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入会，结交专家名流，享受贵宾待遇，让事业生活双赢。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立即注册
x
姜广辉，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唐陈鹏，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生。
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典范人物，范仲淹（989—1052）的人品、事业可谓卓绝一时。南宋儒者吕中说：“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朱熹也认为范仲淹乃“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并称赞其“心量之广大高明，可为百世之师表”。宋代以还，历代儒者对范仲淹的道德、功业无不推崇有加，相关研究业已硕果累累。但实际上，范仲淹在经学方面亦颇有建树，其文集中至今仍存有《易义》《四德说》等经学专论以及大量讨论经学义理的诗文，涉及易学、春秋学、礼学、四书学等多个经学学科。自汉代以降，学者喜欢“以经术缘饰吏治”，依托对经传的讲解，来劝谏君主。而宋仁宗则是历史上通过经筵讲席学习经典时间最长的皇帝，由此养成朝臣通过解经谏上的风气。范仲淹经学思想的形成与这一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到范仲淹的经学，并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纵观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是从易学、春秋学等单一经学学科对范仲淹的经学思想进行探索与阐释，而较少从整体的层面分析范仲淹经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创新之处。通过全面阅读范仲淹的经学论著，可以发现一些颇具价值的思想始终贯穿于其中，这些无疑就是范仲淹经学思想的核心与精华所在。因此，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范仲淹经学的核心思想做一尝试性的抉发。一、“政必顺民”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孔子大力提倡“仁”学，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将“爱民”作为对统治者的基本要求。孟子在继承孔子等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得其民斯得天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熠熠生辉的思想命题，极大地丰富了“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荀子亦指出“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并两次引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道理，以说明百姓才是决定国家兴衰的本源性因素。孔、孟、荀等先秦大儒对“民本”思想的诠释与推重，既形塑了儒家“经世致用、传道济民”的基本品格，又让“民本”思想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精神标识。另外，《尚书·五子之歌》也表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不仅阐明了国之根本在于“民”，而且还强调“民”对维系国家安宁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对后世“民本”思想的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范仲淹两岁失怙，出身孤寒，对底层民众生活之困顿有切身的体会，至其出仕为官，仍不忘其本心。如范仲淹在《让观察使第三表》中便曾自述：“臣出处穷困，忧思深远，民之疾苦，物之情伪，臣粗知之。”同时，范仲淹自少时即“游心儒术，决知圣道之可行”，并对以“尊民重民”为鲜明特点的“孟轲之志”尤为尊崇。因此，在范仲淹的经学思想中，“民本”思想始终占据着最核心的位置。从范仲淹的《四民诗》来看，其眼中的“民”并非只限定于从事种植或养殖业的农民，而是囊括了士、农、工、商四个类别，可以说是代表着除了统治者之外的广泛的人民群众。纵观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实以“政必顺民”为核心宗旨：政必顺民，荡荡洽大同之化；礼皆从俗，熙熙无不获之人……以为肆予一人之意，则国必颠危；伸尔万邦之怀，则人将鼓舞。