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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河，男，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葛素华，女，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医疗卫生事业亟待发展。鉴于当时缺医少药的现实国情，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传统中医药学，并充分发挥其治病救人的作用。作为祖国宝贵的医学遗产，散落在民间的秘方、验方、单方等中草药药方对于基层民众防病治病、保障其生命安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54年中共中央即强调指出，数千年来中医中药在中国人民与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存续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其后数年间，各地各级党委领导广大民众积极开展了收集民间药方的工作，并逐步演变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民间药方收集运动。收集民间药方不仅直接关乎祖国医学遗产的弘扬与广大民众的生命安全，还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开展，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献方方面。学者们多从中医献方的视角，对中医献方的历史脉络和献方特点进行梳理和探讨，抑或从某中医学院的教职工献方或者献方的当代进路的角度进行阐释，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共党史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尚付阙如，对当年党和国家如何开展药方收集，又产生了何种成效与历史影响，均缺乏具体分析。鉴于此，本文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出发，结合相关医疗卫生史志及老旧报刊资料等对这一时期民间药方收集的具体开展过程进行系统梳理，并借此考察药方收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与社会建设的互动关系，以期能对相关研究有所助益。一、民间药方收集的历史背景与组织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领导开展的药方收集工作与当时国家的卫生工作原则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如鼠疫、结核病、血吸虫病、地方性甲状腺肿等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急需得到改善。而当时全国的医药卫生技术力量较为薄弱，药品供应常常捉襟见肘，绝大部分化学药品国内不能自制。正是基于这种医疗卫生局面，党中央领导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大卫生工作原则，即：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这四大原则分别解决了卫生工作者所应采取的立场，卫生工作所应有的重点，卫生部门所应团结的力量以及全面地推行卫生工作所应采取的方法等问题，从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建设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时期的药方收集即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工作原则的指导下渐次展开的。然而，党中央领导制定的“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原则当时并未引起卫生部门的足够重视。直到1954年6月毛泽东提出必须积极地加强中医工作的口头指示之后，卫生部门才开始重视这一工作。同年7月3日，卫生部党组《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请示报告》指出：“系统地整理我国旧医学的经验，提高到科学理论的地位，以求对新医学有所增益；以及团结旧医工作人员为广大人民服务，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该报告的附件“加强中药工作方案”部分明确提出，卫生部应负责“收集验方、秘方加以研究整理，检验药物的优劣赝伪，鉴定效能，加强品质管理”，并“准备人力物力，通过有关部门，即逐步进行”。这是第一份明确提出由卫生部负责收集、整理和研究民间药方的文件。紧接着《人民日报》于10月20日又发表社论指出：“要切实改进中医工作，首先必须坚决纠正卫生行政领导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轻视祖国医学遗产、忽视中医中药对我国人民的保健作用的严重错误，积极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学。”再次强调了党中央对中医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关键所在。11月23日，党中央在其批转的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中又强调，卫生部门必须要十分珍视祖国的中医中药这一民族文化遗产，“坚决贯彻‘团结中西医’的政策”，“搜集和整理民间的秘方、单方”，“吸收其中一切合理的有效用的部分并加以继续改进和提高，借以丰富现代的医学科学”。在党和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领导下，卫生部开始高度重视并开展全国性药方收集工作，将其上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看待。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药方收集工作是由专门的卫生机构来负责组织安排的，尤其当时的各级卫生部门、中医药研究机构以及部分中医药院校等是这一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强大组织力量，而卫生部及其领导的中医研究院则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医工作，1954年6月毛主席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提出，中医研究院的主要任务是“由中西医合作，对中医中药知识和中医临床经验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同时负责搜集和整理中医中药书籍（包括民间秘方单方）”。