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平：走向发达经济体，中国需要哪些新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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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卫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1987年，邓小平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三阶段”战略部署，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2021年开始，中国将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征程，努力在未来30年的时间里完成经济发展的总体安排，实现第二个百年发展目标。本文将探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奔向富裕，最终实现发达的主要动能因素，以及为此所需付出的努力。
  01、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面临新旧动能转换的挑战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三步走”发展战略，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不断进行着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动能因素也在动态地发生着变化。中国在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路应该怎样走，方向已经明确，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动能因素应该发生怎样的变化，才能够助推中国经济真正从小康奔向富裕，最终实现发达。
  中国在小康之后奔向富裕、实现发达的目标和路径非常明确，按照中共十九大以人民为中心展开的两阶段经济发展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因此必须提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手段，去增加有质量的新增财富，作好新增财富的分配。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在于逐步解决目的意愿宏大和手段有限之间的矛盾。
  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做大和积累有质量的新增财富，从实际出发存在着不同的途径：第一，财富转移。把其他民族和经济体的财富，通过各种渠道转移过来，支撑本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历史上的殖民掠夺，现实中的通过贸易金融转移财富便属于这一类途径。第二，科技创新。研发新产品，创造新财富。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科技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加之具有后发优势，善于“干中学”，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依靠现有的成功，仍然无法全面满足大众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第三，有效配置劳动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中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13%、日本的11%，有着巨大的改进空间。但由于人力资源素质、技术养成方面的短板，在极短时期内大幅度提升劳动生产率存在困难。第四，尽量做大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生产新增财富的能力，进行分配、再分配。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迅速推进经济规模扩大，由此获得了新增财富的极大增长，人民生活在此基础上得到了很大改善。
  从历史和当前的实际出发，中国依靠获取世界其他经济体财富为己所用而扩大新增财富，既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现实，促进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化需要时间和成本，依赖科技进步也需要时间夯实基础和加大投入。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强烈，在开放条件下与其他经济体，尤其与发达经济体横向对比，中国依然存在着明显差距，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地扩大中国的新增财富，提高大众的生活水平，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迅速做大规模、提高产能。
  在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目标的推动下，中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张，取得了总量变化的巨大成就。世界上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其中有220多种中国产量排第一，中国生产了世界一半的钢铁，一半以上的煤炭，等等。但与此同时，钢铁、煤炭、平板玻璃、电解铝、水泥，甚至汽车等产能均已过剩，继续做大产能规模的空间狭小，老路难以重复，中国已经无法再依靠量的持续扩张来保证大众生活以较快速度提升。同时，日积月累形成的已有生产结构，与人民日益升级的需求结构之间，出现了错位，造成了供求结构的失衡：在需求侧出现了过剩与短缺并存，供给侧则出现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实际状况。
  02、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经验无法复制，必须有所创新
  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上很少有人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伴随着中国入世，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城镇化全面展开，中国逐渐发生了产业跃升，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时，真正成了世界工厂。在这一阶段，中国以极快速度完成产业转型，实现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工业化进程，推进中国制造走向世界，大规模变换了世界市场份额的归属，令世界瞩目。与此同时，中国稳定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实现了小康，也为全世界脱贫、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贡献。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复制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必须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的新路来。
  中国经济结构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联产承包”到“世界工厂”，进而追求“中国制造2025”的巨大变化，是“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合力的集成，将在世界经济史中留下浓重的笔墨。中国进阶成为“世界工厂”，人民的勤奋是其必要条件，没有必要条件，一切不会发生。但事物的发生与推进，需有充分条件，当充要条件都具备时，外部环境会则起着重要的点睛作用。中国演进成“世界工厂”，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华尔街、伦敦城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世界重新配置资源的结果，是世界发达经济体在全球重新构建生产网络、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结果，更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内部巨大有利条件，对于世界资本和产业布局产生吸引力的结果。