于是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有疾苦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彼惧烦苛，我则崇简易之道；彼患穷夭，我则修富寿之方。夫如是则爱将众同，乐与人共，德泽浃于民庶，仁声播于雅颂。范仲淹所说的“政必顺民”，指的是一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必须顺从民意。这明显是对《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不过，范仲淹将之凝结为“政必顺民”四字，表达更为醒豁。范仲淹认为，君王治理国家只有以“顺民心”为宗旨，才能鼓舞万民，铸就洽熙和乐的社会；若以“肆予一人”“朕即国家”的理念为追求，弄得民不聊生，则国家社稷必将有“颠危”之险。这里所隐含的意思是，天下不应以皇帝一人为主体，皇帝也不可唯我独尊、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役使人民，而应以人民大众为主体。“政必顺民”的关键在一个“顺”字，执政者是虚己顺从民心，还是将民众变成“顺民”，顺从自己，一字理解不同，意义大变，其结局亦悬隔万里。范仲淹接着阐述道，顺从民意，就是要对人民群众的好恶有明晰的认识，并以此来察验朝政的得失。具体说来，即人民有疾苦，必为之除去；人民可能遭罹灾害，必为之提前预防；人民惧怕繁杂苛细的法令，就应当简政便民；人民面临穷困早夭的艰难处境，就得迅速采取有效措施让民众过上富足长寿的生活。总之，统治者应当“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一切政策的兴废与调整，皆以百姓的实际需要为准。如此，政令所出，皆顺“民心”，天下共享其乐，百姓同受其惠。当然，范仲淹“政必顺民”的主张并非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实际内容。1.“政必顺民”的基础是“养民”基于少年时期的坎坷经历，范仲淹对人民群众的生存境况格外重视，屡屡劝谏统治者应当全力“养民”，即为人民群众提供能满足基本生活的各方面条件。《尚书·大禹谟》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范仲淹对此诠释道：“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范仲淹认为，圣人之德最关键的呈现在于推行“善政”，而推行“善政”的紧要处即在于“养民”。又《周易·系辞》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范仲淹顺此阐述说：“是以天地养万物，故其道不穷；圣人养万民，故其位不倾。”这是将“养民”视为圣人得位、国家得安的根本保证。所以，范仲淹在《阅古堂诗》中写道：“耕夫与樵子，饱暖相讴吟。王道自此始，然后张熏琴。”所谓“王道自此始”，明显是对《孟子·梁惠王》中的“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一句的化用。以此可知，“养民”在范仲淹眼中实具有“王道之始”的重要意义。2.“政必顺民”的关键是“利民”为了更好地阐发其“利民”的主张，范仲淹将《周易》的“损益”之道创造性地诠释成“损上（君）益下（民）”之道。如范仲淹的《易义·损》说：《损》，山泽通气，艮为山，兑为泽。其润上行，取下资上之时也……然则下者上之本，本固则邦宁。今务于取下，乃伤其本矣，危之道也。损之有时，民犹说（悦）也，兑为说（悦）；损之无时，泽将竭焉，兑为泽。故曰“川竭必山崩”，此之象也。 损卦䷨，其卦名的取象是从湖底挖土往山上堆，即“取下资上”，范仲淹将其引申为剥民以奉君。依此，范仲淹表示，民虽处下，而实为邦本，故不可过度取民之财。如果一味地损民以利君，必然会使民力困竭，这无疑是毁国之根基、陷国于险境，所导致的将是《国语·周语》中所言的“川竭山必崩”的后果。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范仲淹在诠解“益”卦时郑重地回答了这一问题：《益》，刚来而助柔，损有余而补不足……自上惠下之时也。天道下济，品物咸亨；圣人下济，万国咸宁。《益》之为道大矣哉！然则益上曰《损》，损上曰《益》者，何也？夫益上则损下，损下则伤其本也，是故谓之《损》。损上则益下，益下则固其本也，是故谓之《益》。本斯固矣，干斯茂矣；源斯深矣，流斯长矣。下之益上，则利有竭焉；上之益下，则因其利而利之，何竭之有焉……明《益》之道，何往而不利哉？ 益卦䷩，震下巽上，上卦尚余二阳，下卦仅有一阳，所以范仲淹说“刚来而助柔，损有余而补不足”，益卦所喻示的正是这“自上惠下”之时的情境。君王居上，富有四海；民众居下，所拥或未及一室。损君上以益下民，则君上损耗无几，而下民得惠实多，此即“圣人下济，万国咸宁”。范仲淹接着分析说，损卦因其损下益上、损民利君有伤“邦本”而得名为“损”，益卦因其损上益下、损君利民巩固“邦本”而得名为“益”。换言之，是“损民”还是“益民”，构成了损、益二卦的命名标准。况且，损君利民本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其利而利之”，是可以持续不竭的。