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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易寒:社会资本友好型城市:重建爱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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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

  有过乡村生活经历的人,总不免觉得城市太冷漠,人与人的距离感太强,戒备心太重,人际信任偏低;而在弄堂、胡同里长大的城里人,也经常会对昔日紧密的邻里关系产生怀旧情绪。
在城市里,人们遇到老人摔倒,往往会犹豫着要不要扶一把。“扶不扶”被媒体和公众解读为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问题,但实际上,这可能与道德水准无关,而是一个社会资本问题。社会资本是人们基于长期的交往所形成的信任、互惠与合作。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彼此知根知底,看见老人摔倒而不扶会面临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扶了不仅符合公序良俗,也不大可能被讹诈。相反,城市社会是一个巨型陌生人社会,你不知道你扶起来的是怎样一个人,信息不对称使得帮助陌生人的风险陡增。
  城市社区以公寓为主要的建筑形态,居住密度很高,人际交往却是低频率的。不仅城市空间被各种各样的围墙、大门和栏杆分割开来,而且在封闭式社区内部,邻里也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不是一个社群概念。城市社会也是一个高隐私社会,一方面给个体带来自由,譬如单身、丁克的自由,即便是熟人、朋友之间也会小心翼翼地尊重彼此的隐私;另一方面,也给城市社会造成低信任的问题。城市是一个权利优先的社会,群己边界是清晰的,具有更强的个人主义倾向。权利优先观念要求个体与个体之间彼此独立,个体不再依附于集体或社群。于是,我们在城市里,更容易看到原子化的个人。
  资本友好型的城市空间安排
  为什么中国城市的社会资本存量很低,人们遇到陌生人的求助不愿施以援手,甚至避犹不及?在笔者看来,这或许与中国城市的空间安排有关。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一些城市越来越成为一个资本友好型的城市,而不是一个社会资本友好型的城市。所谓资本友好型城市,就是说城市的空间安排、空间利用、空间开发首先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城市空间作为家园的意义、作为社会交往媒介的意义被边缘化。土地几乎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商品,一件被资本竞逐的拍卖品;然而,按照波兰尼的理论,土地只能是一种虚拟商品,虽然土地有价格,可交易,但土地是人类赖以栖息的家园,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
  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资本开始参与城市空间的安排,不同于单位制下居民区有大量的共用空间;在新兴的封闭式住宅小区,“私密性”成为了商品房的附加值。一个住宅区的封闭性越强,越是门禁森严,越能将外来者拒之门外,甚至不同楼栋、不同楼层都无法串门,房价往往越高。别墅之所以价格高昂,除了面积大之外,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别墅对于空间的独占性/私密性,尽可能不与其他住户分享空间。
  以电梯为例,一梯多户被认为是低端的标志,在两梯两户与一梯一户之间,业主们往往更加青睐后者,因为后者将邻里之间的接触概率最小化了。这样空间安排的变化实际上是“不鼓励”“不利于”居民之间发生接触或交往的。小区的私密性被资本包装为一种高端的商品,服务于利润最大化的需要,而私密性又导致了社交的最小化——住在同一个高档小区的同事或朋友,要在小区里邂逅也常常是个小概率事件。这不是资本的目标,而是资本运作的附带后果。
  2012年至2019年,笔者对上海城乡结合部的J镇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J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资本友好型城市的典型案例。J镇位于上海市的西部,S区的东北部,面积约30平方公里,距离市区18公里,为三个郊区的交汇处。本世纪初,J镇是一个只有3万人口的小镇。2003年左右,J镇的房地产开发开始迅猛发展,特别是地铁规划出炉之后,人气更加暴增。2006年底,除4386亩优质农田以外,土地资源几乎开发殆尽,其中工业用地13614亩,住宅用地11086亩。2007年,连接S区与市区的地铁线开通,J镇的地铁站距离徐家汇仅有8站,到浦东陆家嘴也很便利,J镇的人口规模呈爆炸式增长。截至2012年7月,该镇户籍人口4.06万人,而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多达20.69万人,境外人员0.47万人。