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琛伟｜新型生产关系的特点和形成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随后，又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发展，经济发展活力持续增强，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改革激发的强大活力正在逐步彰显。同时也要看到，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势头强劲，正在引发国际产业分工重大调整，重塑国际竞争格局、改变国家力量对比。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既面临跨越赶超的难得机遇，也面临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新形势下，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新型生产关系，全面增强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引导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方向顺畅流动，推动新质生产力在更高水平上进一步实现跨越式发展，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产力理论，二是当今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加速推进，以及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现实背景。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从量变到质变跃迁的必然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是在深刻认识当今时代国内外形势变化，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发展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创新；是在深刻理解传统生产力概念基础上，我们党对生产力本质属性的又一次重大认识突破，为新时代全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突破方向，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也是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实践力量。生产力客观反映和体现着人类自身与对象性活动中外在客观对象之间的关系和力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 “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技创新贯穿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核心所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伴随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先进技术不断融入生产过程，生产力的存在方式和作用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最终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并由此引发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变革。

新质生产力不仅源于创新，而且源于颠覆性技术创新，进而由技术创新引领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深度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变革，由此带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相融合的整个生产方式的系统化升级，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最终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呈现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成为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新的生产力质态。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生产力的一部分，而且是生产力中最先进、最具活力的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关键主体，引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催生生产力的系统性变革，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质生产力体现出有别于传统生产力的突出特点。新质生产力虽然仍属“生产力”范畴，但是已经不再局限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传统形态，而是成为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为核心，符合新发展理念而有别于传统生产力的生产力新质态。

新质生产力的“新”体现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要素上。一是劳动者转变为新型劳动者。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相较于传统生产力的劳动者，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已经实现科技知识和劳动技能的质的飞跃，创新人才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简单劳动”已经很难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饱含高技术的“复杂劳动”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力量。二是新型劳动资料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的核心特征。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成为驱动新型劳动资料的主要力量。数据成为继劳动、资金、技术、土地之后的一种新型要素，能源资源逐渐向饱含高技术的新能源、新材料方向发展，高技术催动生产资料出现质的变化。三是新型劳动对象出现非实质化趋向。传统劳动对象逐渐融入数字化因素，高技术化、非物质化趋向明显。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非实质化的劳动对象，凸显出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突出特点。

新质生产力是新生事物，蕴藏着顽强生命力和强大竞争力。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其发展依靠的也是创新，在技术上主要体现为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表现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发展路径和增长方式。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内在要求，又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支点。努力塑造新质生产力发展新优势，也是加快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领域对我国的围堵、打压、遏制乃至“脱钩断链”的关键所在。

新质生产力发展迫切需要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科技革命与生产关系变革。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的突破提升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革。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都伴随着生产力的大幅提升，而生产力大幅提升又催动生产关系的系统性变革。最为典型的是时至今日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前三次科技革命，乃至目前正在经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每次科技革命都有一个从技术进步到产业变革，到转化为生产力，再到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循环。

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科技革命推动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蒸汽机在当时是一种颠覆性技术，蒸汽机所提供的动力使生产活动摆脱了对水力、风力、畜力等自然力的依赖，提供了“一种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为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新动力、新条件，推动了以商品生产为主的商品经济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历史进程，由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全面取代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由此发生革命性变革。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电力的突破和内燃机的出现，这种颠覆性技术又一次带来工业生产的动力变革和产品创新，石油、电气、化工、汽车、航空等新兴工业部门相继出现，整个工业生产活动迫切需要向全世界范围内扩展，企业借助银行资本扩大生产规模，形成卡特尔、辛迪加、康采恩、托拉斯等垄断组织，金融资本则通过参股、控股、兼并等方式加快推动生产集中并成为金融寡头，最终使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生产关系又一次发生革命性变革。20世纪40、5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以电子计算机应用为主要标志，推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颠覆性技术再一次大幅提高生产效率，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并在全球布局，进一步扩大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各国国家力量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产业竞争中，加剧了国家间的产业竞争，也加剧了各国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各国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生产关系发生深刻调整。

21世纪初，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的出现，拉开了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序幕。新一轮科技革命较之前的科技革命，呈现出一些独有的特点，5G通信技术、量子技术、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并大规模产业化，形成了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是质优，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推动形成的生产力新质态。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新质生产力是包括发展标准、技术水平、体制机制、增长动力、产业结构等在内，整个生产力体系的多层次、多领域、系统化升级，标志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带动生产力水平取得极大突破。

新型生产关系需为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准备”四个方面条件。“新”的生产力质态推动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同时也体现出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迫切需要，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只有更为科学合理的生产关系才能助推生产力向更高层次纵深突破。新质生产力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要素上体现出来的“新”以及有别于传统生产力的“质”，决定了新型生产关系必须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特点，并为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准备”四个方面条件。