至此，我们便可以明白，大“益”之道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损上益下、损君利民。万民皆得其利，国便可得其安，这对于统治者来说，难道不是“无往不利”吗？而在《易义·兑》中，范仲淹进一步强调道，只有做到推恩敷惠、一心“利民”，才能让君民上下和谐欣悦，进而助推“王道之治”大得亨通：《兑》，泽重润而上下皆说（悦），君子推恩敷惠之时也。夫说（悦）万物者，莫说（悦）乎泽。今复重之，民说（悦）而无疆者也。劝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则“顺乎天，应乎人”，而王道亨。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劳；威以犯难，民重其死。 兑卦䷹，上下皆兑，犹两泽相连，寓意万物受到湖水滋养而和悦。范仲淹将其施于人事，诠释为君民“上下皆悦”。所以，此卦在其眼中所喻示的便是“君子推恩敷惠之时”的情境。《周易·说卦》云：“说（悦）万物者莫说（悦）乎泽。”兑卦两泽相重，交相浸润，这意味着民众此时能够遍受执政者政策之恩惠，其内心自然会生出无限喜悦。范仲淹循此而指出，执政者必须学会推恩敷惠以利民，才能顺天应人，敦劝天下百姓，造就王道盛世。如果统治者不仅不“利民”，反而还以苛政威权强加于民，让民众无法安身立命的话，那么民众只会想着如何惜力保命，而绝不会心甘情愿地为统治者效劳，此即范仲淹所警诫的“威以先民，民重其劳；威以犯难，民重其死”。3.“政必顺民”的根本是“爱民”范仲淹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爱民”思想，认为统治者必须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去爱护百姓：爱民则因其根本，为体则厚其养育……谓民之爱也，莫先乎四体；谓国之保也，莫大乎群黎……今我后化洽风行，道光天启。每视民而如子，复使臣而以礼。故能以六合而为家，齐万物于一体。 范仲淹强调，只有以仁爱之心对待人民群众，给予其真切的关爱与保护，统治者才能缔造“六合为家”“万物一体”的丰功伟业，而国家也能由此长期保持繁荣、安定与统一。在《尧舜率天下以仁赋》中，范仲淹更是以尧、舜之治为例，将这个道理讲得非常明白：“穆穆虞舜，巍巍帝尧。伊二圣之仁化，致四海之富饶。协和万邦，盖安人而为理；肆觐群后，但复礼以居朝。当其如天者尧，继尧者舜，守位而时既相接，行仁而性亦相近。”尧、舜畅行仁义、爱护百姓，方令四海和平富饶、人民和睦安康。而未能像尧、舜一样胸怀“爱民”之心的统治者，必然无法将“政必顺民”的施政宗旨长久地付诸实践。如此，自然也就无法追三代之高、成就“王道之治”了。二、“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 宋末元初的大儒牟曾称誉范仲淹“博通六经，尤长于《易》”，观诸范仲淹现存的经学论著，亦以易学为最多。可见，易学在范仲淹的经学思想中实具有柱础般的地位。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本来就是一部言“变”之书。如《周易·系辞》云：“《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是说，《周易》这部书不可须臾远离，天地万物始终在流转变迁，不可执求于常规，只有变化才是永恒。《周易·系辞》还指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语揭示了天道、人道的一个重要原理。就天地之道而言，万事万物发展到极端（尽头）时，会发生新的变化，只有变化才是长久之道。就人道而言，遇到困穷时，就要学会改变，改变了就能通达，通达了才能长久。这是《周易》指导人们认识世界的至理名言。可见，在易学的视域中，变化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深入分析范仲淹的易学论著，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易学诠释始终笃守着《周易·系辞》所揭示的“变易”宗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其独具特色的易学思想体系。如在《四民诗·士》中，范仲淹曾指出：“阴阳有变化，其神固不测。”而在《穷神知化赋》中，范仲淹又阐述说：惟神也感而遂通，惟化也变在其中。究明神而未昧，知至化而无穷……大《易》格言，先圣微旨。神则不知不识，化则无终无始。在乎穷之于此，得之于彼……稽恶盈而是则，将应变以何疑？ 范仲淹认为，“变化”是世界存在的方式，万事万物都处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人既然生存于这充满变化的世界，就应该主动地通其变化、成其变化。“稽恶盈而是则，将应变以何疑”中的“恶盈”二字取自《周易·谦》卦彖传“人道恶盈而好谦”。为人之道，厌恶自大盈满，自大盈满就不会有进步。因此要想不断进步，就要不断变化提升自己。在《易兼三材赋》中，范仲淹强调道，“唯变所适”是治《易》用《易》的基本原则：昔者有圣人之生，建大易之旨。观天之道，察地之纪。取人于斯，成卦于彼。