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必良：构建“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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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必良（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与“中国道路”，受到了世界范围内广泛且持久的瞩目。改革开放起源于农村，农业的增长、农村的转型与农民的贡献，支持了中国的重新崛起。4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农业农村面貌。总结和探索丰富的社会实践，深入推进“三农”领域的学术研究，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是人口大国，是农业大国，更是小农大国。农业大国的历史沉淀、“大国小农”的运行逻辑、农村发展演化的内在机理，能够为“三农”经济学研究提供独一无二的鲜活样本。不仅如此，中国幅员广阔，地域差异明显，乡土文化丰厚，发展形态多样叠加，改革试验推陈出新，开放格局不断扩展，这些能够为“三农”经济学研究提供层出不穷的重要命题。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中国经济学家在检验、拓展、丰富乃至于创新经济学理论方面做出独到的贡献，为构建有中国特色“三农”问题研究的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尤其是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并确立其话语地位提供契机。鉴于相关讨论甚少，本文抛砖引玉，希望引发学界同仁的重视与思考。
  话语是人类交往的重要方式。话语体系是交往主体通过系统的语言符号并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来表达和建构的结构完整、内容完备的言语体系及其内含的理论知识体系（郭湛、桑明旭，2016）。但是，由于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在问题性质上的差异，“三农”研究表达为不同学科维度的话语体系；“三农”对象的异质性以及科学研究范式的缺乏，也使得“三农”经济学研究未能形成恰当的知识分工与话语体系。本文试图分析中国“三农”研究在经济学话语表达方面存在的问题，厘清农业与农村经济学的知识分工与话语定位，阐明提升“三农”研究经济学话语地位的努力方向。
  一、“三农”问题：对象性质与不同的话语表达
  中国将农业、农村、农民统称为“三农”并正式见诸报刊始于1992年，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总称为“‘三农’问题”则可追溯到1994年（叶敬忠，2018）。农业的产业特性、农村的地域特性与农民的职业特性，决定了“三农”问题的特殊性与长期性。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不同阶段都有其特定形态的“三农”问题。但“三农”问题突显于中国，则与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工业化“赶超战略”以及“大国小农”的特殊性紧密相关。特别是1984年之后出现的农产品卖难、农民负担加重、城乡差距扩大等问题，使得“三农”及“‘三农’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大话题。
  （一）对象性质及其话语特征
  农业、农村、农民，是三类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研究对象，但对象特征的不同与问题性质的差异，为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与话语表达提供了广阔空间。
  第一，农业活动最原本的特点，是通过利用有构造的生命自然力进而利用其他自然力的活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4）。农业的一些重要特性，例如农产品生产的生命连续性、农业活动的季节性和地域性、农业土壤及其肥力的有限性、自然影响的不确定性、农产品的鲜活易腐性、农业活动的综合性与多样性等，决定了对农业问题的研究不仅能够形成农学、生命科学、生态与环境科学等众多的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而且能够形成农史、农业思想史、管理学、经济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作物类型及产品特性不同，其受国家管制或课税的可能程度不同，亦使农业成为人类学、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话题（Scott,2017)1。
  第二，传统村庄是农民的聚集地，它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区域概念，也是一个职场概念，还是一个社会概念。广义的农村，不仅包括乡村与集镇，甚至包括“农村之首、城市之尾”的县城。当下而言，中国的农村更是一个复合的政治经济概念。由于对象特征的复杂性，农村成为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因而形成了关于农村的不同学科分支、学术流派与话语体系。
  第三，在多数国家，农民是指一类以农业为职业的行为主体，但在当今中国还包括与农业职业无关却与农村身份相关的行为主体。在家庭承包经营与自由择业的情形下，农民事实上已经扮演着多重角色，例如农场企业家、要素（土地、资本、劳动）供给者、消费者以及社区成员。由此，农民的行为选择的确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由于角色多重并面临着多重风险，农民的行为目标涉及经济目标、安全目标、社区目标等。若考虑农民的组织行为，则甚至会涉及政治目标。理解农民的身份特征、行为特性与行为目标，分析农民行为选择与其所处环境的依存关系，必然涉及人口学、政治学、宗教学、民族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并表达为不同的话语形式。
  （二）话语表达存在的问题
  话语体系的核心是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是由专业人员以特定的领域为对象，按照专门术语和方法构建起来的概念一致、逻辑严密、结论可靠、具有共识性和专门化的知识整体。尽管“三农”及“‘三农’问题”是专用名词，但由于对象性质的不同，“‘三农’问题”可视为“问题集”。问题类型的多样性虽然有助于从不同的学科维度或学术传统进行分类研究，却不利于分歧的梳理、学术的交流、共识的达成，更是制约了国际学术界的知识对话与中国话语权的形成。
  1. 问题描述的现象化。
  在多数语境下，由于假定传统与现代、落后与效率的二元存在，农业、农村、农民往往被视为发展滞后“问题”的集中表达，由此，现象描述成为相关话语的核心，但有关话题的内涵却是不断转换的。“‘三农’问题”在早期被罗列为“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农民贫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三农’问题”又被表达为“农民工、失地农民、村落终结”，或是“农民工、老人农业、空心村”，或是“农业劣质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多元贫困化”，或是“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以及更为具体的“谁去当农民，谁去种田，谁去建设新农村”（叶敬忠，2018）。问题的选择性、描述的现象化、表达的情绪性，制约了“三农”研究的深刻性。分散性的个人思考并未形成系统性的知识积累。
