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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亚林（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中共十九大报告对乡村发展有三大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地方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即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在广大的乡村更是十分突出的问题。
美好生活需要也给乡村发展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即可以提出有没有一个“美好乡村生活方式”的命题。我们过去一讲城市化、城镇化，就提乡村生活方式需要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型的目标，那么，在美好生活需要概念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来以后，有没有一个“美好乡村生活方式”的命题可以提出来呢？换句话说，提出这一新型命题的背后，有一个重大关怀的转型，即我们不再以城市生活方式为唯一依归，而是还有一个与城市生活方式并行不悖的以乡村生活方式为依归的选择问题。由此，我们也可以开创出一个“美好乡村生活方式”的新型分析概念或理论模式。
第二个地方是报告提出要探索城乡融合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城乡融合靠什么来推动，这是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可不可以通过城市群中国、区域中国、大都市圈中国的方式，把城市中国和乡村中国给统筹起来思考？关于这一点，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第三个地方，也是近阶段我一直思考的问题。这次会议的主题叫做“美好生活视野下乡村社区发展和小城镇建设”，背后有两个基本的关怀：第一个基本关怀是乡村的空心化趋势是不可避免的。空心化有的说达到了60%，悲观一点的说是80%左右。根据城镇化率推算，到2020年，大致会有9亿民众居住在城市或大小城市和城镇。但是，无论未来再怎么发展，总还有5亿—6亿人口留守在乡村。
第二个基本关怀是大都市圈化或城市群化带来的区域发展的新图景，使得广大的乡村可能正好处在不同的大都市圈或城市群的交叉发展地带。这个新图景可能给我们的乡村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比如，南京都市圈和上海大都市圈的交叉区域，甚至苏锡常大都市圈的再次交叉复合，共同构成了众多大都市圈的交叉发展地带，而这些共同的交叉发展地带恰恰就是广大的乡村所在地。也就是说，这些处于多个大都市圈或城市群交叉地带的乡村地区，其发展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依附于某一个特定的大中城市，或归属于大都市圈或城市群的郊区地带，而是呈现面向多个大都市圈或城市群的发展机遇的比选与兼得特征，呈现出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独特风景与新的发展路径。当然，广大边远地区的乡村发展，还是要继续遵循它既有的发展规律。也正因为如此，乡村发展会在未来呈现出更多的类型化发展模式。
当代中国的乡村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引领下，在“美好乡村生活方式”、城市群交叉发展地带等新型发展图景的激发下，会形成集“三新”特征于一体的新型发展模式，其基本内涵如下：一是“新发展主义”。简单来讲，就是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二是“新治理主义”。即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是“新生活主义”。这是我着重要谈的问题。
提出“新生活主义”有两个背景：第一，为什么当下我们要提乡村振兴战略？在现代化发展背景下，乡村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能否通过乡村的内生性建设，使得这种衰落不是人为的衰落，而是符合发展规律的衰落。或者说，通过我们多方面的持久努力，让这种符合发展规律的衰落来得晚些，乃至更晚一些。
第二，乡村的“新生活主义”的要素划分问题。在我看来，乡村的“新生活主义”是由四大要素构成的，其中，两个是内生要素，两个是外生要素。一个内生要素就是宜居。在空心化与大都市圈或城市群背景下，还有一部分老人会留守在乡村，怎样让他们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另一个内生要素是宜业，有的乡村本身是有产业的。比如大城市郊区本身有强大的产业基础，或者乡村本身是一个旅游重地、传统文化重镇或特色产业小镇。这两个内在要素，当然还有宜居加宜业这一组合内在要素，是支撑乡村“新生活主义”的发展基础。
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已经并将会继续产生或吸纳两个外生要素，一个是宜养，即乡村好山好水好风光，可以接纳更多的人去养老。而且，乡村美好生活里有几代人无以排解的乡愁寄托，今后如果乡村医疗能跟上的话，会有一部分城里人希望到乡村去养老。如今，一些风景名胜地的乡村正在出现的“医养联合体”，将会极大地助推这股“宜养潮”的提前到来。再一个是宜乐。城里人一到节假日就到乡村去旅游、休闲，就是宜乐的写照。宜乐最容易推广之处，就是随时随地，既可在大都市圈的郊区农村，也可在偏僻遥远的乡村。
此外，还存在外来的资本下乡所引发的外生性宜业问题，这与前面所说的基于本土产业基础的内生性宜业问题有较大不同。基于本土产业基础的宜业问题，可以形成基于本土的产业品牌或区域品牌，其发展动力会更持久；基于资本下乡的宜业问题，会塑造基于本土的产业品牌，又可创造基于产业的市场品牌，但会受到农产品价格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其未来不确定性更大。
不管如何，乡村发展出现的宜居、宜业两个内生要素，与宜养、宜乐两个外生要素，会产生不同的组合模式，加之外来资本所引发的宜业形态的变化，进而会导致不同核心要素组合主导下带有类型学划分意义的乡村新型发展模式的涌现，从而给乡村发展既带来不变性，又带来可变性。
最后，如果从乡村“新生活主义”的本质来看，乡村发展还面临着最重要的五大类条件的改善：一是改善以交通通讯、水电气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问题，这些年来各地政府都在努力并不断提高其供给水平。二是改善以厕所、房前屋后环境、家畜养殖环境为主的人居生活环境。有的地方很多年前就开始搞“改厕改院改厨改圈”，就是这种尝试。三是改善饮食习惯、健康体检、预期寿命为核心的医疗保障水平。这属于软件建设的范畴了，更需要不断提高各级政府的资金投入力度。四是改善文体活动、民风民俗、文化生活为主的民众精神生活状况。这也属于软环境建设的范畴，其路漫漫兮。五是推进乡村居民邻里之间、村庄之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共荣发展式共同体建设。这是乡村“新生活主义”最重要的意义，也是其最终落脚点。
乡村“新生活主义”的本质与“新生活主义”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模式，连同“新发展主义”与“新治理主义”，会形成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多样化发展模式。这种乡村发展的多样化发展模式，还需要与社区发展、小城镇建设、城市群发展或大都市圈建设一起思考，进而形成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视野、大背景、大内容和大路径，其意义与价值也就非同寻常，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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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8 15: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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