将以尽变化云为之义，将以存洁静精微之理……观其象则区以别矣，思其道则变而通之。上以统百王之业，下以断万物之疑。变动不居，适内外而无滞；广大悉备，包上下而弗遗。至矣哉！无幽不通，唯变所适。 在范仲淹看来，《周易》一书涵括了天地间万事万物运行变化的规律，可以上统“百王之业”、下断“万物之疑”，可谓是“广大悉备，包上下而弗遗”。所以圣人通过“仰观俯察”创作《周易》，其目的就是让人们树立变化、变通的世界观，能认识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而有所作为。易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只有遵循“唯变所适”的基本原则，人们才有机会达致“无幽不通”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在范仲淹现存的涉《易》文献中，对“唯变所适”原则的探讨是数见不鲜的。如在《天道益谦赋》中，范仲淹总结说：“盛衰之应也，惟变所适”；而在《铸剑为农器赋》中，他又提出：“露颖者惟变所适，馀刃者复归于无。”在推崇《周易》“唯变所适”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范仲淹还创造性地将《周易》的“穷变通久”之道，由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诠释成专门针对政治、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这既是范仲淹易学的创新之处，也是其现存文献中讨论最多的议题之一。如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四月写给皇太后刘氏与宋仁宗的《奏上时务书》中，范仲淹便依托《周易》的“穷变通久”之道，试图劝谏统治者发起“文风改革”运动：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是故观虞、夏之书，足以明帝王之道；览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亦此之谓也。伏望圣慈，与大臣议文章之道，师虞、夏之风。况我圣朝千载而会，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 范仲淹指出，每一时代之文风皆与此一时代之世风相呼应，因而每一时代之世风是敦厚还是浇薄，便会立即体现在文风上。这样，阅读虞、夏两代之书，便足以明悉圣帝明王的治国理政之道；而观览南朝宋、齐、梁、陈之文章，亦足以知晓衰败淫靡之风的危害。因此，圣人治理天下，往往十分注重对文风的规训与引导，文采过度则以朴实救之，朴实过度则以文采救之。在“文弊”或“质弊”产生之时，如果不以圣帝明王为典范，及时地采取“文质相救”的办法进行补救与调整，任由其不断发展下去，就会因文风之“弊”引发世风之“弊”，最终积重难返、难以自救，以致天下大乱、兵祸绵延。北宋建立之后，国家重归一统。但自真宗朝开始，由杨亿所引领的“西昆体”盛行天下，士大夫纷纷以“六朝之细”为尚，“专事藻饰，破碎大雅”，诚可谓是“文弊”甚矣。所以，范仲淹在给统治者的上书中特意援引《周易》的“穷变通久”之道作为理论根据，呼吁朝廷应当在“文弊”未至不可救药之前赶紧进行“文风改革”，引导士大夫“兴复古道”，从尚“六朝之细”到师“虞、夏之风”，这样才有可能救“斯文之薄”，培植出追迹“三代”的敦厚世风。当然，随着范仲淹对北宋政治、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不断深入，他敏锐地意识到，要化解当时的社会困境，仅仅通过改革文风是远远不够的，而应该“持变通之数于天下”，方能成就“当世之务”。也就是说，范仲淹逐渐确信，只有发起全方位的政治改革运动，才可以让北宋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从而彻底摆脱积贫积弱的危险处境。又如，在天圣五年冒哀上呈宰执的《上执政书》中，范仲淹心急如焚地说道：某窃览前书，见周汉之兴，圣贤共理，使天下为富为寿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汉之衰，奸雄竞起，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则当时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兴也，如周汉焉，其衰也，亦周汉焉……然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惟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此圣人作《易》之大旨，以授于理天下者也，岂徒然哉？ 正如周、汉、李唐有其兴亦有其衰一样，天下事物总是否极而泰、泰极又否，呈现出盛衰循环的规律。范仲淹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圣人早就通过解《易》，提出了“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穷变通久”的关键处在于“变”，只有主动打破陈规，因势而动，顺时而“变”，才有可能跳出盛极必衰的“历史周期率”，进而成就长久之业。