  必须承认，“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对于提升全社会对“三农”重要性和“三农”问题严峻性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缺乏一致的话语前提与逻辑起点，已有研究既难以在学术意义上达成概念的共识与问题的聚焦，也不可能形成促进学术进步的话语形式（叶敬忠，2018）。由于学界缺乏起码的科学问题意识，加之视野屏蔽，“三农”研究结论大多表达为个人嗜好而与现实脱节（老田，2004）。如果说“三农”问题是农业、农村、农民众多问题和现象的罗列与堆砌，那么，同样可以认为，“三农”研究本身所存在的言说分歧与话语问题，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2. 话语议题的离散化。
  “三农”问题的主流话语表达，源于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的二元性。亚当·斯密（1972）最早发现生产特性使得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揭示了工农部门增长差距的内在根源，从而形成了二元模型的雏形。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发表重要论文《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标志着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著名的“二元结构”理论的形成。该理论基于农业存在零值劳动力的假设，认为工业部门只需支付略高于农业部门维持生计水平的工资，就会诱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从而揭示了资本积累以及所诱致的劳动力转移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Lewis(1954）假定，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存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资本部门，前者代表低效率与落后，后者代表高效率与先进，由此构建了“两部门模型”的基本分析范式。由于该范式契合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历史与现实，所以引发了多样却离散的二元结构话语表达。
  中国的“三农”研究，并没有在标准的“两部门模型”范式下展开讨论，而是基于不同的话语指向，呈现出多样的学术语境。主要包括：第一，从二元结构拓展到多样的二元部门结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农业与非农部门），并泛化为三元部门结构（农业、农村与城市部门经济）；第二，从二元经济结构拓展到二元区域结构（农村区域与城市区域），并泛化为城乡要素配置与公共服务的二元结构，乃至三元区域经济结构（农村经济、城郊经济、城市经济）；第三，从二元区域结构拓展到二元社会结构（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农民社会与市民社会），并延伸为二元土地制度结构、二元就业结构、二元教育结构、二元社会网络结构、二元社会保障结构、二元体制结构等。不同的二元结构有着不同的问题性质与生成机理，进行多样化研究当然必要，却缺乏相对一致的研究参照系或基准点，从而难以形成关于“‘三农’问题”的学术传统与话语体系。
  3. 分析解理的碎片化。
  “三农”问题及其转换有着很强的情境依赖，一些重要的“三农”问题研究需要宏大的分析框架，才能把问题的本质梳理清楚。但是，现有研究文献往往局限于就事论事，其涉猎的理论和制度背景不够深厚，尤其是缺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思辨。一方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业和农村面临重大转型，马克思关于农业、土地以及经济发展的很多论述，仍值得重新思考、比较与借鉴。忽视所有权、产权界定、产权细分以及产权实施的内在关系，不可能对所有制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与现代经济体系的不断扩展，一二三产业融合不断深入，农业作为产业体系的一个环节已经嵌入全球价值链之中。如果不从整个价值链出发研究问题，片面化或者碎片化地解构“三农”问题，其研究结论将是单调和有局限的甚至是错误的。事实上，农业和农村发展已经开始契合于“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顺应新时代的发展态势与未来发展格局，必须更加全面、系统并动态地看待和把握“三农”问题。
  二、“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地位与轨迹：基于文献计量分析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地位无论是在国际经济学及农业经济学界，还是在国内经济学领域，都有了明显的提升。但是，与前述“三农”问题研究多样化的话语表达相类似，“三农”经济学研究也存在现象化、离散化与碎片化问题。本节基于文献计量做一个初步的梳理。
  （一）中国“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地位
  1. 在国际经济学中的话语地位。
  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国际话语地位有不断提升的趋势。华人经济学家在五大经济学顶级期刊2发表的学术论文篇数逐年增加（1978～2017年共计发表645篇，其中，1978～1990年仅发表57篇，2011～2017年则发表了252篇），农地制度、农村产权制度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取得了具有明显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张亚光、毕悦，2018）。对1989～2018年Web of Science农业经济与政策（Agriculture Economics&Policy）领域JCR期刊论文的分析表明，中国农业经济学家无论是论文数量规模还是影响力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尤其是通过拓展国际合作，中国学者的贡献度有了明显上升；“中国问题”“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越来越受到国际农经学界的重视（沈军威等，2020）。
  2. 在国内经济学中的话语地位。
  《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简称“两刊”）是国内经济管理类的两大顶级刊物。对“两刊”文献的分析大体能够反映出“三农”经济学研究在国内学术共同体中的话语地位。在CNKI中进行检索，剔除非学术论文后的统计结果表明，“两刊”在1985～2019年发表学术论文共12397篇，其中，在题目或关键词中含有“农”并进一步通过阅读摘要进行甄别后的有关“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论文为992篇，占“两刊”全部发文量的8.00%。在2000年及之前，这一占比为8.71%;2001年以来，这一占比下降为7.60%（见图1）。采用关键词的信息熵来测度学术论文所提供的信息量（见图2），可以发现：1978～1999年，“两刊”年均的信息熵约为9.2871，“三农”文献的信息熵为6.7694，说明“三农”文献覆盖了全部信息的72.89%。2000～2019年，“两刊”信息熵为10.2972，“三农”文献信息熵为6.7833，尽管覆盖面下降，但依然能够提供全部信息的65.88%。不过，从图2可以看出，2011年以来，“三农”文献所提供的信息量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三农”研究的话语影响力不断减弱。

  图1“三农”研究在“两刊”载文中的地位  

  图2“两刊”载文的关键词信息熵
