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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一些国家暂停粮食出口，引起整个社会对粮食安全的普遍担忧。
这种担忧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近些年农村普遍抛荒的现状。但是从每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国的粮食产量已实现十几年的连增，可见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还很强，粮食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农民都不种田，那问题可不小。笔者在H村观察与访谈时发现，春耕进行时，村庄中农民较强的种田意愿并没有转化为积极的种田行为。原因何在？
笔者试图从产粮地位的历史变迁与当前村民的买粮态度切入，分析其中的原因，并结合不同地区的调查经验，思考农业前途与农业现代化之路。
一、产粮地位的转变与当前村民的买粮态度
H村位于鄂东南地区，北靠海口湖，南倚幕布山脉，属于典型的江南丘陵地貌。全村400户人家，户籍人口2300人，中老年人基本留守村庄，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根据对干部的访谈得知，H村种田户并不多，90%的村民成为买粮户，粮食主要依赖于市场供给。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村庄逐渐从粮食输出地转变为粮食输入地。
在集体时期，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村庄的粮食主要以输出为主。当时水稻的产量约400斤/亩，每年水稻输出约20万斤，留下的部分非常有限。而村民生活艰苦，主粮是红苕，处于一种“吃也吃不饱，饿也饿不死”的状态。
1981年分田到户后，村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随着杂交水稻的推广，水稻产量也从400斤/亩增加到550斤/亩。按照“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原则，没过几年，村民的温饱就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1986年前后，村民进城务工的情况开始零星出现，但还是以在家务农为主。当时几乎每家每户都种了田，抛荒很少见。依靠着人均不足0.5亩水田，村庄的粮食输出也达到约十几万斤，农户基本上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甚至有余粮。
2003年前后，村民进城务工比较普遍，种粮户大大减少，开始出现大量差田抛荒和良田流转的情况。此时水稻基本上没有输出了，甚至开始需要外面市场供应。买粮户就此大范围出现，村庄小卖部抓住商机开始采购粮食销售。
2010年，随着土地的大范围流转，村庄种粮户进一步减少。目前村庄种粮户不超过15户，村民几乎都成为买粮户，买粮吃早已在村庄中形成了共识。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外出务工或读书的村民留守在村时间延长，为此出现过短暂的粮荒。据说村小买卖部运一车粮食回来，很快就销售一空。不过村民说，“这只是特殊情况”，他们相信“真到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商店不卖，国家也会管”。
二、水田的非粮化与村民无田可种
H村耕地约1300亩，其中水田约700亩，不过发展到今年，可供种植的水田面积不足100亩。全村目前只有十几户种田户，且以中老年人为主，人均种植面积普遍在2~3亩之间，少量不足一亩，最多没有超过10亩的。
那么，剩余的水田哪里去了？我在调研后发现，大部分水田被用到4处地方：
一是水田抛荒或湖田变鱼池（约有150亩）。
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农村掀起一波开荒种田的热情。村庄以生产队为单位到处围湖种田，客观上增加了水田面积。但在分田到户后，这些湖田因地势低、种植条件差等原因被逐渐荒废，有的在九十年代被私人化，挖成几个大鱼塘发展养殖业。
二是被大面积地用于建房（约有200亩）。
1981年分田到户后，路边的水田都被分给各家耕种。在集体时期，村民是不允许在水田上建房的。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的建房需求也快速增加。在土地管理部门缺位情况下，以2000年和2010年为时间节点，村庄掀起两次建房高潮，村组级公路两侧建起了密密麻麻的居民宅。据老干部讲，这些宅基地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体时期最好的水田。
三是被廉价出租给苗木基地老板（约有300亩）。
出租方主要为两类家庭，一是外出务工，家里无劳动力的农户。他们认为与其抛荒或者免费流转，不如出租给老板，省事还能获得租金——每年能获得200元/亩的租金。二是想种却无法种的农户。由于四周水田出租种植苗木，破坏相邻水田的水利，导致部分村民无法继续耕种，只能勉强出租。
四是部分水田被改为旱地种植（约50亩）。
由于水利体系的被破坏，以及粮食价格的低廉，如今种田不划算，甚至经常会亏本。于是农民就将田改为旱地，用于种植其他农作物，如油菜、芝麻、小麦等。
水田非粮化后，想要重新恢复，就比较困难：首先，姑且不论湖田私人化，一旦挖成鱼池，想要恢复，成本很高；其次，水田被用来建房，已被严重破坏，不可能恢复；再次，种植苗木，既改变土壤性质，也破坏水利体系和田界，即使合同到期，短期内恢复如初也不容易；最后，水田改旱地容易，相反则难。
三、水利体系功能弱化与村民无法耕种
农业的命脉在水利，尤其是稻产区。“望天收”成为当地种粮户的口头禅。
60年代以来，H村就有一套相对健全的水利体系，由泵站和堰塘两部分构成。
泵站是水利体系的主体部分。它建于1965年，主要由大型抽水机、机房和主渠道三部分构成。前者主要由乡镇政府提供，后者由村庄自筹自建。由于地势南高北低，相差约5米，采取了二级抽水设施。
一方面，土壤储水能力不强。由于村庄位于山脚下，属于丘陵地貌，水田大多是沙石地。土壤结构失衡，缺磷缺钾，板结严重。
另一方面，田块用水差异性巨大。由于受地势南高北低的影响，田块高低不平；而且分田到户后，田块细碎化严重。即使风调雨顺的年份，都要抽水抗旱，抗旱最长达一个月。泵站建成后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其灌溉范围覆盖整个村庄所有生产队，水路达到两三里路。
堰塘是水利体系的重要部分。村庄大小堰塘约有20余个，在解放前的堰塘的基础上有过清淤与扩大。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大型堰塘，面积通常达2—3亩，主要服务于指定的生产队；