若不知顺应其“变”，使得朝政走向败坏穷极，又怎能实现长久不衰？由是，范仲淹强调道，“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是圣人在创作、诠释《周易》的过程中为在上位者提供的治理天下的要旨，这岂会是徒然无效的呢！《周易》的革鼎两卦是专讲“变革”的卦。《周易·杂卦》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尤其是《革》之《彖》还旗帜鲜明地讴歌了“汤武革命”。因而在《易义》中，范仲淹通过对革鼎两卦的诠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其“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如在《易义·革》中，范仲淹指出：《革》，火水相薄，变在其中，圣人行权革易之时也……天下无道，圣人革之以反常之权。然而反常之权，天下何由而从之？以其内文明而外说（悦）也……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乱，以天下之说（悦）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无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听矣，其汤武之作耶！ 革卦䷰，离下兑上，离为火，兑为泽，泽下有火，是极度反常之事，必不可长久，说明变革将至，故而范仲淹认为此卦喻示“圣人行权革易之时”。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极度反常之事莫过于“天下无道”，圣人于此时不会拘守成规，而是灵活地顺应时势变化发起革命。那么，为什么人们愿意跟着圣人进行革命呢？范仲淹解释道，革卦内离外兑，离为丽，象征文明，兑为说（悦），表示喜悦，这说明圣人乃是凭借其内在的美德而使人民向而往之，故而愿意跟随他进行革命。而对于圣人能革命成功的缘由，范仲淹也作了细致的分析，总结为以“文明”革其“昏乱”，以“天下之说（悦）”革其“四海之怨”，以“至仁”革其“不仁”，以“有道”革其“无道”。一言以蔽之，以“德政”革其“暴政”，故能“顺乎天而应乎人”，成就伟业，取得成功。范仲淹的论述，既指明了汤、武发动“革命”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抢夺大宝之位，而是在反常之世修仁德、行仁政，“天下归心”的自然结果，又阐明了在天下无道、弊政丛生的情况下，圣人领导革命以“德政”更替“暴政”的举措是完全正当与合法的。再看《易义·鼎》：《鼎》，以木顺火，鼎始用焉，圣人开基立器之时也。夫天下无道，圣人革之。天下既革而制作兴，制作兴而立成器，立成器而鼎莫先焉。故取鼎为义，表时之新也。汤武正位，然后改正朔、变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务，其此之时欤？故曰“革去故”而“鼎取新”。圣人之新，为天下也。 鼎作为礼器，是至高权力的象征。因此新铸鼎器，乃是新生政权建立的宣示。所以，范仲淹认为此卦喻示“圣人开基立器之时”。革卦表示变革的过程，鼎卦则说明变革已成，新的法度与秩序陆续建立，即“汤武正位，然后改正朔、变服章、更器用，以新天下之务”。至此，范仲淹特意强调“圣人之新，为天下也”，圣人革旧创新的目的始终是为了天下百姓——这既是圣人发动革命的初衷，也是其革命得以成功的根本保证。综合范仲淹对革、鼎二卦的诠释，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观点：在朝政走向穷极、天下陷入无道之时，只有以至仁之心推行改革或发动革命，才能解除困境，重新走向长久之治。这样，当范仲淹置身于北宋仁宗朝“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的内忧外患之中，其所念念不忘的解决之策便是通过改革弊政来重新实现长治久安。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宋仁宗开天章阁，“召对赐坐”，范仲淹终于迎来了将自身的改革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在“庆历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范仲淹开篇即指出：臣闻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何哉？纲纪浸隳，制度日削，恩赏不节，赋敛无度，人情惨怨，天祸暴起。惟尧舜能通其变，使民不倦。《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穷塞，则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 范仲淹认为，任何朝代，当其政令制度沿袭日久时，必然会因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而逐渐生出弊端。