  类似地，对《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8年版）中的“综合性经济科学”（F类）排名前10的期刊（包括《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家》《经济科学》《经济评论》《经济学动态》《当代财经》《财经科学》，简称“Top10”）通过CNKI检索发现，“Top10”在1985～2019年共发表学术论文44363篇，有关“三农”研究的学术论文为3444篇，占7.76%。“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地位经历几起几落并于2001年达到最低点（“三农”研究的学术论文仅占3.92%）之后，在2003年开始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2014年以来有不断式微的趋势。可见，无论是从“两刊”来看还是从“Top10”来分析，“三农”研究在国内经济学中的话语地位均表现出较为一致的趋势，在近几年有所弱化。
  （二）“三农”研究的经济学热点议题：演变轨迹及阶段性特征
  《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农村观察》《农业技术经济》是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学界的四大主要学术刊物（简称“农经四刊”）。对“农经四刊”的载文进行分析，可以大体了解“三农”研究热点议题的演变轨迹及阶段性特征。通过CNKI检索，自各刊创刊至2019年，“农经四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共计17359篇。从这些论文关键词的信息熵来说，自1985年“农经四刊”全部正式出刊之后，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见图3）。进一步借助文献计量软件Cite Space，运用共词分析及聚类分析方法，可对“农经四刊”的热点议题及其阶段性特征进行梳理（见图4）。

  图3“农经四刊”载文量与信息熵  

  图4“农经四刊”载文关键词的网络聚类分析（1985～2019年）
  1. 第一阶段：1985～1995年。
  “农经四刊”的信息熵从1985年的9.6722增加至1995年的9.7980，表明“三农”研究的用语及其表达体系逐步形成。中国于1992年确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因此，这一阶段的话语重点与中国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实践紧密关联3。本阶段研究的特征是：重视计划经济（宏观控制）和市场经济（企业管理、乡镇企业、市场机制、金融机构）两类发展模式的比较，特别是对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包括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效配置等。其中，市场价格机制尤其受到重视。此外，畜牧业经济学一度是相对独立且活跃的学科分支。
  2. 第二阶段：1996～2003年。
  这一阶段“农经四刊”的年均发文量维持在425～484篇，其信息熵不仅超越以往而且稳定在10.1445～10.1940。这一阶段的话语重点表达了从经济发展模式向宏观发展问题的转型。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本阶段研究的特征是：聚焦“三农”在宏观层面暴露的问题，具体包括农民减负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农业增长方式、合作制）。需要指出的是，前一阶段受到关注的畜牧业研究，在这一阶段让位于种植业及相关问题（耕种用地、粮食）研究。在这一阶段，中国加入WTO，农业安全问题开始受到重视。
  3. 第三阶段：2004～2014年。
  “农经四刊”的信息熵在2014年达到峰值10.3456，相较于期初的2004年增加了5.74%。这一阶段体现了从理论问题探讨向实证分析的话语转型。如果说前一阶段研究仍然以思辨性讨论为主，那么，这一阶段研究的特征就在于，将计量模型（影响因素、技术效率）引入“三农”议题的讨论。同时，农业的传统与工业的现代、农村的落后和城镇的繁荣在这一时期产生明显反差，于是，农民工、城镇化、乡村治理、现代农业和经营模式成为本阶段的研究热点。
  4. 第四阶段：2015～2019年。
  “农经四刊”的信息熵在这一阶段从10.2687下降至10.1282。其主要特征是从宏观问题向微观问题的话语转换。其中，基于自下而上研究视角的微观数据（农户数据）的计量研究文献迅速增加，农户、农地流转和满意度等成为本阶段的高频词汇。这一阶段反映了“三农”经济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其中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第一，议题的分散性。从关键词共现网络来看，不仅聚类类型增加，而且内部关联性不强，表明研究议题呈现分散化趋势。第二，话语表达的分化。这一阶段被持续关注的议题有集体经济、乡村振兴、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地流转，但聚类集中程度不高，缺乏良好的学术规范与话语共识，意味着理论深度上有其局限性。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总体印象：第一，中国“三农”经济学研究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转型发展密切关联，体现了话语热点的需求引领与现实回应；第二，粮食问题、农村土地以及农地制度一直是持久的热点议题，反映了学界对中国特殊国情与农情的重视；第三，实证研究的转型尤其是计量模型的广泛运用，体现了研究方法的进步。不过，议题的分散与话语表达的分化等问题值得关注。
  三、“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反思与定位
  中国“三农”经济学研究未能获得其应有的学术话语地位，一个重要根源是过于追逐热点，既缺乏规范的经济学分析范式，也缺乏对一些关键科学问题的深刻把握。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 热点议题的转换。
  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通过CNKI以“新农村”为搜索词在篇名中对“学术期刊”（中图分类号F）进行检索发现，对应的文献量在2006～2017年为28692篇，而在2005年及之前仅为400篇，2017年后为837篇。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学界的热点议题随之迅速转换。同样以“乡村振兴”为搜索词在篇名中对“学术期刊”（中图分类号F）进行检索发现，2018年以来的对应文献量高达11685篇，而2017年及之前的这类文献仅为289篇（2017年之前仅有32篇）。当然，追逐热点有助于回应现实关切，但经常转换议题则不利于系统化话语体系的形成。分析表明，1978～2017年，CNKI共收录农经类期刊论文1325297篇，但零被引论文高达70.12%（陈秋红、朱侃，2018）。“热情过度而学理性不足”，呈现出表面的学术繁荣。对此有必要进行反思。
  2. 研究范式的缺失。
  应该强调，中国有着自己的国情与农情，“三农”问题有其特殊性，所以，与国际农经研究相比，国内农业农村经济研究的议题势必有所差异。然而，无论是怎样的热点议题，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基本的研究范畴、研究范式与学术传统，对此不应该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与对立。事实上，国内“三农”经济学研究所呈现的议题聚焦不足、分散有余，或许与缺乏科学规范或相对一致的研究范式有关。离开学术传统，缺乏规范的研究范式，即使是再生动的“故事”与经验事实也难以表达有意义的理论意蕴。对2015～2019年Web of Science国际农业经济与政策领域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发现，国际农经文献关注的议题聚焦于出口、倾向评分匹配、支付意愿、保险、性别、反向关系、价格传递等（见图5）。