一是培育一批高水平创新主体，形成高质量的创新链、产业链，为新质生产力准备创新主力军。新一轮的科技创新已经改变了原来以单个创新主体“单打独斗”为主的创新模式，形成了包括科学发现、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品开发、市场推广等多个环节的有序衔接，产业链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合力研发和转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集成发力的整个创新链、产业链。科技创新和转化的模式变化要求生产关系作出相应调整，为更高水平、更大规模的科技创新铺平道路。二是打造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形成生生不息的人才梯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全新劳动者。新质生产力各要素中，“人”是第一位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大量高水平科技人才、熟练掌握新型生产工具的高水平操作技术人才以及能够综合运用各类前沿技术的高水平管理人才。这就需要新型生产关系能够突出人才的地位和作用，推动这部分人才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实际承担者和主体力量。三是推动构建高标准、超大规模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生产要素市场化高效配置的成熟模式，为新质生产力创造发展条件。每一次新技术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和大幅扩张，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需要以生产要素的高效供给为支撑，特别是需要数据、算力等新型要素的深度融入。新型生产关系应形成适应生产要素形态变化、规模化投入的新型市场化配置模式，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四是塑造人与人工智能的新型关系，形成人与人、人与人工智能的价值伦理，为新质生产力逐步升级拓展空间。伴随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不断升级，“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重要。新型生产关系有可能拓展生产关系的概念内涵，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再包含“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构建人与人工智能的新型伦理关系，是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新型生产关系提出的迫切要求。

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具有四个新特点

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产品分配形式及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等。新质生产力对新型生产关系提出的新要求，决定了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必然具有有别于从前的四个新特点。

新型生产关系有可能部分重构原有的经济、科技体制机制框架。伴随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发展，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已经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作为所有制核心内容的产权，在数据要素领域出现模糊化趋势，数据要素很难划分出清晰的产权。收入分配也不仅局限于传统的按劳分配、按所有制分配、按要素分配，而是表现出按工作流程、按上下游关系、按在生产中是否处于支配地位等多样化新型分配关系。市场失灵领域的范围出现重要变化，传统信息不对称领域逐渐缩小但数据要素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却逐渐凸显，平台经济领域出现“赢家通吃”的新型垄断，经济活动的外部性也在互联网的加持下更加凸显。这些变化都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原有框架下作出相应调整，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方式以及应对垄断、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的相应体制机制都要适应新质生产力变化而作出相应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将由此走向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

新型生产关系不仅调整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进一步拓展到调整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人工智能的出现已经在改变人与机器的关系，人工智能本质上是蕴含高技术的复杂劳动的产物，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人而存在，将来也不排除产生独立智能、摆脱人的控制的可能。基于人工智能的相对独立性，在生产力诸要素中，人工智能既可以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也可以是独立的劳动者。人工智能治理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多元性，特别是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隐私保护、数据产权，以及“是人使用机器，还是机器支配人”等诸多伦理问题，还需进行深入研究，再以法案的形式明确下来。在这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走在前面。2019年，欧盟就发布了《可信赖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2024年3月，欧洲议会表决通过欧盟《人工智能法案》；2022年10月，美国发布《人工智能权利法案的蓝图》，都在探索调整人与人工智能的伦理关系。目前，我国已经成立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工信部科技伦理委员会、工信领域科技伦理专家委员会，在未来的新型生产关系构建中，将对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研究和调整。

新型生产关系必然高度符合科技创新活动的规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特点就是创新，科技创新一旦成功，就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推动作用。科技水平及科技人才水平已经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就决定了新型生产关系必须满足科技创新的需要，充分尊重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创造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机制、科研服务和保障机制、激励创新的科研评价机制，全方位营造让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科研生态，创造适合科技创新的物质条件。同时，科技创新也面临着极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巨大投入并不必然产生预期的科研成果。因此，新型生产关系既要有利于为科技人才创新突破提供坚强的物力支持和体制机制保障，又要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可能产生的创新风险。

新型生产关系不仅包括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科技体制，也包括更高效的新型生产要素配置体制机制和新型生产组织方式。伴随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质的变化，生产组织方式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生产运营线上线下协同组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越来越深。要素配置越来越精准化、协同化、系统化，数字技术提升了要素供求的匹配度，数据网络提高了供需信息的透明度，数字平台大大加快了要素配置的效率。由此，新型生产关系也越来越凸显出数字化、市场化的特点，能够更加高效地协调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迫切需要解决两方面主要问题

形成新型生产关系的主要目的在于打通制约新质生产力的堵点、卡点，扫除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切障碍，构建所有制、分配、市场主体、要素配置、市场建设等领域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让各类优质生产要素高效、顺畅地向新质生产力流动，提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整体水平，让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关键引领作用，带动生产力大幅提升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照新质生产力对新型生产关系的主要要求以及新型生产关系应具备的主要特点，构建新型生产关系迫切需要解决“创新”和“质优”两方面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