弊端日积月累，就会造成“人情惨怨，天祸暴起”的危险后果。因此，统治者应该要像尧舜一样善于改革陈旧的器用制度，才能使百姓进取不懈。接着，范仲淹直引《周易》的“穷变通久”之道来说明凡事穷塞就必然需要变革、只有变革才能通畅长久的道理，为“庆历新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据此可见，《周易》的“穷变通久”之道始终是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及其改革实践的根柢与灵魂。三、“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 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因其《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而妇孺皆知。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便已经对“忧乐”问题有所论述。如孔子曾感叹：“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让“忧乐”不只是作为一种情感而存在，而与道德修养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与发展了“忧乐”思想，如其指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将与天下百姓同“忧乐”确立为统治者“王天下”的必备条件，体现出鲜明的天下情怀与“为民”倾向。除此之外，孟子还提出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等重要命题，为“忧乐”思想注入了忧患意识的鲜活元素。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正是在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先秦儒家尤其是孟子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范仲淹的忧乐思想既以“先忧后乐”为宗旨，这便意味着在其思想体系中“忧”相对于“乐”来说更具优位性，“忧”所承载的意义也更为深沉。范仲淹忧乐思想中的“忧”，首先是忧国忧民之“忧”，表现出范仲淹强烈的家国情怀。范仲淹少怀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这份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让范仲淹在身居州县小官时即不顾安危荣辱，屡屡向当权者上书直陈朝政得失，以求改革弊政，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如在《奏上时务中》中，范仲淹说道：“直言之士，千古谓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谓之佞。今臣勉思药石，切犯雷霆，不遵易进之途，而居难立之地者，欲倾臣节，以报国恩。”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又坦言：“盖闻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此所以冒哀上书，言国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入京身居谏任之后，范仲淹更是“谠言直节，奋不顾己”，遭逢三黜，亦毫不畏缩。如其落职饶州则表示：“智者千虑而有失，愚臣一心而岂周……然而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转任润州又自陈心志云：“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在给友人的信中，范仲淹亦说：某念入朝以来，思报人主，言事太急，贬放非一。然仆观《大过》之象，患守常经。九四以阳处阴，越位救时，则王室有栋隆之吉。九三以阳处阳，固位安时，则天下有栋挠之凶。非如艮止之时，思不出位者也。 大过卦䷛，下巽上兑，卦中四阳过强，二阴过弱，乃“大为过甚”之象。此时须阴阳互济，才能保持平衡与和谐，万不可各自固守“常经”。如大过卦九四以阳处阴，以刚济柔，故其爻辞曰“栋隆，吉”［8］84。范仲淹指出，这是因为九四敢于突破常规、“越位救时”，所以王室才有“栋隆之吉”。而大过卦九三本在下卦之极，又以阳居阳，刚亢过甚，故其爻辞云“栋桡，凶”。范仲淹认为，这是因为九三“固位安时”，所以天下才有“栋挠之凶”。至此，范仲淹强调道，在朝政有失的“大过”之时，作为儒士应当心忧天下，积极“越位救时”，而不能像艮止之时一样，只是沉默不语、安守本位而已。也正是在这种赤诚报国、不惜“越位救时”的家国情怀的支撑下，范仲淹之后西守边陲则击退强敌、定倾扶危，跻身执政则思固国本、推行新政，直至临终之时，仍念念不忘“以竭遗忠”。