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进行中医药的研究工作，是发掘祖国医学宝藏、整理和推广中医经验的一项必要的措施。1955年12月19日，由卫生部直接领导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在北京正式成立。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等报刊也刊登文章，倡导各地成立地方性的中医研究机构，“整理祖国医学遗产的任务，仅仅靠中医研究院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发动全国各地中医中药研究部门共同进行研究”。同时“各个地区应当创造条件，设立地方性的中医中药研究机构”，以进一步壮大收集和整理民间药方的组织力量。从1955年底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地方各省纷纷成立省级中医药研究院所，特别是广大的中东部地区集中建立了一批后来颇有影响的中医药科研机构，如广东省中医研究所、河北省中医研究院、江苏省中医研究所、河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等。据有关资料统计，至1963年全国各省几乎都建立了省级中医药研究院所，数量达33个之多。此外，部分地市、中医药院校及中医医疗机构亦成立了相应的中医药研究所、研究室等。而伴随着上述综合性研究机构的建立，作为其重要补充与完善的专科研究院、所也相继成立，主要有西南中药研究所、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河南省平乐正骨研究所等。地方性中医药研究机构的相继建立，为药方收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基层组织保障。二、民间药方收集工作的具体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民间药方收集以1958年为分水岭，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药方收集处于初步开展阶段；后期则随着国家宣传动员会议的接连召开，加之河北省在这方面所起的标杆作用，最初收集对象有限的药方收集工作逐渐演变成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运动。1.民间药方收集工作的最初开展根据1954年党中央发出的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精神，各省、市纷纷召开中医代表会议，开始认真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并且陆续进行民间药方的收集工作。当年10月，华东地区和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召开，有不少著名的中医师“介绍了临床治疗经验和试行有效的验方”。同月，甘肃省为加强中医工作召开全省中医代表会议，会议“共搜集验方800余个，将其中395个汇集成册”。1954年福建省第一届全省中医代表会议及各县、市中医代表会陆续召开以后，因“受中医政策的感召和鼓舞，许多代表主动地献出秘藏的单、验方”，其中“有不少方药效果显著，但未被公开、研究或推广”。总之，由于各省、市对党的中医政策的贯彻落实，各地先后展开的民间药方收集工作进展颇为顺利。而为了进一步推动民间药方收集工作的开展，1955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明确提出“整理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是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强调要搜集和整理民间验方、单方，以使它们提高到现代的科学水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首次召开的关于开展药方收集工作的全国性宣传动员会议，进而使得药方收集工作最终被纳入国家议事日程，从此开启了这一时期全国范围药方收集工作的序幕。有资料显示，此后至1958年年中，全国共有“19个省及自治区开展了中医药验方的搜集整理工作，并编写了各省、自治区验方集”。例如，河北省从1954年贯彻中医政策开始到1957年前后，“共收集各种药方两万多个，并从中择优整理出版两本验方汇编”。河南省从1954年就开始了秘方、验方的整理研究工作，1955年2月该省首届中医代表会即收集整理秘、单、验方3549个。1957年河南省进一步贯彻了党的中医政策，收集整理出版了《河南秘单验方汇编》四集。“云南省卫生厅早于1955年就开始收集民间验方、秘方，又于1956年11月召开‘云南省第一次中医代表会议’，时出席会议的各族中医药代表”“纷纷贡献了宝贵的验方、秘方”，“经云南省中医院研究室整理编辑成‘云南中医验方’第一辑和第二辑”，其中包括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等单方共1794个。应该说，在当时各地党和政府的介入下，初期药方收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时药方收集的对象仅限于民间的中医业者，尚未发展成遍及各行各业的群众性运动。尽管如此，上述药方收集工作的开展以及取得的成果仍为此后全国各地深入开展的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奠定了基础。2.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的宣传动员全国范围的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始于1958年。是年召开了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议和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这两次会议都提出了开展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的意见。此后，在河北省的示范带动下，全国各地的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议大力倡导开展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在当年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的时代大背景下，卫生部也要求医药卫生界紧跟时代步伐。1958年6月，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在中央卫生部机关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指出，“医药卫生部门必须打破一切陈规，革新技术”，努力促进卫生工作的全面发展和进步。