关于“创新”：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制约了科技创新步伐，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近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发展，一系列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彰显了改革激发的强大活力。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原创性技术、颠覆性创新成果仍然不足，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一些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还受制于人，科技人才仍然短缺。科技创新领域诸多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不完善造成的，科技领域的生产关系还未能适应科技创新快速推进的形势要求，主要表现为科技、产业、资本循环不通畅，教育、科技、人才循环不通畅，人与人工智能的伦理关系尚未理顺，人与人工智能协同作用的体制机制尚未构建起来，相关联动衔接体制机制存在堵点、卡点，难以支撑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作用仍未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多头管理问题突出，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教育部等各部门科技管理职能交叉与职能空白并存；科技创新主体能动性不强，科技创新激励机制还不完善；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益不高，科技成果转化、实现产业化、带动生产力提升的能力不足；科技创新资源分散、重复、低效的问题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目前，亟需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打通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通道，将科技创新的“新动能”作用充分释放出来。

关于“质优”：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使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关键主体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问题总体可以概括为两大类，一类是市场主体发育问题，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滞后，既阻碍了国资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另一类则是市场体系建设问题，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边界仍不清晰，要素市场建设相对滞后，垄断现象仍然存在。具体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干预依然偏多，政府直接或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市场体系仍不完善，难以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电信、电力、交通、金融、能源资源领域还存在部分垄断现象，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全国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建设还面临一些行政壁垒和人为障碍，区域和城乡要素分割依然比较突出；一些国有企业存在的活力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仍未根本解决，国企委托代理难题仍未破解，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仍需优化，国资管理体制仍需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公平发展和平等竞争依然存在诸多障碍，“玻璃门”“弹簧门”之类的所有制歧视仍然存在；产权制度仍不健全，距离市场经济体制对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一些领域产权保护体系仍需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市场资源配置错位，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仍不清晰。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新型生产关系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最终还是要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特点和要求，以实现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关键是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着力解决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突出问题，加快形成高效的新型要素配置方式、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构建保障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体制机制。

打造充满活力的新型科技创新生态。充分遵循科技创新规律、科技管理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一方面，在科研成果不能市场化或难以市场化的原创性基础研究领域，要构建“让科研人员舒心的科研生态”，创造宽松自由的环境、尊重信任的氛围、广阔充分的前景、服务科研的机制、激励创新的制度、科学评价的导向、丰富易得的资源和无后顾之忧的保障，不仅要留住科研人员的“人”，更要留住科研人员的“心”，让科研人员充满希望地、满怀热情地、宽松自由地进行科学研究活动。另一方面，在科研成果具备市场化价值的应用研究领域及部分基础研究领域，要完善“以市场激励为导向的高效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依靠市场机制配置科技资源，加快建立主导产业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生产、教育、科研深度整合，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化技术创新体系。

集中力量突破受制于人的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一方面，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现代化重大创新工程为牵引，在重要领域加快打造高水平的国家实验室，着力突破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不断提高重大创新工程建设效益，协同实现整体性能最优、综合效益最大的发展目标。政府要加大支持、协调和引导力度，用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抢占科技创新战略制高点。另一方面，集中资金、技术、人才力量，破除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明确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着力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问题上下功夫，努力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构建数字化、市场化的新型要素配置方式。一方面，推动数字技术赋能要素配置。针对数字技术使要素匹配更加精准、供需信息更加透明、配置效率更加高效的新变化、新特点，构建数字技术赋能的新型要素配置方式。特别是加快推进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打破数据和信息壁垒，推动不同主体间、不同区域间、不同领域间数据资源安全开放共享，强化数字平台的常态化、制度化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高数字平台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以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打破影响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抓手，引导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方向顺畅流动，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

形成适应数字技术快速升级趋势的新型产权关系。一方面，加快探索数字产权等新型产权确权授权方式，优化多元主体数据产权配置结构，建立科学合理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确保数据要素市场有序运行，切实保障数据权益，实现数据高效流通，预防数据产权纠纷。在此基础上，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数据产权收益分配制度，实现数据开放、利益共享。另一方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建立与国际接轨、适应我国发展需要的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整合现有行政管理资源，成立集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于一体的综合行政管理部门。改革和完善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司法鉴定制度，不断加强审判队伍的专业知识储备，增强专业化的审判力量，建立和完善人民法院的知识产权专业审判组织，有条件的地区尽快成立知识产权法院。

塑造更加高效、和谐、符合科技伦理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在所有制、收入分配等生产关系的主要领域，研究探索数据要素产权、隐私保护、数字伦理等数字治理领域的核心问题，明确产权模糊化的数据要素领域收入分配方式，通过法律形式塑造新的生产力质态下的主要社会关系框架。另一方面，在规范新型生产关系秩序方面，还要加快推动加强和完善对技术创新的监管。技术创新速度之快，已经超出传统监管体系的约束能力。规范技术创新带来的秩序问题，已经成为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当务之急。伴随技术进步的快速推进，要有针对性地推动监管技术突破，动态查找传统监管手段难以达到的“监管难点”，规范和解决数字技术使用中的透明度、安全性和问责制等关键问题，逐步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秩序。（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4年第9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