据镇人口管理部门估计,J镇的实有人口接近35万。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J镇政府急功近利地把土地资源开发殆尽,为房地产开发推波助澜;但在大规模兴建住宅区的同时,却没有要求开发商预留足够的土地,用于建设住宅区配套公共建筑。开发商本应按照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在住宅区土地范围内与商品住宅配套修建各种公用建筑,主要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服务、金融邮电、社区服务、市政公用、行政管理及其他八类公用建筑,但由于缺乏政府监管,J镇的配套公共建筑严重不足,新建居民区的生活便利度不够,公共资源异常紧张,社会矛盾也变得尖锐。
  大量人口的导入导致了J镇公共资源的紧张:一是教育资源短缺。J镇只有3所公办幼儿园和6个办学点,可接纳2350名儿童,民办幼儿园11所,在园儿童3000人,无证的学前幼儿教育点多达41所,接纳了4000多名儿童。预计到2012年9月,至少有1100名儿童无法就地入园。面对无证幼儿教学点,教育行政部门陷入两难处境,若贸然取缔,会导致大量儿童无法入园,若听之任之,又存在火灾、食物中毒等安全隐患。二是社区医疗资源不足。根据上海市的规定,人口超过10万人的镇,每新增5万~10万人口就应增设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人口超过30万人的J镇,虽然实际规模接近一座中等城市,却只有1所二级乙等医院和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是公共交通设施配套滞后。公交站点到居民小区的“最后一公里”交通配套无法满足社会需求,车辆非法经营问题严重;通往中心城区的道路经常发生交通拥堵,此外,还存在大量低等级公路,给市民出行造成了极大不便。
  等到J镇政府意识到城市规划的不足,希望增加公共设施供给时,发现没有可用的土地资源。地方政府有财力也有意愿兴建学校、医院,但没有空间。以中产阶级业主为代表的市民,对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状况有不满情绪,一部分人选择用脚投票,搬迁到其他区域,另一部分人则在线上发表言论,在线下组织维权。
  如果说J镇的案例告诉我们,城市规划必须平衡资本与民生之间的关系,那么“永康路酒吧街的案例”则告诉我们,城市规划如何平衡“烟火气”与市容卫生的关系,以及游客、住户与商家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
  永康路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全长只有600米,酒吧街则位于永康路东段,长不超过50米。永康路曾经是著名的马路菜场。2010年,为解决脏乱差问题,永康路进行了业态调整,将马路菜场转移至新建的复兴中路菜场。整治后,永康路开始以文创业态为主,法国人在此开了一间带有巴黎大街风情的画廊。虽然画廊没有维持多久,但带动了来沪寻梦的外国人的热情,纷纷开了西餐、日本料理、酒吧。到2013年,永康路人流量激增,成为沪上知名的酒吧一条街,每天晚上人流如织,人声鼎沸,特别是一些外籍人士对永康路流连忘返,永康路也成为“网红打卡地”。
  然而,永康路酒吧街引发的噪音扰民、交通堵塞、治安等问题,也让这条街上的居民寝食难安,不断地投诉也迫使徐汇区政府于2016年将永康路列入全面整治范围,要求业主恢复房屋结构、调整业态、取缔上街经营、停止酒类经营,恢复历史建筑和街区功能形态。随后,永康路的酒吧逐渐消失。现在的永康路,主打简餐、甜品、咖啡、设计珠宝、花店等静态作业的小资空间,街区变得安静,人气也大不如前。
  在商业空间与居住空间“混搭”的老城区,夜间经济应该如何兼容不同利益群体的偏好、诉求?有人认为应该对商业空间与住宅区进行适当的区隔,譬如,石库门、吴江路、巨鹿路FOUND158下沉式广场;也有人认为,恰恰只有居家的“烟火气”才能对冲商业气息,让城市变得更加自然,更有味道。
  在旧城改造、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如果一味地追求美观,整治“破墙开店”、街道夜市和非正规市场,势必会导致传统社区小商业的日趋没落。传统的社区小商业如临街商铺、社区小卖部、理发店等具有很强的促进社会交往的功能,居民会在此聊天、赊账、聚会,从而创造更密集的社会网络,但社区小商业逐步被24小时便利店为代表的连锁企业所取代。这些标准化的连锁企业更多地面向“无面目化”的消费者而非“熟人化”的街坊邻里。便利店的“便利”本身就体现了资本的效率最大化逻辑,以最经济的方式达成目标,不要有多余或冗余的行为,而邻里之间的社交(区别于商务社交)在资本那里恰恰是无所事事的、可有可无的行为。
  以社会交往为中心的空间安排
  资本友好型城市崇尚效率、崇尚竞争、崇尚工具理性,而社会资本友好型城市则必须创造闲暇,创造无功利性的社交。
  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批评了城市规划中的男性视角。作为一名女性建筑师,她不那么关注街道的宽阔程度、笔直程度,而是关注街道的社交属性,人们是否因此而熟悉,街道是否安全,且方便母亲们推着婴儿车漫步。在她看来,街道不是城市的血管,而是神经网络。城市的多样性与人口密度互相强化,形成良性循环。人气比建筑物本身更重要,这是一种以人城市治理思维指向抽象的个体、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的个人;是便于管理的城市而非宜居的城市,是竞争的城市而非友爱的城市。