  图5 Webof Science农经文献关键词的网络聚类分析（2015～2019年）  
  国际农经研究的现实话语表达（包括华人学者的贡献），应该对中国农经学界具有启迪性。第一，关注经济学范式下的基本命题。例如，生产率、支付意愿是主流经济学老生常谈的问题，但依然是国际农经的热门议题；价格理论是“古老”的议题，但在国际农经文献中仍然广受关注。由此可见国际农经学界对研究范式与学术传统的重视程度。第二，研究视野的开放性。在遵循基本研究范式的前提下，不仅体现了人文关怀（例如性别问题），而且将研究视野延伸到健康、生物多样性以及生物质能源等。第三，重视并开发分析工具。既重视实证研究，包括广泛采用的倾向评分匹配，也重视新的研究方法的发掘与应用，例如在“成对比较法”基础上改进的“最佳最差缩放”（best-worst scaling，简称“BWS”）已经在2018年发展为主流分析工具。第四，研究领域与对象范围明确。国际农经文献主要集中于“农业经济学”研究领域，而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则属于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生态与环境经济学以及更为广义的经济学范畴。这也表明，学科边界与研究范式具有紧密关联性。
  （二）反思：话语体系的扭曲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一场重要运动，即越发广泛地进入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而发生的所谓“帝国主义”扩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家将经济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类行为选择的科学。一方面，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非经济领域，由于人类行为均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所以，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能够进行广泛渗透；另一方面，经济学发展了一套形式化、工具化以及更为一般化的数学分析，所以能够便利地进行非经济行为的经济分析（金祥荣，2010）。然而，任何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研究对象所决定的，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行为领域，人们的目标是不尽相同的，以致经济学的发展路径出现了重大分岔。
  事实上，农业经济学原本的研究对象是将农业作为一个经济部门，重点讨论农业生产者的决策行为、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农产品流通的组织形式、农产品价格和供求平衡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钟甫宁，2011）。但是，一旦将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具有多样性的“三农”问题，就不仅仅是话语体系的分岔问题，而且将是话语体系的撕裂与扭曲。
  1. 学科门类的扭曲。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农业经济学者应该“以本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2006）。但这一界定面临着两个非常尴尬的现实：第一，“三农”并非是农业经济学独立的研究对象，“三农”性质的差异决定了农业经济学不可能涵盖超越农业产业问题以外的知识领域与任务范围；第二，农业经济学尽管在学理上被视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并可做进一步的科目细分（例如农业经济学、林业经济学、畜牧业经济学、渔业经济学），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被归类为应用经济学，但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7年颁布并沿用至今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则将其置于管理学门类并改称为“农林经济管理”（包括农业经济管理、林业经济管理）。事实上，中国的农林经济管理学科无论是研究生招生目录及专业设置，还是研究方向与学术领域选择，要么超越了作为研究对象的“三农”的范围，要么超越了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学科范畴。
  2. 话语体系的扭曲。
  中国农经学界普遍将农业经济学泛化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行为性与规律性研究，并与生物生命、农业生产、农村区域和农民群体发展紧密结合（李谷成，2019），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第一，农业经济学作为研究农业生产及与其相联系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学科（钟甫宁等，2013），其特定的对象性质、内在逻辑与分析范式显然难以覆盖农村社会、农村区域、公共治理、农村商务管理、生态服务和管理等更为广泛的“三农”领域，从而导致话语体系的名不副实；第二，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业作为部门经济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使得中国的农业经济学由早期的农场经营研究逐步转向政策研究进而转变为市场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结合，既未充分挖掘中国悠久灿烂的农业文化所内含的经济学意蕴，也缺乏对“大国小农”特殊国情及其丰富实践所隐含的经济学逻辑的提炼，不仅未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经济学话语体系并维护其话语地位，而且与国外农业经济学一样受到统计学、经济学、管理学甚至于环境科学的不断挤压（于晓华、郭沛，2015），既动摇其学科的独立性，其话语地位也不断被边缘化。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城市化与农村发展格局的转型，农村人口与要素流动、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农村建设、农村公共政策等众多农村经济学范畴的论题，未能得到系统化的梳理与把握。
  （三）定位：经济学话语的边界与分工
  化解“三农”研究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扭曲，必须“双管齐下”：一是厘清问题性质，明晰话语边界；二是强化知识分工，明确话语定位。
  1. 重新认识：“三农”问题性质及其边界。
