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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男，信阳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清源，女，信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党的二十大召开后，习近平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考察时首次提出的具有标识性的概念。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系统阐述了中华文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习近平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论述，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大战略任务的深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与发展，强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担当，有必要弄清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机理，回答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何以而来”的问题。一、马克思主义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真理之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为基石的新的文明形态，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以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追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将实践引入唯物主义，推进了对“客体的或者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和“抽象能动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的变革，实现了由追究“世界何以可能”的旧哲学到探索“全人类的解放何以可能”的新哲学的转变，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人类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融入人类社会发展之中的文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基本原理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理论范式。马克思主义把唯物主义一般世界观贯彻于社会历史领域，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与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的统一。人类社会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人类生产方式发展变化是科学揭示社会形态演变历史的钥匙。生产方式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共同活动的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其中，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进行了具体阐述：“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这启示我们，在研究社会发展或社会文明时，需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去进行把握。民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有其产生、发展、演变、融合和消亡的过程，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组合形式。原始社会末期至阶级社会初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野蛮开始向文明过渡，部落开始向国家过渡，人们逐渐克服活动区域的局限性，在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古代民族，即部族。恩格斯在论述希腊人的氏族发展时明确指出：“希腊人，像皮拉斯基人以及其他起源于同一部落的民族一样，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按照美洲人的那种有机的序列——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组织起来了。”随着分工的出现，“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接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使得维护社会阶级利益的“国家”最终形成。因此，“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成为必然，这说明国家是文明社会、文明时代的标志性产物，是我们研究现代文明必不可少的一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民族思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发展方向，推动了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斯大林曾指出：“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现代’民族。”资本主义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封建格局的消灭、各地区间联系的扩大，是现代民族产生的经济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有限进步，但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力榨取其剩余价值的剥削性，并没有实现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波兰的演说》中就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产生的根源和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只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恩格斯还指出：“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民族问题，不仅表现为国家内存在民族压迫和剥削，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因为“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列宁依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进一步强调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他指出：“帝国主义意味着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意味着民族压迫在新的历史基础上的扩大和加剧。”“我们应当把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同民族问题的革命纲领联系起来。”为此，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民族发展上，强调世界上所有民族不分大小、历史长短，都各有特点和长处，都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各自的贡献，都应享有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同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在民族压迫、阶级统治的社会，必须对生产关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性的改造，通过消灭剥削制度、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民族的平等、民族的团结、民族的富强。因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可见，民族现代化进程所体现的文明进步不仅仅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更有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其中，国家的产生、民族国家的发展是文明社会的重要体现。这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厚底蕴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尽管“中华民族”一词是近代才出现的，但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组成了不同的社会组织关系。经过远古氏族、部落、部族的更替，到各民族间的交流、交汇与融合，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可以说，自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就已经形成。中华民族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和对人类社会的改造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基本内核，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蕴含着深厚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基因和历史底蕴，是我们推进和拓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及生态等方面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起到历史奠基作用。1.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政治目标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体现了古代先哲们对未来理想世界的美好愿景，表达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合、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天下情怀，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政治目标的重要思想源泉。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公”可理解为“共”，指人们的公共道德意识、公德心。天下为公就是指生活在一起的人们都互相关心、守望相助，大家是休戚与共、紧密团结的整体，是具有“社会意识”的个人形成的社会共同体。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中国人对“天下”范围的认知，建立在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延伸的空间。但天下为公的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关于政治社会发展的政治目标。中华民族自古有之的社会理想被马克思主义中有关人类解放的部分激活，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实现。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消灭剥削制度，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内推动实现共同富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都是中华民族对“天下大同”的政治追求的鲜明体现。2.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理念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主治理思想提供了认识论基础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理念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深沉的精神追求，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主治理思想提供认识论基础。《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礼记·缁衣》记载：“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论述都表明，民众是立国之基，民心是政治之本。孔子曰：“人道，政为大。”孔子认为，“为政”是人道之中最重要的部分。如何“为政”，则需“以德”。《礼记·大学》中有言：“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以德”强调人的道德品行在“为政”中的重要性。《论语·为政》中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表明道德对政治具有深远影响，如果统治者能够以道德来治理国家，那么就会如同北辰之于众星，群臣百姓会自动围绕、拥护这样的统治者。为政以德，即可使民心所向，天下归之。“为政以德”是“民为邦本”的基础，“德”是获得人心的前提，如何进一步落实“德”的内涵，则需要敬民、爱民、为民。中国传统的民本理念，既奠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特色，也与西方的“以资本为中心”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民本思想，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和人民至上的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意味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是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要更加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与合理诉求。3.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思想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富民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先圣先贤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民本导向和道义原则，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尚书·大禹谟》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管子·治国第四十八》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孔子在回答子贡问政时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些有关富民厚生的论述均体现了重视民生、不断增进人民福祉的理念。《国语·晋语》中指出：“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夫义者，利之足也。”《礼记·大学》中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还有已成为儒家“义利之辨”经典论述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映了孔子所倡导的君子名利观。这些义利兼顾的思想反映了中华传统经济伦理中道义与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实践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完善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打赢脱贫攻坚战、积极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措施，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智慧，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谱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了文化滋养。4.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道德观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价值引导和社会基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道德观体现了古人对自身道德修养及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向上向善和责任担当，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追求提供了伦理支撑和社会基础。“厚德载物”始见于《周易·坤·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指君子应像大地一样用宽厚的德行包容天下万物，体现了古人对人与社会、自然的认识以及对自身道德修养的追求。“明德弘道”是根据《尚书》《礼记》等经典总结出来的，“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主张以崇高的道德、博大精深的学识服务社会、国家，推崇以“厚德”“弘道”作为社会认可的价值标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践行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道德观，始终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理想信念，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新时代，传统文化中的“厚德”“弘道”依然能激励人们追求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和兼容精神，追求向上向善敢于担当的崇高精神；有助于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价值指引和精神力量。5.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自然理想为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包容开放的和谐世界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自然理想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睦共处的文明观，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包容开放的和谐世界提供了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周易·乾·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这些都是古人对“天人合一”的阐释与论述，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之间的贯通性。“万物并育”出自《礼记·中庸》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荀子也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人合一、万物并育”体现出中华民族尊重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思想高度契合，赋予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独特的精神标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中蕴含着普遍联系的哲学思维和对个体尊重、包容的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在塑造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态观提供了宝贵的文化源泉。三、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探索确立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形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成功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实践基础上生成的，是以社会主义道路为基石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态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独立民族国家而进行的。近代之前，中华民族主要是基于族类、文化、王朝的认同，表现为以“郡县制+六部制”为主要国家治理体系的封建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结构。