  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美、日等国兴建了大量的“口袋公园”(Pocket Park),包括各种街心公园、小型绿地、社区花园等。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市更热衷于兴建大型公园。大型公园更适于组织大型集体活动,而“口袋公园”则更有利于周边居民的社交活动。中国城市里常见的广场舞扰民现象,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城市里社区广场和街心公园的匮乏。从大型公园到“口袋公园”,其实就是从资本友好型的城市转向社会资本友好型城市,从以资本增殖/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城市规划转向以社会交往为中心的城市规划。
  以社会交往为中心的空间安排更注重参与感和信任感,以社会交往为中心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就是要重建爱与信任。刘悦来的社区花园就体现了以社会交往为中心的城市空间设计理念。刘悦来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教师,同时也是“四叶草堂”的创始人。
  2014年,“四叶草堂”注册为自然教育类社会组织,宗旨是在都市环境里保留更多绿色,营造更丰富的自然生态,带动更多人过上绿色生活。“四叶草堂”已在全市引导市民、单位或绿化机构因地制宜建造20个各具特色的社区花园。“四叶草堂”发起人刘悦来表示,“四叶草堂”计划每年在全市打造约100个大大小小的社区花园,美化身边的生活环境,并以此为平台促进交流,加强社区建设。
  2000平方米的创智农园,原是杨浦区创智天地社区剩下的一块狭长的“边角料”。农园有供居民耕种采摘的“一米菜园”,供市民“闻香识草”的香草园,一个10多平方米的沙坑和松树皮堆成的锻炼场供孩子们尽情玩耍。每逢周末还有青少年自然教育类课程、亲子自然课程、科普讲座等。上课的“集装箱”则是一个“种子库”,整面墙那么大的置物架摆满了各类植物种子。
  创智农园的肥料是小狗的粪便、树叶和杂草等,浇地用收集的雨水,园内道路用小石子铺就,既有野趣也像海绵一样吸水。市民带孩子到创智农园学种菜、辨五谷、采摘果蔬、收集种子,享受田园时光,也学习用永续循环的方法保持绿色和生态平衡,亲近自然和土地。
  2014年底,刘悦来和团队在世纪公园筹建了一个200平方米的“可食花园”,2015年5月1日对市民开放参观,后来扩建到1000平方米。菜场可见到的菜这里基本都有,总共有50多种。这个“可食花园”不仅起到科普作用,还可供市民游客采摘,亲民指数很高,颇受欢迎。“可食花园”的养护由世纪公园的工人负责,市民们也逐渐接受和认可了这类“气质独特”的小小花园。刘悦来表示:“表面看是景观增添、环境更新,但背后是社区凝聚力的建设,是群众社团的出力。”他用“三不”来概括:不用动用物业管理维修基金管理,不用居委会干部操心,不让街道领导费心。
  社区花园就是一种典型的社区营造方式,通过对社区/街区公共空间的再利用、再开发、微更新,让居民更多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来,让每天擦肩而过的路人变成熟人,使城市里的陌生人转变为“熟人”/“半熟人”。
  除了社区花园,楼道里的公共空间也可以服务于社区营造的目标。上海田林街道某居民区公寓3号楼的4楼楼面经过设计、装修,可谓“颜值爆表”,而这次装修都是4楼7户居民自筹经费完成的。
  该公寓是20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一梯7户,楼道狭长拥挤,常有乱堆杂物、占用消防通道等现象。3号楼403室的居民肖先生家重新装潢后,“里子”有了,楼道里“面子”还是不行,肖先生便寻思着能不能把4楼的楼道公共空间也改造一番,但邻居们是否支持,如何改造,经费从何而来?肖先生是公寓里的老住户,入住20多年,但跟左邻右舍仍然是“熟悉的陌生人”,邻居们大多只是电梯碰面时的“点头之交”。肖先生说:“现在缺少我们小时候弄堂里的那种人情味儿。自从有了改造楼道的想法后,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敲邻居家的门。”
  肖先生挨家挨户敲门倡议,没想到大家都很赞成。为了探讨改造方案,7户邻居立即建起微信群,在群里开始“头脑风暴”,后来又专门聚在一起开了两次会,都觉得美化楼道“该搞”,而且“一定要搞得漂漂亮亮的”,“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脑袋的出脑袋”。其中一位邻居陈先生是资深设计师,楼道改造团队就此诞生,邻居们分别担任“设计总监”“财务总监”“监理”“采购总监”“后勤部长”……设计师陈先生为此熬了两天两夜,设计出8个不同的改造翻新方案,还配上预算明细表,经过邻居们民主投票,再根据大家意见逐一优化,改造方案最终出炉。经过初步预算,总价在37000元左右,7户人家平摊费用。经过两个多月的全心投入,4楼的公共空间完成“美妆”。与此同时,肖先生见电梯厅略显空旷,便搬来两组单人沙发和一个小桌子,电梯厅瞬间变身楼道公共客厅,供邻居们休憩,闲话家常,还有的邻居从家里搬来花草盆栽,装饰在沙发边和窗台上。整个楼道焕然一新,邻居们也因为改造工程而变得熟络、亲切。