  对于“两部门模型”分析范式来说，农业及其经济增长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话题。以下两项经典研究有助于明晰农业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一是Lewis(1954）的研究。他的“两部门模型”不包括“农村”，其重点关注的是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率差异是如何诱导农业劳动力转移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二是Schultz(1964）的研究。他撇开非经济特征，将传统农业视为一个经济概念进行分析。基于“穷而有效率”的判断，他提出了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并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由此，在“两部门模型”及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下，二元经济结构及其转型、劳动生产率、人口增长率、工资率、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及工业化问题，成为农业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而中国的二元城乡结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二元体制结构，并不在“两部门模型”范畴之内，这些应该属于农村经济学（或农村发展学）的研究范畴。从广义上讲，农业既是一个产业问题，是一个价值链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生态问题，粮食问题甚至是一个国际地缘政治问题。所以，广义的农业问题也能够延伸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议题。
  2. 知识分工：“三农”研究话语体系及其定位。
  在真实世界里，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件及事件发生的原因，但因每个人在某些方面或某些领域掌握的信息与知识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就出现了类似劳动分工的知识分工（哈耶克，2003）。在哈耶克看来，知识分工至少是与劳动分工同等重要的问题，甚至是经济学中的“中心问题”。科学研究的世界，不是人们既有的观念或所感觉到的世界，而是需要对有关外部世界的全部经验重新加以组织，由此，知识分工及其专业化才使得学术领域与学科门类出现分野与细分。个人分立的知识，只有在竞争性的知识市场中才能进行有效率的交流、“协调运用”及配置（Hayek,1978），并由此在学术共同体基础之上形成学科与专业的“制度性”表达。学科既是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是组织化的专业设计或制度安排，也是进行有效交流的知识市场。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钱颖一，2002）。“三农”涉及作为主体的农民和作为客体的农业与农村。一方面，如果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选择的科学，那么，研究农民在农业与农村经济活动中行为选择的经济学就可称为“农民经济学”；另一方面，如果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规律的科学，那么，在不同的情境下将隐含着不同的行为特征与内在规律，从而具有对象依赖性。由此，从主体角度定义“三农”研究的经济学性质是不恰当的。一旦将农民视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与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行为主体，那么，从对象性质与知识分工的角度来说，“三农”研究的经济学就可分为农业经济学和农村经济学两大板块，进而构建各有侧重并有其知识内核的话语体系。
  （四）重构：农业经济学与农村经济学
  中国“三农”经济学研究，并不存在共同信念的学术共同体。必须改变以农业经济学应对“三农”问题研究的扭曲状态。樊纲（2020）认为，经济增长理论是“一般理论”，适用于研究任何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如何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改进等“增长的要素”来提升收入水平，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核心。发展经济学则是特殊理论，它重点研究落后国家如何实现较快增长等一系列相关联的问题。类似地，本文也可以对农业经济学与农村经济学做相应界定。
  应该注意的是，最近30年来，由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发展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信仰。其基本的话语特征在于：一是问题化，即西方国家通过区分“发达”与“欠发达”，将亚非拉国家建构为需要改造的对象，力图让西方模式尤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成为典范；二是专业化，即西方国家垄断所谓的发展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让其他声音和叙事无法彰显；三是体制化，指国际、国内、本地等各类发展机构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将妇女、农民、环境等卷入发展产业之中（叶敬忠、汪淳玉，2018），从而使其失去本土性与独立性。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小农问题、中国的农民工与留守儿童问题、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问题，以及中国乡土文化所内含的根脉、情感与乡愁，并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因而易于被学界所忽视。事实上，正是这些有中国特色的特殊问题，极有可能对标准的市场经济理论或成说提出挑战，并促使中国学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1. 关于农业经济学。
  核心议题是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产业及其经济增长，重点是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研究农业生产要素、农产品（食物）市场、农业微观组织、农业政策与制度，探讨农业增长的内在机理并总结一般性规律，由此促进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率的不断提升。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揭示的“增长的要素”，也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中国的语境下，农业经济学研究必须立足于人口大国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关注中国的农业安全（包括食物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尤其是粮食安全，在要素流动、资源配置与分工深化中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可以认为，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或二元结构理论、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就是经典的农业经济学理论，也是基本的分析范式或参照系。
  需要强调的是，在“两部门模型”下，经典理论往往将农业看成一个被动的经济部门，强调农业的产品、要素和市场等经济贡献，忽视农业更为广泛的非经济功能（包括文化功能、生态功能、景观功能、康养功能，以及与自然交往中所获得的智慧、敬畏、惊奇、祈祷、传承、关怀与感动）。农业不仅需要满足人类的生存与安全需要，更应该满足人类对爱与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意味着，现代农业经济学，不应该局限于“生产的农业”，更需要关注“生命的农业”，其学科性质就不仅仅是食物与纤维的生产经济学，而且是农业功能的经济学（罗必良，2020）。农业经济学必须涵盖农业生产与生态，关注生产要素、生命要素与服务要素，关注生产组织、产业组织与交易组织，关注农艺技术、减量技术、供应链技术、价值链技术、网络交易技术、大数据与机器学习技术。
