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及其自主知识体系的三重考量

高培勇（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原党委书记）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到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再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面对这样一项必须扛在肩上、落在实处的重大历史任务，该从何处着手？从什么地方抓起？历经持续8年之久的不懈探索，可以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将学科建设落实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上、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来支撑和支持学科建设是一条必由之路。

具体到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和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构建，可以认为，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构建就是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构建集中体现为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构建，两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由此出发，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当首先加以明确。

中国农村发展学或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显然，需要为之画幅像，作为致力的方向或目标。

（一）以中国农村发展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

中国农村发展学是一门关于中国农村发展运行规律的科学。或者说，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发展运行规律。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农村发展学研究的是农村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那么，中国农村发展学所要实现的，就是研究对象的再聚焦——从人类社会农村发展运行的一般规律出发，紧紧围绕中国自身国情，在实现一般与特殊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揭示和提炼中国农村发展运行的规律。

其一，中国农村发展学是一门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农村发展学，尽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以及历史演变、制度设计、政策安排、管理格局、实践总结等构成其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但终归是研究农村发展运行规律的科学。这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科学性之所在。

其二，中国农村发展运行规律的揭示和提炼，是建立在清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农村发展运行一般规律基础之上的。中国农村发展运行规律，涵盖人类社会农村发展共性和中国农村发展特性两个层面，并非限于中国农村发展特性一个层面。这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立足点之所在。

其三，讲好中国农村发展的故事，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问题，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如“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的道理，中国农村发展学既有各国农村发展学的一般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农村发展学的中国特色。这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中国特色之所在。

（二）以自主为导向

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核心和灵魂，在于自主而非本土化。围绕农村发展，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历了引进、移植、模仿、学习西方和苏联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过程。如果说以往围绕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探索主要基于本土化的目的而展开，那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的背景下，由“本土化”跃升至“自主”层面——以自主为导向，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则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站在新的历史方位的全新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贵在自主、重在自主，关键之点在于自主，这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核心和灵魂。

（三）以教材或专著为成果形式

有别于课题研究，中国农村发展学或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成果形式主要是教材或专著。

课题研究惯常的成果形式是研究报告。作为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成果，虽然可以是研究报告，但研究报告只能作为阶段性成果或中间成果，最终则要能够凝练和集中体现知识体系建设成果。也就是说，它的成果形式应当也必须是知识体系。目前来看，最能集中体现知识体系建设成果的形式是教材。既可以是本科教材，也可以是研究生教材，还可以是供党政干部阅读的知识读本。

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中国农村发展学这一关系链，集中反映了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中国自主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中国农村发展学或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不能是什么样子？也有必要使用排除法，将其排除在工作视野之外。

中国农村发展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发展运行规律而非其他别的什么规律，旨在构建的是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而非其他别的什么知识体系。认识到这一点，就要避免似是而非，力争少走一些弯路。

（一）非以往的农村发展学理论体系或农村发展学教材的简单修订版

一个极易出现的情况就是，在以往农村发展学教材或知识读本的基础上做简单修订。这样取得的成果，显然不是或不可能是中国农村发展学的重构。这就如同建筑物做装修，在框架结构不做大调整的条件下，所能改变的只能是外表和用途。倘若中国农村发展学或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构建停留于如此层面，就谈不上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也谈不上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于是，也就走不出用原有理论解释中国农村问题的传统思维逻辑。

（二）非西方农村发展学和社会主义农村发展学的拼接版

在学科教育方面，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搞所谓“平行教学”——将一门课程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分别讲授。例如政治经济学，先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接着讲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时代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学科建设和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显然不能延续或复制这样的模式。比如，上篇是西方农村发展学，下篇是社会主义农村发展学，两篇各讲各的，互不关联。这种拼接版，肯定不符合要求，起码不符合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求。于是，也就难以从根本上摆脱普遍理论与本土知识的二元关系。

（三）非中国现行农村发展制度及其运行实践的注解版

很容易发生的第三种倾向是，把涉及中国农村发展的若干制度体系及其运行实践加以裁剪、梳理，以此为基础，逐一做专门的注解、阐释。通过这种“制度实践+注解阐释”方法所形成的，显然不是中国农村发展学或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如果这样做的话，也就难以突破“原有课程+中国案例或数据”的局限。

以上三种倾向，在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都是可能会出现的。为避免出现以上倾向，学术界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先打好“防疫针”。对于该做哪些事、该如何去做，需要认真开展研究

从抓关键点和要害处的角度而言，在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要特别注意做到“四个必须”。也可以说，这是绕不开、躲不过、必须进入工作视野的四项工作。

（一）必须涉及框架和构件的调整

中国农村发展学学科建设与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构建，两者虽表述不同，但实质上是一回事：从学科名称来讲，是中国农村发展学；从学科实质内容来讲，是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不过，无论什么表述，特别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农村发展学”之前添加了“中国”二字，从而形成了一个富有特殊意义的专门称谓——中国农村发展学。

这一变化非同小可。既然如此，就不能不涉及框架和构件的调整。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一要有合理的框架，二要有足够的构件。所以，必须从框架的重新设计和构件的重新确立入手。换言之，中国农村发展学与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涉及框架和构件的调整。

（二）必须牵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调整

举凡学科建设，总要落实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上。如果这三个方面没有变化，还是以往的老样子，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构建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就会陷于空谈。

牵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调整等方面的工作，得有人去做，现在就要去做。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将三个体系不加区分、混为一谈。所以，应安排专人聚焦中国农村发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分层次的研究。否则，新的学科和自主知识体系就构建不起来。

（三）必须提炼标识性概念、标识性范畴和标识性表述

理论体系通常是由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三部分构成的。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与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得从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入手。围绕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与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要在深入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础上，提炼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像撰写辞条那样精确地界定并阐释各个概念、范畴和表述的内涵和外延。

（四）必须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造

不同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国农村发展学与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以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基础的，并贯穿着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换言之，要以全新理论体系的构建支持和支撑中国农村发展学与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构建。

从某种意义上说，全新的理论体系就是以标识性概念、创新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这就必须进行理论探索和理论创造。也可以说，理论探索和理论创造是构建全新的理论体系，进而构建中国农村发展学与中国自主的农村发展知识体系的前提条件。(来源：乡村发现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