  楼道公共客厅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可以增强居民归属感,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改善社区认同,让社区从一个居住空间演变为一个基于情感和认同的共同体。不要小看楼道里的一张沙发,它其实就是一个“邀请”,让邻居们停下脚步,从“熟悉的陌生人”变成知根知底的熟人、朋友。当社区里的人们变得彼此熟悉、彼此信任,愿意为对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方便和帮助,人们对所居住的社区有了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座城市就越来越接近一座社会资本友好型的城市。
  在城市里,人们对陌生人往往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戒备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谁来迈出通往“熟人门槛”的第一步?肖先生这样的社区能人或者“四叶草堂”这样的社会组织可以发挥“助推”的作用。所谓助推,就是不用强制手段,不用硬性规定,却能保证个体同时收获“最大利益”和“自由选择权”。这股轻轻推动个体作出最优选择的力量,就是“助推”。刘悦来倡导的“社区花园”也好,邻居们的楼道公共客厅也好,本质上就是一种“助推”,让陌生的人们更愿意放下戒备,敞开心扉。有学者指出,社会组织带给社区的不仅仅是客观性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其对原有社区关系网络的介入与重构。
  有研究者发现,提供集体行动初始成本的社区能人在社区内建立起基于声誉的信任,会触发公共性生长。随后,居民在社区公共空间中所形成的了解型信任会进一步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发育和成长。最后,社区网络密度提升,封闭网络结构信任标志着社区公共性形成。研究者指出: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生成有赖于网络结构信任的形成和延续,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生成过程即为社区内人际信任向网络结构信任的转化过程。也就是说,要实现高质量的社区治理,熟人化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人际信任是迈向网络结构信任的基础。
  城市规划要为社区营造“留白”
  城市社区居民之所以缺乏邻里社会资本,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社区的空间安排无法为居民创造人格化社会交往的机会,导致邻里关系的消失。城市并不缺乏社会交往,而是缺乏人格化社会交往。所谓非人格化社会交往,是基于社会角色的社会交往,譬如,售货员与顾客,医生与患者,保安与业主,个人信息是不重要的,职业伦理要求无差别化对待。所谓人格化社会交往,是基于私人身份的社会交往,例如,亲密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个人信息是交往的重要媒介,只有开放部分隐私,这种社会关系才能得以建立和维系。通过小区居民之间的人格化社会交往,形成团结型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社区共同体的发育。
  要促进居民之间的人格化社会交往,需要重视公共空间作为社会交往媒介的属性。公共空间不仅是社会交往的场所,而且是“诱发”人们的社会交往需求与动机的媒介,正如绿皮火车上比高铁上更容易交朋友,槐树下纳凉的人们比公园里的人们更容易推心置腹,社区花园要比大型购物广场更容易成为一个社交空间。
  城市的规划需要“留白”,为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创造条件,为小区居民、社会组织的社区营造留下创造性的空间,如创智农园、百草园等社区花园。上海市的街镇鼓励居民进行社区营造,打造社区公共空间来激发社区居民交往;以家门口服务站、邻里汇、睦邻家园等公共服务为支点,创造社区交往的空间和契机。上海市社区营造的总体效果较好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集体行动,强调共同参与、共同生产。社区营造的本质是让居民为公共物品支付成本,正是因为有了成本,社区居民才有参与感、效能感、成就感。相反,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是政府主导的公共物品供给,居民并未从中获得参与感。城市公共空间要满足居民的安全感,只有营造了安全感,人与人之间才会重建信任、才会有社会交往,才会通过适度分享隐私来建立社区共同体,从而提高城市的社会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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