9月8日至19日，为了检查几个月来医药卫生界技术革命的开展情况，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检阅和交流了卫生部门技术革命的情况、经验和成就，其重点话题之一即是中医学对防治疾病的巨大作用。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展览会也同期举行。展览会“收到了并展出了7401件展品”，其中如贵州省卢老太太治疗慢性肾炎的秘方等一批中医秘、验方在展览会上受到极大关注。9月19日，徐运北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技术革命“必须搞群众运动”，同时“党的领导”和“政治挂帅”“是技术革命能否实现的根本关键”，因而他号召要“掀起一个群众性运动来搜集民间的单方、秘方、验方”，并强调民间流传的秘方、单方、验方是“祖国医学中的珍宝，我们一定把他收集起来，加以整理，使之发扬光大”。此次会议后不久，毛泽东在1958年10月11日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学习班的批语中强调：“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1月18日，中共中央将该批示转发给上海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研究执行。11月20日，该批示连同卫生部党组的总结报告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第1版和第6版，而此时恰值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召开。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前期药方收集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毛主席特地批语明确支持此项工作的开展，进而推动在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上发出“开展群众性的采集秘方、验方运动”的倡议。由上可见，在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发出该倡议之前，卫生部即已动员掀起一场群众性的药方收集运动，并且得到了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可以说，党中央的重视是促使药方收集工作走向群众性运动的政治推动力。需要说明的是，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议后，1958年9月、10月河北省卫生厅即发起了全民采风运动，“口号是：人人献计，个个献宝，把散在民间的东西挖深、挖透、挖光”。据不完全统计，到当年10月底“已采集单方、土方达162000多件”。河北省的率先垂范得到卫生部的肯定，亦成为此后其他地区效仿的榜样。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强力推动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为了充分发挥河北省在落实党的中医政策方面的示范带动效应，1958年11月17日，卫生部特地在保定召开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的相关党员负责干部共3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工作报告中强调了今后中医中药工作“应该在各地党委领导下开展一个群众性的采集验方秘方的运动”，同时“要派人深入群众中求贤、访贤，进行采风”，且“对采集的秘方、验方中西医师都有责任进行整理研究，加以推广”。可以看出，这一意见是对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议上关于收集民间药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此次会议的召开，为推动药方收集工作在各地的全面开展再次吹响了号角。虽然全民性的药方收集运动并不是从此时才开始，但这次会议却掀起了全国范围群众性药方收集的高潮。“河北省为了配合这次会议的召开，在当时的省会保定市同期举办了‘河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向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汇报本省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情况。”该展览会共分红旗、采风、回春等5个展馆，“展出展牌1491块，实物1388件，验方16万余张”，全面介绍了河北省中医中药工作取得的成就，尤其是采风馆所展示的药方收集和采风成果方面的内容，为其他省份开展相关工作树立了榜样。会后，“河北省卫生厅编辑的《河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医药集锦》，汇集了临床各科单方、验方和土方”。同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民间药方“很大部分还流传在民间，必须很好地把它挖掘出来加以研究整理”，并“把试用有效的药方先行推广”。《人民日报》作为党和国家的主流舆论宣传阵地，其对于民间药方收集工作的重视和宣传，为全国民间药方收集运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质言之，这两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开展群众性的采集秘方验方运动的宣传动员，河北省的示范带头作用以及党报的舆论宣传，为全国范围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强大助力。3.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的全面开展为了深入贯彻会议精神，各地积极响应，纷纷开展全民采风运动。例如，1958年12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要求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开展一场收集民间药方的群众性采风运动，“各地应结合目前生产等中心工作，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座谈会，号召献方、亮宝，并责成医务人员进行分类整理”，同时要求各县“把有效的单方、验方汇集成册，以便研究推广”。河南省于1959年也开展了全民采风运动，仅一年间即搜集药方100多万个，“大部分县出版了‘验方汇编’，省出版《锦方汇编》三册”。河北省卫生厅“组织全省采风访贤活动，搜集大量土单验方，于1960年前后陆续印刷出版《十万金方》，针灸、麻疹、传染病等专集多册”。上海也于1958年冬季成立了领导小组，“广泛开展群众性的采风运动，并在短时期内发掘收集了散佚在民间的秘方、单方、验方和专门医疗技术近10万方”。