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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成昆 储德平（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我国台湾地区农会、协会、合作社、产销班等多种合作组织因大多集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功能于一身，在传统农业向现代休闲农业成功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资金供给、人才培育、经验推广、理念创新以及产销合作等作用。
一、我国台湾地区乡村旅游合作组织的主要典型模式
（一）农民自发型乡村旅游合作组织
我国台湾地区不少乡村旅游合作组织打破了传统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由当地居民自发成立，以农民为主体，以自愿参与、协商讨论为原则，以共同发展、共享利益为目标。台南市土沟村的“土沟农村文化营造协会”便是典型代表。为改变土沟村因产业衰败、环境破坏而沦为边缘社区的命运，土沟村当地青年人自发成立了“土沟农村文化营造协会”。协会从生态治理、环境改善入手，开展社区营造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而后又通过设立互助机制、开展培训班等方式吸引更多居民参与进来，凝聚居民意识，壮大集体力量。在当地居民的努力以及外界力量的帮助下，土沟村通过社区景观改造、基础设施完善、特色产品开发、文化场馆建设、文化遗产保护等实质性措施带动了社区旅游业的发展，成功走出了一条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的乡村旅游发展道路。
（二）政府引导型乡村旅游合作组织
出于宏观管理需要，台湾地区部分乡村旅游合作组织由政府部门引导设立。一方面，它是农民与政府联络的桥梁，是反映民意、维护民权的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协助政府促进生产发展的“合作伙伴”，如台湾农会和台南县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均属于此种类型。台湾农会是典型的政府引导型合作组织，是出于政府管理需要而逐渐演变发展的，属于“由上至下”拉动的结果。虽历经不同时期，台湾农会行政功能也较强，但仍然保留着为农民服务的基本功能。在乡村旅游发展方面，台湾农会不仅配合政府成立了示范农（牧）场，还为农民提供贷款、技术指导等支持。台南县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的发展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成立之初正值当地政府为了推广休闲农业。当地政府在县政大学开设休闲农业班，聘请台南县农会专职人员担任讲师。随着结业人数的增多，为更好发挥团体的力量，休闲农业发展协会随之成立，以推动休闲农业发展。
（三）企业联盟型乡村旅游合作组织
企业联盟型乡村旅游合作组织与农会、协会等传统合作组织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未必设立固定的办公场所与配备专有的办公人员，是一种松散型的旅游合作社模式，如台湾的民宿产业，具有强烈的空间集聚性，已形成民宿村落或民宿产业群。民宿企业便利用这种特性，进行由点及面的整合联盟，以维持竞争优势，扩大客源市场。该类型具体可分为同业结盟和异业结盟。同业结盟即当某家民宿客满时，会把客人推荐到其他民宿，不会流失客人；异业联盟即以合作互惠的方式，以民宿为中心，将运输车队、特色餐厅、导游人员联合起来，加强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这种联盟型合作形式增强了经营业者间的向心力，带动了台湾地区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四）多方协作型乡村旅游合作组织
我国台湾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并非简单依靠单个组织，而多借助合作组织间的互补互助实现共同发展。依靠多方协作型乡村旅游合作组织，各组织之间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多方共赢的局势，避免了行业间的恶性竞争。如“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企业依托自身高效的业务能力为乡村旅游制定发展规划，通过举办节事活动、创意比赛等方式进行地方品牌形象推广。另外，该类型合作组织还可以为外来工商企业与小农户搭建沟通桥梁。
二、对大陆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的经验启示
（一）健全政策法规，发挥合作组织政策实效
为确保乡村旅游合作组织健康、持续发展，台湾地区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并通过强化政务督查、严肃追责问责等方式确保政策得以有效落实。以休闲农场为例，台湾地区出台了一系列与休闲农场相关的管理办法和政策，涵盖立项申报、开发建设、用地转变、专案辅导、品质认证等内容。与此同时，台湾地区“农委会”还专门针对休闲农场和休闲农业园区建立后期监察和跟踪机制，对政策落实到位、发展成效显著的部门给予相应奖励。当前大陆也已出台了不少推动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的政策文件，但仍缺乏进一步的细化和落实。如何依据实际进行政策细化，确保政策落到实处，成为合作社发展的重点环节。一方面，需因地制宜，适时出台地方性相关条例和实施细则（如四川省印发了《关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合作社的指导意见》），简化乡村旅游合作社注册登记手续，细化示范章程，明确税收优惠等规定；另一方面，应开展政策落实情况专项监察，加强政策宣传、指导和监督，解决抓而不实、抓而不力、抓而不紧、抓而无效等政策顽疾，确保政策落实到位。
（二）丰富组织类型，提升合作组织整体效能
我国台湾地区合作组织类型多样，组织间职能相互交叉、各有侧重，有助于弥补单个组织职能的疏漏，更好地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农会作为农民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侧重于金融扶持、政策推广等内容；协会注重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将传统的经济型、社会型、教育型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现代化的“文化+医疗+养生+旅游”多业态模式；而社区合作组织通常由农民自发形成，借助农民说明会、社区工作坊等形式确定社区的发展需求、资源条件与发展方向，强调农民的自主参与性。尽管大陆已有类似的乡村旅游合作组织，但因规模偏小、组织化程度低、空壳化、虚假化等问题致使其整体效能难以发挥。因此，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有益的经验，要明确乡村旅游合作社与其他农民合作社各自的发展方向与侧重点，避免功能重叠。同时，加深乡村旅游合作社与其他合作组织之间的相互合作，发挥各类合作社的优势与特长，推动信息共享，确保资源合理配置。
（三）规范内部运作，推动合作组织高效发展
我国台湾地区的乡村旅游合作组织在内部机构设置、人员选用、重大事项决策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规范的运作体系。在大陆，由于不少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时间较短，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管理体制也不完善，主要表现为重形式轻管理、重利益轻服务。因此，需建立流畅、高效、民主的运作体系，加强内部运作规范，夯实乡村旅游合作社发展基础，一方面，可借鉴台湾地区合作组织的做法，设立成员大会、理事会、监察会等机构，负责合作社内部事务的处理以及重大事项的裁决，确保工作的高效性；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合作社需建立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风险评估机制及双向制约机制，明确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在提高合作社服务水平的同时，保证成员合理权益，以稳定合作社内部正常运转。
（四）促进产学互融，增强合作组织人才供给
我国台湾地区很多高校，如台湾大学、屏东科技大学等，专门开设了休闲农业课程进行休闲农业教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休闲农业理论成果。院校老师和学者还通过承担大量的规划、调查、评鉴工作，与乡村旅游合作组织建立起密切联系，实现理论成果转化应用，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此外，我国台湾地区每年都有一部分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到农村发展，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践，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对大陆乡村旅游合作社而言，正面临着人才供给不足的难题。近几年，国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大学生、技术人员投身于农村建设，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效果还不明显。因此，首先，可专门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旅游合作社等组织挂职、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等与事业发展、薪资绩效等挂钩的扶持政策；其次，要充分发挥高校的智库支撑作用，完善乡村旅游相关科研项目资助机制；最后，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合作社人才队伍建设，探索建立乡村旅游合作社人才职业教育制度，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并加大对“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者”等专项模式的支持力度，鼓励青年人才深入基层、服务基层、发展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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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5 10: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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