  2. 关于农村经济学。
  农村经济学也可以称为农村发展学4。农村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农村区域发展面临的若干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具有特征性或特殊性，也具有时代性、动态性和长期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5。把握时代性与规律性，是中国特色农村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性使命。
  中国的农村经济学不仅要关注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等现实问题，更需要讨论农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现象、特征性问题以及农村现代化进程及其规律性。其中，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以及城乡融合发展是重要议题。前文所述的城乡二元结构与二元体制结构及其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包括迁徙、教育、生育、健康、性别、扶贫等）、环境、生态、社会资本（包括社会网络、信任等）、传统与习俗、管理体制与组织治理、村庄建设等等，均可纳入农村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中国的农村经济学是研究中国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功能、转型以及与城乡融合发展相关联的若干问题的经济学分支。
  农业经济学相对侧重于“一般理论”，而农村经济学则关注特征性与特殊性问题。因此，深化中国“三农”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将一方面有助于修正和丰富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与认知，发出中国声音，另一方面有助于形成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国流派，提升中国农村经济学的话语权。
  四、构建“三农”研究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关键：导向与范式
  （一）研究导向
  科学研究选择怎样的研究导向，决定着研究者们看待和解释世界的方式。尽管有关科学研究导向存在问题导向、现象导向、理论导向、前沿导向、创新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向甚至方法导向等众多表达，但“科学问题”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导向在学界有着基本共识。所谓科学问题，是一定时代的科学家在特定知识背景下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尚未解决的问题。科学研究始于问题，进而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并积累知识（袁振国，201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导向，是以科学问题属性进行分类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科学问题属性分为以下四类：A鼓励探索、突出原创，旨在通过自由探索产出从无到有的原创性成果；B聚焦前沿、独辟蹊径，旨在通过独辟蹊径取得开拓性成果；C需求牵引、突破瓶颈，旨在通过解决技术瓶颈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促使基础研究成果走向应用；D共性导向、交叉融通，旨在通过交叉研究产生重大科学突破，促进分科知识融通发展为知识体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于2017年设立经济科学学科，并调整学科代码，将“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含“三农”经济学研究所有项目）置于经济学门类之下。在整个经济科学学科中，无论是相关项目的申请数还是立项数（见表1），均表明农林经济管理占有重要地位。但应该注意的是，农林经济管理的资助率相对还较低。

  表1 农林经济管理类项目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的申报占比与资助率     
  注：本表数据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地区三类项目的数据。资料来源：任之光、陈中飞（2019）。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农林经济管理学科在科学问题属性上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鉴于经济科学于2019年开始试行科学问题属性的分类资助，本文以2019年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由表2可见：第一，“三农”研究项目的问题属性大多为“需求牵引、突破瓶颈”类，注重需求导向与目标导向。相比于经济科学的其他学科，“三农”经济学研究的原创性与开拓性尤为不足。第二，农林经济管理类项目在经济科学学科中普遍缺乏竞争力（比较资助率大于1为有比较竞争优势，小于1为缺乏竞争优势）。没有明确的话语定位，缺乏科学问题属性的前沿意识与研究导向，显然使其难以获得应有的话语地位。因此，构建“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在科学问题导向下不仅要重视应用研究以回应现实需求，也应该聚焦前沿、突出原创，强化原创性与开拓性研究，还必须吸收其他学科的精华，通过交叉研究以丰富知识体系。“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学研究只有立足于基本事实、情境依赖与关联性证据，才可能发现理论并推进理论创新。
  表2 经济科学和农林经济管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的项目申报与立项资助分布情况（2019年）   

  注：本表仅统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青年两类项目。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三处提供的数据。
  （二）研究范式
  1. 研究范式及其争论。
  库恩（2004）将“范式”看作是某一阶段在学术共同体的理论体系下的一整套的信念、原则、理论、方法。学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是：一批科学工作者在面对共同的问题时，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而采用有助于达成共识并便于对话的思想方法、判断准则和研究手段。其中所谓的“问题”，往往是指一些“反常”的问题。一旦现有范式无法解释越发众多的“反常”问题时，就会发生“范式”的转换或科学革命（王晓明、施建军，2006）。
  库恩和波普尔曾经有过一场关于研究范式的激烈争论（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1987）。遵循传统理性主义思维的波普尔有一个总体判断，认为一个科学家，无论是理论家还是实验家，应该基于“假说—观察或实验—经验检验”的逻辑顺序，先提出一些陈述或陈述体系，然后再逐步检验它们。库恩则指出，波普尔试图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做法，漏掉了科学实践中最能把科学和其他创造性探索活动区别开来的特征。库恩强调，要关注学术共同体实际关注的问题和做法，并尽力思考他们所关注问题的各种复杂关系及其可能发生的复杂变化，这些才是真实和可行的做法。因此，科学研究必须在自由探索中形成学术共同体，从而将那些处于混沌无序状态的认识统一到共同的现象本质、理论前提、哲学逻辑和解决问题框架的研究范式之中。相较于此，“三农”经济学研究尚有较大差距。