范仲淹忧乐思想中的“忧”，同时也是“生于忧患”之“忧”，反映出范仲淹深沉的忧患意识。如《易义·家人》云：“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天下之家正，然后孝悌大兴焉……然则正家者，贵闲其初也。”家人卦䷤，主要阐发“治家”之道，范仲淹创造性地将“正家”与“孝悌大兴（修身）”“成国”“天下”连通起来，使其与《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相契无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谈到“正家”的措施时，范仲淹特别强调“贵闲其初也”。“闲”，防闲也。这是说初九是家人卦之始，亦即“治家”之始，此时最应该防恶于初，亦即“防恶于未萌”。在《易义·遯》中，范仲淹又阐述道：“阴进阳退，二阴进之于内，四阳退之于外。柔佞入而刚正出，君子遯去之时也……君子知吉之先，辨祸之萌，思远其时也，可不遯乎？故《遯》之为义尚乎远也。是以最在内者，有‘遯尾’之危；最在外者，有肥遯之利。”遯卦䷠，从卦象上看，是二阴进之于内（内卦），而四阳退之于外（外卦），有“柔佞入而刚正出”的意味，故而范仲淹认为此卦所象征的是“君子遯去之时”。在这样的情境下，君子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于灾祸萌生之初便须立即辨察，及时隐匿而去，方能避祸得吉。所以，遯卦以应时远遁为尚。例如，遯卦之初六居于最内，在祸乱发生时来不及遁去，其爻辞遂警诫有“遯尾”之危；而遯卦之上九高翔远引，全身而退，其爻辞则大言有“肥遯”之利。这里所反映的是一种不与奸佞为伍、明哲保身的思想。另外，在诠解震卦时，范仲淹还指出：“《震》，雷相从而兴，威动万物，内外皆震，君子心身戒惧之时也。万物震，其道通焉；君子震，其德崇焉。君子之惧于心也，思虑必慎其始，则百志弗违于道；惧于身也，进退不履于违，则百行弗罹于祸。”震卦䷲，上下卦皆为震，有“天雷滚滚”之象，故范仲淹认为此卦“威动万物”，所喻示的是“君子心身戒惧之时”的情境。迅雷震慑万物，使之警惧而不敢妄行，万物因而得其亨通；君子若惶恐震惧，必不敢胡作非为，故其道德品质也会因此而日臻完美。由此，范仲淹强调，如果君子身心内外能时时保持恐惧修省的状态，那么他自然就会养成慎始惧初、遵行法度的优良品性，这样他的思想心志便不会违背正道，他的言行举止也不会招来祸患。在范仲淹看来，人们无论身处何种情境，只有常怀忧患之心、思虑必慎其始，才能做到应时而动，完成“正其家”“成其国”直至“天下定”的儒者事业。所以，在《与九国博》一信中，范仲淹告诫说：“《易》所谓‘忧悔吝者存乎介’是也。虽纤微，亦能使人忧悔。”信中所引《易》文出自《周易·系辞》，其意是说忧念“悔”“吝”之象在于预防纤介小疵。范仲淹借此而引申说，即便是小疵小失，也能让人忧惧悔恨，因而在平日安居之时，亦须时刻保持忧患意识，以防备小失酿成大祸。这一道理既适用于修身，亦可推之于治国。如天圣三年四月，其时品阶低微的范仲淹看到宋廷因太平日久而即将陷入“人不知战，国不虑危”的危险情形，便不由得忧心忡忡地向统治者上书力谏：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唐明皇之时，太平日久，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大寇犯关，势如瓦解，此失武之备也……圣人当福而知祸，在治而防乱。故善安身者，在康宁之时，不谓终无疾病，于是有节宣方药之备焉；善安国者，当太平之时，不谓终无危乱，于是有教化经略之备焉。 范仲淹指出，圣人治理天下，都是文教与武备两者并重、相济而行，从不偏废一方，因为这两者都是天下的根本。历史上，唐玄宗李隆基早年虽开辟盛世，但中年以后因贪享太平而忽略了加强武备，以致安史之乱爆发，朝中无可用之兵，唐朝遂由此陷入风雨飘摇之中。于是，范仲淹向统治者劝诫道，圣人在安定祥和之时，便开始着手防备祸患，在灾乱没有产生以前，就已经做好了平定灾乱的预案；善于养生的人，在健康安宁的时候，不会认为永无疾病，而是随时备好药品、以防不测；而善于治国的人，在太平无事之时，不认为会永无危乱，而是时时勤政化民、防灾备患。其言下之意，便是希望统治者不可端居太平、无所作为，而是要吸取历史教训，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勤政治国，强兵备战，以防不虞之灾。另在《润州谢上表》中，范仲淹还说：臣按大《易》之义，《坤》者，柔顺之卦，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坚冰之防，以其阴不可长也。《丰》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见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臣考兹前训，虑于未萌。当危言危行之秋，有寖昌寖微之说。谓大臣久次，在进退而得宜；谓王者万几，必躬亲而无倦。 坤卦䷁，六爻皆阴，是纯柔之卦，为臣之象，但其初爻“履霜，坚冰至”说明了阴气积渐而至坚冰的道理。