  2008～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风暴，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逆全球化抬头，世界各个经济体开始酝酿产业再转型。中国今天进行转型调整的外部环境，与当年中国迅速工业化，转变成“世界工厂”之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中美贸易战没有发生，所面临的情况也绝非顺风顺水，而是必须开顶风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然而部分中国人确实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四十多年的时间，快速地走完了发达国家过去用了一二百年走过的路，生产力和产业结构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导致一些中国人产生了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希望发达经济体在过去一二百年经济增长过程中曾经产生的问题、碰到的困难和矛盾，最好都不要在中国出现，让中国一帆风顺地实现富裕和发达。然而经济发展是具有自身客观规律的，发达经济体在增长过程中曾经碰到过的问题，中国大概率都会遇到。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发达经济体面对这些问题和矛盾，经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探索和处理，而中国由于高速增长，未来二三十年间必须处理好其他经济体过去一二百年所面临的类似问题，决不能任由矛盾积累，造成增长停滞。坦诚地讲，经济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03、中国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主要动能因素
  中国经济继续前进，从全面小康，奔向富裕，实现发达。按照中共十九大中国经济发展三个时间节点的部署，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达到的经济目标非常明确，“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但需要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继续前进，依靠产能规模的继续放大，如上所述已经完全不可能。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基本动力，在大方向和路径上，十九大也给出了明确答案：“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我们下一步要着力解决的实际问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此岸到彼岸的跨越，存在着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情况。
  对于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可持续动力的考虑，笔者的回答是：两个驱动加一个基础。第一个是市场驱动，尤其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二个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以创新驱动为主动力。两个驱动必须建立在一个诚信有序市场，即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在这个基础上，市场配置资源才可能有正面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大家才会有创新的热情。所以在中国现实最难，也是最必须做的，就是建立诚信有序的市场体系，并以此作为配置资源的根本，这并不容易。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直强调市场取向，但市场自身的改革严重滞后。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出台，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必须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贯彻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总方向，并提出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领域改革的方向，确定了改革的市场决定，有序流动；健全制度，创新监管；问题导向，分类施策；稳中求进，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具体举措，通过价格机制、运行机制、分配机制的改革，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如果市场缺乏诚信基础，以它配置资源，谬之千里是必然的。
  在2012年之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是清晰的。沿海开放，西部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这样的区域发展格局脉络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始终。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接下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沿长江经济带，继而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第三次振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海南全省建设自贸区，之后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形成一个十字形状的区域经济发展布局：西部是四川盆地及周边两个国家级中心城市——成都、重庆组成的成渝经济区，沿长江而下，大武汉、长株潭（长沙、株洲、湘潭）、环鄱阳湖经济区形成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东部是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经济发展规划，中国北部的西安、京津冀、东北老工业基地形成的发展带，以及“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南部粤港澳大湾区及海南全面开放，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十分明晰。这样，在创新驱动、市场驱动，以及诚信市场建设的基础上，加之以中国经济区域发展布局，中国特色以内需主导、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发展的路径正在逐渐形成，为中国在小康之后的发展，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着坚实的动力基础。
  与此同时，在中国日益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的情况下，面对中美经贸摩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世界经济的冲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笔者认为，从底线思维出发，中国经济的转型调整、动能转换是否“到位”，适应性是关键，也就是既要适应国内内部经济、社会条件的各种变化，又要能很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各种变化。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控制不尽如人意，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和民粹主义泛起、大宗产品价格巨幅波动、世界生产网络和供应链的未来变化，国际市场的收缩，经济周期下行与疫情叠加造成的世界经济处于衰退和萧条的边缘，第三次工业革命红利的耗尽，国际范畴各种传统、非传统危机的冲击，凡此种种，都为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形成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思想和工作准备。
  中共十九大提出的“弱有所扶”是中国社会以人民为中心底线思维的体现，对弱者不仅同情，而且要扶助。一个社会不同群体可以有收入、财产的较大差距，但全社会对弱者必须有扶助的底线思维，这样社会才能安定和谐。和谐的字面含义是：和，口中有禾，要丰衣足食，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提高的需要，谐，即人人皆言，当家作主。人人都可以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建言献策，提出批评和建议，这样社会才能够在文明安定中得到可持续发展，完成小康之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