  2.“三农”经济学研究范式问题。
  库恩（2004）将科学发展分为“前科学”“常规科学”以及“科学革命”三个阶段。在“前科学”阶段，科学工作者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学科的原理、概念甚至现象的描述都不一样，经常发生争论。经济学的发展也有类似的规律，大体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的发现，第二阶段是提出解释事实和问题的新理论，第三阶段是对新理论的检验、运用和预测。甘犁、冯帅章（2019）认为，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学发展所处的第三阶段相比，中国经济学总体来说仍处在发现基本事实和关键问题的第一阶段。与之类似，中国“三农”经济学研究同样存在研究对象宽泛、科学问题意识缺乏的状况，亦未能形成有助于学术对话的科学的研究范式。
  如果说经济学是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研究经济运行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农业经济学就不仅要研究农业产业发展的经济规律，还要研究农业功能拓展所决定的经济行为及社会福利问题。尤其是，对中国而言，农村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农村区域的发展规律，还要研究因为人的社会性行为、地缘性差异所决定的社会经济现象。当然，农业与农村经济学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变量与参数，而只能将复杂的现实经济社会系统投射到一个既便于理论研究、又能恰当反映系统基本特征的分析空间上，去构建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及其分析框架。因此，中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学研究，需要在遵循经济学基本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契合中国“三农”的特殊性及其具体情境，进行多样化而又逻辑自洽的话语表达。
  3. 农业与农村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经济学不同于其他社会学科的关键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而在于其分析方法。其中，效用最大化即“理性人”或自利性的假设，是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经济理性的含义是，人们总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在各种可能的机会中做出最有利于其目标实现的选择（林毅夫，2001）。作为应用经济学，中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学不能因为中国的特殊农情而拒绝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事实上，由于人们能够观察到农民一些行为“非理性”，往往会质疑经济学“理性人”的基本假设，甚至提出自然人、社会人等替代假设，而不是在原有假设基础上挖掘导致农民行为“扭曲”的约束条件与情境依赖。这样的研究不可能被经济学的主流话语体系认可与接纳。
  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研究视角、参照系（或基准点）和分析工具（钱颖一，2002）。将“三农”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学，也应遵循现代经济学的学术传统与研究范式。
  一是研究视角。研究视角的确立可以由“目标—行为—约束”来表达。“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其核心目标都可归结为追求效率。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从最初的财富生产与资源配置，再拓展到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广泛的人类行为分析，都遵循着效率最大化之行为选择的研究视角。经济学所讨论的行为选择，关注于效率目标实现的约束条件，包括行为偏好与理性程度、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等等。正因为如此，农业经济学必须考虑到农业的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不仅要考察农业生产的产量最大化与收益最大化，还必须考虑不确定情境下的成本最小化与风险最小化。对于农民来说，可供利用的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本，还包括文化、伦理以及异常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所以，农村经济学必须将亲缘、地缘、业缘乃至于更为广泛的社会与政治交互关系纳入研究视野，进而在更宏大的叙事层面讨论农民的福利最大化问题。
  二是研究参照系。参照系的构建可以由“基准—偏差—校正”来说明。参照系之所以也被称为基准点，是因为它提供了与现实进行比对从而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现实格局的标尺（钱颖一，2002）。参照系通常是一种理想状态，其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否准确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通过它增进了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并进行“边际刻画”。例如，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而基于这一参照系，可以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境下研究产权制度的选择。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也是一个参照系。例如，与这一基准点对比，才能够有效分析农业生产中劳动质量考核的困难并揭示劳动合作的机会主义行为或集体行动的困境。刘易斯的“两部门模型”也可以视为一个参照系。正是在这一参照系的基础上，拉尼斯和费景汉引入劳动边际生产率、人口增长率等因素，讨论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特征，而乔根森则进一步考察了农业剩余与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谭崇台，2001）。同样，根据“两部门模型”这一参照系，人们才能够深刻认识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粘性”、人口的户籍管制、就业歧视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中国的特殊性问题，从而加深对管制、扭曲和错配的制度性根源的理解。