同时，根据卫生部下达的《关于整理研究推广秘方验方的通知》精神，“上海各区县采取边收集、边试用、边整理、边提高的方法，及时将诸多医方整理汇编后刊印各类单方、验方汇编达20余辑”。同年，湖南省还结合除害灭病工作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中医中药采风运动。湖南省委除害灭病领导小组要求各地广泛收集和挖掘散在民间的和广大中医手里的药方等。经过湖南各级党委的宣传动员，到1959年4月“广大中医已献出秘方、验方、民间单方、孤本、遗著20余万件”。广东省也于1958年动员“各地老中医总结和整理自己的学术经验，全省共收集了300多万条单方、验方”。福建省亦于1958年开展了采风运动。据不完全统计，至当年11月底福建各地共收集到各类中医药方70多万件，其中厦门市医务工作者受党的政策感召，在一个多月内即献出各种药方34万多件，内有许多祖传几代、疗效很高的秘方。此外，1959年2月15日甘肃省召开中医中药工作会议，会上着重强调了大力开展民间药方收集运动这一事项。同年11月25日，甘肃省召开祖国医药学资料搜集审编委员会议，总结9个月来的成绩。据统计，到当年底兰州市已收集锦方2万多个；天水市收集锦方2.5万个；武威县收集锦方4000多个，医书抄本800多册；兰州医学院收集锦方5万多个，膏药方1600多个。“审编委员会整理1000多个锦方，先后编印《甘肃省中医验方集》三卷，精选40多个锦方交各医院临床试用。”此外“兰州市以市中医院为核心，成立祖国医药学研究编纂办公室，整编了《验方汇集》三本共1200多方，《中医病案汇集》一本”。上述各地开展的全民采风运动收获颇丰，不仅收集了大量的民间药方，而且还注重对其进行整理研究和推广，从而有利于弘扬祖国的医学遗产，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提供有力医学保障。除了各地政府积极开展的群众性药方收集运动之外，各行业、各系统也都积极参与其中，药方收集范围不断扩大。为落实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精神，1958年12月13日，铁道部党组在北京召开全国铁路中医中药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开展收集单方、验方、秘方的群众运动，1959年全路要收集20万锦方”。又如，1959年天津市药材公司也在公司领导的宣传动员下，广大职工“不分昼夜，投亲访故，寻师求友”，共计采集各种药方10.2万件，“其中许多是祖传、秘传或从不公开的”，如治疗小儿麻疹、破伤风、百日咳、高血压等各种各样的药方。同时该公司对收集的药方还进行了整理和试验。由上可见，全国群众性药方收集工作的顺利展开，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同时也得益于党的群众路线和理论结合实际的工作方法，是各地党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的结果。毋庸讳言，这次全国性药方收集工作的顺利展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能力、社会动员能力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三、民间药方收集的成效与影响 民间药方收集不仅是一场党和国家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而开展的医疗活动，同时它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推动我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增强民众爱国主义思想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第一，民间药方收集工作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党和政府收集民间药方的目的是“扩大实践，解除人民的病痛，为人民的保健事业服务”。从保障民众生命安全以及身体健康的角度来看，药方收集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时全国各地收集的民间药方不计其数，涉及临床各科，较为集中、疗效突出的是中医外科（包括皮肤科）、寄生虫病、毒蛇咬伤、跌打损伤、骨折、癫痫及流感等。如在1956年春季三个月间武汉市郊区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组用中医公开的多种秘方，治愈了一大批血吸虫病人的腹水症状。1956年7月，江苏省南通市中医院整理鉴定了中医季德胜主动公开的专门治疗蛇毒的特效中药方，此药方可以治疗各种毒蛇咬伤和其他毒虫咬伤的中毒病症，疗效显著。此外，1957年冬季至1958年春季，河北省保定专区流感大流行，患者用民间药方管仲泡水喝和用民间针灸方法治疗，流感流行得以迅速控制。又如，在全民炼钢铁运动中，福建省中医研究所针灸研究室主任陈芑洲老医师献出的治疗烧伤的验方，先后治好100多个严重烧伤的病人。这些药方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都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二，民间药方收集有助于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推动我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为维护中国人民生命与健康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继承和发扬这份医学遗产，刻苦钻研其学理与实践经验，逐步提高其学术与医疗水平，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此为中国医学界的一大重任。中医药的疗效乃有目共睹，表明中医学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也缺乏系统的科学理论。因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基本问题，就是通过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渐使其和现代科学理论逐步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总结其临床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医学研究角度来说，很多中医民间药方蕴藏有许多尚未被发现的理论和规律，具有很大的科学价值。大量地掌握这些理论和规律，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新医学。诚如徐运北在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报告中所言：要“加强中医药研究工作”，因为这项工作是“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发展医学科学，实现中西合流创造中国新医学的重要环节”。