二是公共堰塘，面积最大有5亩，最小2亩，服务于附近大片两个生产队的水田；
三是小型堰塘，面积几分到1亩之间，主要是应激性的，服务于邻近两三亩水田。
堰塘数量不少，再加上防止大旱时出现争夺水源情况的地方性规范，使得H村水田有序用水成为可能。为了维持堰塘的蓄水能力，村组两级每年都会组织劳动力清理塘泥，即水利冬修。
堰塘一方面用作直接灌溉的场所，另一方面可作为泵站水路的中转站。如果是风调雨顺的年份，堰塘的存水在满足农田用水的同时，还能供村民个人自由使用；如果遇到干旱年份，在泵站灌溉结束后能够再次蓄水，应对持续的干旱。
换而言之，堰塘不仅能够减少泵站的使用，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能够实现集体组织供水和个人自主供水的有效结合。
这套水利体系，保证了村庄农业生产30多年的稳定丰收，但在2000年其灌溉功能弱化，导致种田的水利条件不足。即使上级多次推行过水利项目，水利设施有过一定程度的修缮，但其功能却始终没有恢复到最初。
从泵站方面看，据干部介绍，2000年左右，泵站的使用频率大大减少，可看成无意义的摆设，荒废了十几年。其中一方面是因为种田户大大减少，种田面积减少，灌溉面积相应减少；另一方面由于种田户田块的细碎化和分散化，同时水田性质发生变化，原先灌溉的水路都不同程度被损坏。
最终导致的后果是，启动泵站的成本太高。在村级无法提供费用补贴的背景下，农户的抽水费用在无形中增加，农户对此非常不满。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泵站只是零星使用，大多时候废弃不用，抽水机与泵管都闲置生锈。
从堰塘方面看，其命运不外乎两种：
一是由于长期未清淤，堰塘塞满淤泥，蓄水能力减弱。在集体治理弱化与集体资源不足的背景下，村集体很难组织、发动群众建设清理堰塘，一直存在的冬修水利名存实亡。
二是堰塘的私人化或废置。除了若干小型堰塘，大型堰塘基本私人化，用来发展养殖业，主要用于养鱼养虾。这一转变使得H村在大旱时就会面临养殖业与农业用水的矛盾。此外，公共塘基本废置，无人清理，其灌溉功能也大不如前。
结果是种粮户只能依靠堰塘进行单户的自主灌溉。在面对大干旱时，甚至出现争夺水资源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增加种粮户的生产费用，而且极易导致粮食减产，降低种粮户的生产积极性。
如有位农户，2011年种植11亩水田，2013年碰到大旱，稻谷产量从1.2万斤骤降到8000斤，而灌溉费用比以前高一倍，达2000元。本村8亩水田产量仅5000斤；邻村4亩水田产量3000斤。
差异的根源在于邻村80年代修建的水库依旧发挥作用，而且雇佣该村一名村民进行管理，以村民组为单位，协调用水，农户按照灌溉面积交一定费用。很快2014年该村民退出本村的水田流转，仅仅种自家的水田以及邻村4亩水田。
四、农业的前途、粮食的安全与农业现代化
村中中老年人在访谈中透露，他们有很强的种田意愿：
一是因为种田并不难。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民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种田简化。
二是收入不低。不算自身劳动力，除去成本，每年净收入能达到600元/亩。
三是很有意义。种田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种田就像照顾小孩，一点也马虎不得，田边密密走，亲戚朋友稀稀行。”
在疫情背景下，村民的种田意愿也有所强化，但由于如今无田可种、无法种田，他们的种田行为受到限制。如今，买粮成为村庄的共识；若发生极端情况，村民更多寄托希望于国家。
虽然H村仅为个案，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但我们仍可以反思：如果此类现象普遍化，粮食又由谁来供应？粮食安全如何保证？
从全国范围看，7亿小农户是当前农业生产的主体。细分下来，以中老年群体为主的小农群体占据绝大多数，主要种自家的2亩水田；少数是以中青年为主的中农群体，通过土地流转成为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根据笔者在多地的调查，与H村的经验类似，他们的种田愿意还是比较强的，但是种田行为却受到不同的限制，如种田条件有限、粮食价格低和社会化服务不足等。也就说，不是农民不种田，而是种田的条件等不足。而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一旦农民普遍不种田，粮食安全就难以保证。
有人说，既然农民不种田，让资本来种不就可以解决问题？问题是，把关乎国计民生的农业寄托于资本，这方法可靠吗？也有观点认为小农生产是落后的，是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应该消灭。这种逻辑是站在资本角度上的，它忽视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实际条件，忽视了小农在农业现代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根据笔者的调研经验，资本的介入最终大多是失败的，最后由于亏损而纷纷退出农业生产。即使成功，也多是得益于政府的农业再造，而不是资本的自我发展、自力更生。实际上，资本在进入农业的尝试过程中，会面临雇工监督管理、农业市场风险以及劳动成本增加等方面的挑战。一旦不成功，就会“开着宝马进来，开着拖拉机走”。
对于资本而言，逐利是首要目的，一旦进入农业，就会分享本身不多的农业剩余，而边缘化当前农业生产的主导主体，极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且小农生产在农业生产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一方面通过精细化的耕种与管理，能够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能够根据农业发展阶段，适度扩大规模，自主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因此，当前农业现代化，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或资本力量去消灭小农，而应实事求是，立足于三农的特点，继续创造各方面的条件，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时刻将中国的饭碗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来源：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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