坤卦《文言传》依此爻义而发挥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这是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大恶并非一朝一夕铸成的，而是由于君父不曾早日辨别的缘故。又丰卦䷶，下离上震，“明以动”，为“光大之卦”，是君王之象，但其爻辞中却有“日中见斗”之戒，即日正中天之时发生日全食，表明君上的光芒遭到遮蔽。借助对这两卦的诠释，范仲淹劝谏君王，统率百官要时刻防微杜渐，使之进退得宜，避免因臣下邪心积渐而让自身遭受咎害；治国理政更须日日精勤，即使事务繁多也要躬亲无倦，以免因懈怠或君权旁落而让国家产生祸乱。一言以蔽之，只有时时“虑于未萌”，才能“多弭未然之患”。当然，范仲淹忧乐思想中的“乐”也并非只是感官之乐，而是蕴含着“道义之乐”。其实，范仲淹《谢转礼部侍郎表》中的“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一句，便可作为其忧乐思想的注脚来理解。在宋代，范仲淹大概是最早对“孔颜乐处”这一命题进行讨论的思想家。如早在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时年26岁的范仲淹尚在睢阳书院苦读，就曾写下“瓢思颜子心还乐”的诗句，表露出践行“孔颜乐处”的心志。“孔颜乐处”的核心意旨在于君子“固穷而乐道”。如范仲淹《易义·困》说：“困于险而不改其说（悦）……其惟君子乎，能固穷而乐道哉！”这是说，在困穷、危难之时还能始终坚守道义、修美己德并且不改其乐的人，大概只有君子吧！范仲淹此言一方面是在阐释易理，另一方面也是在自述其人生信念。如其因危言鲠论而致满朝见怒，却依旧不动于心，只是“惟责己乐道”，并说“君子皆有通塞，孔孟不能逃，况吾辈耶”；又如其虽“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但常年被贬谪于外，不得行其道，则始终自励云：“惟君子为能乐道，正在此日矣。”总之，范仲淹“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经过时间的淬炼，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所共同崇仰的精神丰碑，时刻感召着无数仁人志士胸怀家国、心忧天下。结 语 毛泽东曾指出，范仲淹一方面与诸葛亮一样，是具备经世大才的“办事之人”，另一方面则和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一般，是精研六经的“传教之人”，其一身而兼能臣、名儒等多重身份。长期以来，对于范仲淹的道德功业、“能臣”形象，“无论士大夫争为传述，即妇人女子具能言之”；而对于范仲淹的经术文章、“名儒”身份，学者们“真能知者盖寡”。通过上文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范仲淹在“创通经义”方面确有不俗成绩——他通过诠解《周易》等经著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了先儒的一些重要思想，这些思想不仅贯穿于范仲淹的经学论著之中，同时也构成了其经学的核心思想，并主要呈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必顺民”的民本思想；二是“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三是“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作为宋代士人中集经术、事功、道德、文章于一身的第一人，范仲淹经学的核心思想蕴含着其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深刻思考与人生智慧，既紧贴经学文本，又坚实立足于北宋仁宗朝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并且始终以复行“王道”为宗旨，不管是对当时的现实政治，还是对“宋学”的兴起，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编辑：涵含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9期“哲学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 
价格暴涨 日本多地现
特朗普任期下的全球大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张明：中缅边贸往来中
高瑞东等：2025年资产
刘俊杰等：构建适应农
11月全球谷物市场与贸
管涛等：：人民币汇率
钟正生：向完成预算目
李迅雷：明年财政赤字
张红宇：构建具有中国
发表于 2024-10-9 09:29:29
提升卡
置顶卡
如何构建弘扬教育家精神的机制体系？把握好
财政部：提前下达566亿元！
王亚华：以有效治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好生态亦有“好价钱” 社会资本首次参与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