这一数据意味着，中国制造商品的中间投入部门更多依靠国内自行完成，产业链完备。2019年《光明日报》刊文中提到：“经过70年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拥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重工业基础使中国能避免重蹈很多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覆辙。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一篇报告中提出的概念，阿根廷、巴西、南非等是代表国家。然而，中国和阿根廷、巴西和南非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中国发展工业的路径和侧重点不同。在此前的一篇文章《地产“破局”关键在地产之外》中，笔者曾写道：“建国初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当前中国工业体系完整的基础。”早期重工业发展虽然艰难，但为后期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反而提供了更好的环境。而阿根廷、巴西和南非等经济体则率先发展了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重工业基础不足，使得比较优势产业后期发展也面临天花板。其次，阿根廷、巴西和南非的国民储蓄率（总储蓄占比国民总收入）常年低于20%，而中国在1990年就已达到36%。这些国家资本积累程度不够，而重工业又是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因此缺乏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中国自2010年进入中等偏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之后，截至2022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12850美元，距离世界银行最新的高收入经济体门槛——13845美元仅一步之遥。

中国的工业体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基础。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自给率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见下表）。对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来说，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意味着在将创新想法付诸实施时，不需要再重复“造轮子”，中国强大的工业供应链能够迅速支持其将“新点子”落地。比如，一个手机生产商想要造汽车，最重要的其想法和整合资源的能力，而中国的供应链能够提供大部分的零部件，所以能够很快实现生产。这是其他经济体很难匹敌的优势。

过去几年，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对创新的助力已有所体现。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2023年中国的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 GII）在132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2。相对于经济发展阶段而言，中国的创新表现优异。与中国人均GDP（经PPP调整）相近的经济体创新指数（GII）约在30左右，但中国超过50。而且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投入产出比较高，中国创新投入指数排名第25，但产出指数排名第8。

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2022年11月ChatGPT由OpenAI公司发布之后，由于其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 技术上的突破——实现与人之间高质量的文本互动，使得人工智能技术成为全球的热点，也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新领域。2024年2月，OpenAI公司又发布了另一款AI模型Sora——可以通过输入文本来实现视频制作的人工智能模型，将人工智能技术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但人工智能在美国的应用发展似乎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 AI在社会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应用。但实际上，在普遍认为AI迅猛发展的美国市场，AI技术在美国企业的整体采用率仍然偏低，或者说仍在发展进程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官网2024年5月公布的商业趋势和展望调查数据，当前只有5.0%的企业报告其商品和服务已经使用了人工智能，在未来六个月内计划使用AI的企业占比也仅有6.5%。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行业采用AI的比例差别较大，分行业来看，信息业、专业服务、教育服务是当前AI应用程度最高的前三大行业，其中信息业的AI使用比例高达18.1%，同时房地产、公司管理、金融和保险、艺术与娱乐业、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的AI使用比例也高于或者等于平均水平。而相比之下，部分行业采用AI的程度则比较低，其中制造业中仅有2.8%的企业使用AI，公用事业中甚至几乎看不见AI的使用场景。整体来看，目前美国分行业中AI使用比例高的主要集中在非常依赖数据分析、自动决策以及文字、图像和声音处理的行业——或者说集中于服务性行业，而制造业中AI的普及率仍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经济结构使得人工智能在美国经济中的应用场景主要局限于服务业。任何新兴行业的发展都需要持续的投入，而新的投入也需要实业来买单。从美国角度来看，2023美国GDP中71.7%为私人服务业，若考虑政府部门，则超过80%为非一、二产业。而二产中，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0.3%。在服务业内部，公用事业、信息业、金融和专业服务的平均小时工资较高。从服务业的规模和用工成本两个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何AI在美国的部分服务业中普及率更高。但相对来说，由于工业占比较低，因此美国就较为缺乏人工智能在工业制造方面的应用场景。此外，由于美国服务业吸纳非农就业人数约86%，人工智能的应用不可避免地将对这部分就业人群产生冲击，进而可能会导致潜在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工业体系为人工智能和新技术提供了工业应用场景。而从中国角度来说，尽管目前AI在金融、零售和高科技行业应用较多，但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强大的工业基础可能使得中国在制造业领域的AI应用存在更为广阔的前景和更多的可能性。麦肯锡人工智能团队QuantumBlack早在2022年的研究报告就指出“AI在中国处于市场进入阶段，并有望在2030年前产生巨大影响。一系列人工智能每年可创造超过60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且主要将集中在汽车运输和物流、制造业、企业软件等领域”。由于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人工智能在此领域的应用更多的是“赋能”而非“替代”劳动力，因此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发展在中国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也会低于服务业。

工业应用场景的丰富也为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超越提供了基础。当前AI技术仍在不断发展进程中。相较于文字和影视创作等领域来说，工业领域对于系统在多次运行后的重复误差率的要求很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流行的生成式大模型是否能能够匹配工业的要求仍存在不确定性。而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为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试错”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这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

四、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企机遇大于挑战

过去几年全球产业链重构有加速的趋势，中国企业也加大对外投资。面对国内部分产业外迁，市场也出现了一些对中国是否会面临“产业空心化”的担忧。但笔者认为，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对中国并非是完全负面的。

首先，全球仍有数量庞大的人群具备工业化的需求，这对中国工业体系来说提供了“走出去”的需求基础。截至2022年末，全球人口约80亿人。此前中国企业的出口需求主要来自西方国家。但从人口规模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约为10.6亿人，其经济近年来一直低速增长，工业化进程也接近尾声。而除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经济体拥有近55亿的人口规模，且普遍具备工业化的需求和潜力。中国工业产品的“价廉物美”与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需求契合度很高。在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推进的过程中，来自新兴市场的需求不容忽视。

其次，中国不少工业企业已具备全球竞争优势，“走出去”过程中有望进一步提升全球影响力。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2024》中公布的调查数据，24%的受访会员企业认为“来自中国民企日益激烈的竞争”是在华业务面临的商业挑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相当部分的中国企业已经成为高效率者。行业“产能过剩”时市场力量会出清低效率的企业，而作为具备效率优势的中国企业来说，在这个过程中更多面临的是机遇而非挑战。

第三，市场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可能是过虑了。由于1980-90年代日本产业外移对其经济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因此市场似乎有一种刻板印象——“对外产业转移意味着制造业的衰落”。但从历史来看并非如此，以美国为例，其对外直接投资在90年代明显加速，但同期美国制造业产能的扩张速度是石油危机以来之最，年均复合增速达到4.6%，相较80年代的2.2%提升了一倍多。而且，当前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有几个本质区别。一是市场规模。当前中国14亿人口，但是日本人口约1.2亿人；二是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日本的宏观政策及产业政策的独立性相对较低；三是工业体量。80-90年代日本顶峰时期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约20%，出口占全球比重为8.9%，而中国当前分别达到30.5%、14.4%；四是相比西方国家，中国在政府调动资源“办大事”方面更有经验。

需要指出，“产业转移”这一概念本身是中性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其背后本质上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经过过去的发展，中国人均收入的提升使得部分低附加值产业有动力向外转移，利用海外部分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顺应全球南方经济体“谋发展”的诉求。中国作为第一制造大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一带一路进一步深化，加强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沟通，积极谋求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发展，这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显然都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