这也是对民间药方进行整理研究和推广能够引起卫生部高度重视的原因所在。1959年3月18日，《健康报》发表社论指出：“各地在继续广泛开展采风运动的同时，应该迅速地把验方、秘方的整理、鉴定、试用和推广工作抓起来，以使采集到的验方、秘方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同年6月12日，卫生部又发出《关于整理研究推广秘方验方的通知》，指出对现在已经收集到手的秘方验方，必须组织中医药研究机构切实进行整理研究，强调对于确有实际疗效的秘方验方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推广应用。部分地区亦注意对收集到的药方进行整理研究和推广。如“河北省已建立起全省性中医研究网，整理研究和推广已收集的药方”。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后即“对几年来先后收集的单方、秘方初步进行了整理工作，选择其中450种单方，编成‘中医验方汇编第一辑’，其目的在于通过各地医疗机构以及广大中西医务工作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临床上选择应用”，以对这些药方的适应症与确切疗效进一步获得证实与肯定，“从而达到推广应用和进一步研究”。显然，这对其后甚至是新时代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推动我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第三，药方收集对于增强民众的爱国热情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群众性药方收集中，有许多中医纷纷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主动地向党和政府献方、献宝，决心为弘扬祖国医学遗产而奋斗。如河北省老中医王彦明深受药方收集运动的鼓舞，把祖传三世、用珍珠和琥珀等十几种名贵中药制成的“紫霞杯”捐献出来。随着药方收集的深入开展，广大中医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很多中医被选举为人民代表和政府委员，1959年仅河北全省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政府委员的中医就有1868人。因而，广大中医怀着对党的热爱，以饱满的精神加入了国家生产建设的行列。贡献秘方的民众也大多是怀着一颗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心，才把世代相传的秘方贡献出来。1958年贵阳医学院在拜访“土专家”时发现贵阳市居民卢老太太有六代家传秘方可治疗慢性肾炎。卢老太太全家则感恩于党和政府的殷切关怀，“慨将此祖传六代秘方献出”。福建省的张红妹有专门处理产妇胎盘不下的良方，且曾治疗2000多病例，疗效在95%以上。1958年底，在当地党委和卫生部门几度上门求教下，张红妹深受感动，为感谢党和政府的关爱，主动献出良方。可见，药方收集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威望。余 论 承上所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民间药方收集是在当时党和国家“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原则指导下进行的。正是由于党和国家认识到数千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对保障基层民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作用，因而非常重视对祖国传统医学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并领导开展了民间药方收集工作。药方收集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由专门的卫生机构负责组织，各级卫生部门和中医药研究机构等是其顺利开展的组织保障。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体系和社会动员能力是促使局部的药方收集工作成为全国范围的群众性药方收集工作的重要因素，而1958年以来的社会大背景以及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议和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的召开则共同促成这次药方收集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在那成千累万的来自民间的药方中，“有不少是曾经经过广大人民反复实践和提高而发展起来的，它们对于很多疾病，包括疑难病症，都有很高的疗效”，但不容否认的是，也有些药方“却只经过单家独户的几代秘传或少数人秘传，可能有失实或错漏，甚至以讹传讹”，可能“还有某些药方有不尽科学之处”，“实际疗效很小或者没有疗效，甚至有的还夹杂了某些有害的迷信成分”。这样精粗混存的情况显然不利于推广应用。简言之，作为广大人民群众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积累，这些民间药方有精华亦有糟粕。因而，卫生机构有必要应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对所收药方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工作，并做必要的鉴定和临床验证。同时，相关的推广应用工作也“必须与中医的辨证论治相结合”。因此，我们要客观地认识民间药方收集对民众健康保障的成效。另外，由于时代大背景的影响，虽然各地当时收集了大量的民间药方，但部分地方却存在追求药方数量，未能及时地对所收集的药方进行有选择、有重点的整理的情况，例如在关于药物的名称、品种、服用剂量、禁忌及不良反应等方面未能完全摸清情况。这显然不利于中医学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人民健康的维护。这也是1959年6月12日卫生部《关于整理研究推广秘方验方的通知》出台的背景。该通知为各地如何整理研究已收集的秘方、验方以及推广有确切疗效的药方提供了遵循。尽管如此，药方收集所唤起的群众踊跃参加的热情，在当时确实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药方收集对此后人民卫生健康事业的进步乃至当今的健康中国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颇为深远的社会影响。编辑：何参 长亭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5期“历史与文化”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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