封建制度的独特性及其所形成的“超稳定结构”，阻碍了封建社会内部商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生长，使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和新的生产方式带来的民族进步与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近代中国人民进行了苦苦的求索和不屈的抗争。其中，有期望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洋务运动，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还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发动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权专制制度、确立了现代民族共和理念，并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础。但辛亥革命没有使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民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最终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辛亥革命之后，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由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先进分子组成。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开启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民族现代化之路。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实践开启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的独特道路社会的性质决定革命的性质。“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策略进行了阐述，明确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成为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动指南，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顺利推进扫清了障碍；最高纲领明确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与发展方向，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发展确立了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我们党认识到“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毛泽东指出：“正确的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它是中国共产党基于领导中华民族建设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而进行的一系列自我完善的革命活动，包括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等。通过党的建设不断夯实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不断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不断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提升党的领导力、组织力、战斗力，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主要形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对抗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实践中，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优势和经验。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获得民众支持，进而获得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基础。毛泽东早在1939年就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先后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通过横向的统一战线，争取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甚至部分地主阶级的支持，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在发展统一战线的实践形态中，探索出著名的“三三制”原则，即规定在政权机关人员配备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国家建设奠定了基础。在革命道路的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从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维度初步阐释了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的基本思路与路径选择，彰显了对现代文明的理想追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社会主义前途时指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强调：“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他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主要特征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民族的”文化就是指“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文化。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但不应排斥，还应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他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科学的”文化就是指“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文化。“大众的”文化就是指“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提出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和理论资源。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探索，通过“第一个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之路”、中华民族的“独立之路”以及中华文化的“正确发展之路”，不仅挽救了中华文明的衰落，更使中华文明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走向现代化转型道路。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提供了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和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不仅要推翻旧制度，还要建设新的社会。1949年3月，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确定了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也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后发国家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历史选择。因为，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取代少数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社会公平的分配方式取代主要依赖于资本、市场机制的分配方式，以国家计划和指导为基础的经济组织形式取代主要由市场机制驱动的私有经济组织形式。社会主义反对靠剥削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方式发展工业化，以自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深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独立民族国家的建设是中华民族现代形态的首要标志。国家建设首先要构建政治制度。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通过，表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正式确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确立，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发展提供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保障。在政治制度的构建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以“四个现代化”为战略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案。1954年，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体现。对工业化的追求之中，不仅蕴含着对现代化的追求，更蕴含着对现代文明的追求。随后，周恩来将现代化的内涵表述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文中对“四个现代化”的内容表述做了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表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追求目标的不断明晰，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任务的不断深化与明确。3.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实践探索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内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获得了新的发展生机。这一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以发展的战略眼光和客观谨慎的态度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理论上的重新思考和实践上的创新发展。第一，提出并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主题。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不仅打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而且回答了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国家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年后，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做出精彩论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第二，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进行了系统论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也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第三，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内涵。在继承原有“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人民的幸福线。党的十三大报告里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表述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认识的升华，体现了对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关注，从而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内涵。可以说，“富强”是生产力发展在经济领域的要求和体现，“民主”是生产力发展在政治领域的要求和体现，“文明”则主要是生产力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要求和体现。为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目标的现实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写入党的基本路线和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强调，将“美丽”作为目标之一写入党的基本路线。第四，将改革开放纳入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点。邓小平依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既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社会革命”，也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其实质和目的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建立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我国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之后再启动城市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由点及面地有序推进，逐步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一体两面，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坚持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原则。现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表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融入并促进世界的发展。我国的对外开放目的在于充分利用一切外部条件，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发展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经过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4.新时代的探索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焕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规律，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样式的新的文明形态。第一，明确中国共产党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的实践目标。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党的初心使命和奋斗主题，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感、使命感，而且增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党的初心使命和奋斗主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近代以来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它贯穿于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伟大实践中。第二，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构建起“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依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意味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面临许多新要求。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是有效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措施。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然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之路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党“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并“按照这个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性实践活动的拓展和提升，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成果。第三，在总结党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概括提出并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取得的重大成果，是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所取得的创新性、突破性成果。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集中阐述，明确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明确规范了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重大原则”，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规律。2023年2月，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条件、发展要素和时代逻辑。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这表明，我们党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现代化模式，展示了具有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形态，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结 语 文明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现代文明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生相随。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也是现代文明兴起和演进的过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逻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共同结合“创就的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肩负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中国共产党以其巨大的勇气、责任感和使命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深入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的伟大创新成果。马克思主义是致力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延续发展且从未中断过的文明所蕴含的重要元素和所塑造的突出特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文化基础和历史基因，它“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编辑：思齐 弈寒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9期“政治与党建”栏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专题，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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