  三是分析工具。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由“图形模型—数学模型—理论模型”表达的分析工具，用以帮助学者们深入分析纷繁芜杂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例如，经济学家用供需曲线图不仅可以研究市场扭曲问题，也可借此研究市场失灵和收入分配等问题（钱颖一，2002）。交易费用的可检验性一直存在争议，但Williamson(1985）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分析模型不仅能够有效描述交易的基本方面，而且有助于解释交易特性、交易形式与组织制度的匹配关系。尤为突出的是，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来说，经济学较多地使用了数学分析方法。对2015～2019年“农经四刊”载文的分析表明，大约有77.67%的论文采用了计量模型分析。计量分析当然重要，但也有必要强调合理选择分析工具的重要性。过于强调“硬”的数学模型，将导致一些重要的问题被忽视而产生“遗落之罪”（Akerlof,2020）。科斯（2010）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类型，以是否有助于正确理解真实的经济运行状况作为选择分析方法的判定标准。
  坚持科学的研究导向，有助于从社会经济现实中凝练出新颖的科学问题，从而促进知识创新、思想创新与理论创新；遵循科学的研究范式，有助于“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指导实践”的高度统一，从而揭示本质、开拓前沿并达成理论共识。没有创新，缺乏共识，中国“三农”经济学研究显然难以获得应有的话语地位。
  五、提升“三农”研究经济学话语地位的努力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样，总结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经验，直面农业农村转型发展的现实，中国经济学家有了得天独厚的“试验田”。立足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讲好中国“三农”故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体系，提升“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地位，需要在下列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一）本土化与国际化：中国故事及其理论意蕴
  所谓本土化，就是使用规范的经济学研究范式，研究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亦即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国际化则不仅涉及研究范式的国际接轨、学术成果的国际化，而且还包括本土问题研究的理论贡献。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本土化是研究成果国际化的重要渠道。只有直面现实，深刻把握要解释的现象与科学问题，在科学范式前提下构建起逻辑体系，才可能有新的知识发现与理论创新。下面的两个例子说明了立足中国“三农”的本土化研究能够做出有国际影响的创新性贡献。
  第一个例子是张五常教授的佃农理论。长期以来，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均普遍认为，与工资契约和定额租约相比，分成租佃制度是低效率的。甚至有经济学家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停滞与其农业中盛行的分成契约联系起来（Rey,1998）。张五常基于中国实际，对上述定论提出了质疑（Cheung,1969），开创了现代契约理论意义上的佃农理论从而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性人物。他的研究表明，与科斯定理相一致，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形下，分成契约与其他契约形式一样有效率。放松零交易费用的假设，由于监督土地肥力的变化非常困难，地主和佃农通过分成契约来分散风险能够实现收益最大化。罗必良、何一鸣（2015）的后续研究在考虑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要素异质性，从而证明，低质土地和高能力佃农的要素组合与分成契约匹配，定额租约适宜于优质土地和低能力佃农的要素组合；定额租约和分成契约分别是信息对称和不对称结构下的最优制度选择。
  第二个例子是林毅夫教授关于农业合作的退出权假说。1959～1961年的中国农业危机是一个典型事件。对于其发生机制，传统的解释包括：三年的自然灾害；人民公社的内部鼓励不当，外部政策失误；公社规模太大造成社员劳动缺乏激励等。Lin(199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假说均与经验事实不符，这三方面都不是导致这一农业危机的主因。他基于博弈论的分析认为，由于农业生产中的劳动监督极为困难，一个农业合作社或集体农场的成功，只能依赖于社员间达成一种“自我实施”协议。但是，只有在重复博弈的情形下，每个社员才会承诺提供与他在自己农场劳动时一样大的努力。在合作社里，社员如果拥有退社的自由，那么，这个合作社就具有“重复博弈”的性质。如果退社自由被剥夺，其性质就变为“一次性博弈”。正是因为1958年开始的公社化运动剥夺了农民退社的自由，“自我实施”协约无法维持，才致使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下滑，从而造成了这场农业危机。林毅夫的这一研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于1993年组织了6篇文章围绕Lin(1990）的假说进行了一次专题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合作理论的发展。
  （二）历史遗产与现实价值：独特性与互通性表达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选择了“中国中心取向”。这不仅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有关，也与中国悠久的经济思想积淀和充足的话语养分有关。下面的一些研究就说明，中国以农业经济为主线的思想遗产在真实语境下能够表达出理论创新的独特性和与学理的互通性，从而在学术共同体中形成话语权的逻辑表达。
  第一个例子是平均地权及其影响。平均地权是中国农地产权研究绕不开的话题，颇具“中国特色”。中国的均田制由来已久，表面看来似乎与中国的人地关系或生存压力有关，但最为关键的是租税制度。由租税制度所诱发的逃役策略，从秦朝开始就逐步形成了不断固化的诸子均分的制度遗产（赵冈，2006）。李楠、甄茂生（2015）利用清代至民国初期浙南乡村的族谱及分家契约文书，对中国传统社会分家制度与农民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该研究发现，在分家制度的作用下，出生次序与其生育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出生次序每滞后1个单位，其生育子女数量平均减少0.3人。其原因在于，分家制度导致分家前后财产产权属性变化，这对处于不同婚育周期的儿子产生了不同的生育激励。出生次序靠前的儿子，容易产生“搭便车”行为，可以用分家前大家庭的财富养育自己的儿女；而出生次序靠后特别是分家时还未到婚育年龄的儿子，其家庭生育水平会受到抑制。这一研究不仅增进了对农民行为理性的认识，而且加强了对文化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
  第二个例子是高利贷与农村借贷市场。由于与传统农业社会的“道义经济学”假说冲突，人们总是将高利贷和“剥削”等同起来，所以，历朝历代的基本主张是禁止民间金融、消灭高利贷。陈志武等（2014）利用清代1732～1895年刑科题本中的近5000件命案记录，对民间借贷双方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该研究表明，在借贷纠纷引发的命案中，一旦借贷利率高于零，被打死方为贷方的概率超过借方；随着借贷利率的升高，贷方死亡的可能性相应增加。这说明，一旦发生债务违约，与借方相比，贷方所面临的违约成本将不对称地提升，甚至包括生命风险。这一发现不仅与传统“高利贷剥削”论和放贷者“超经济强制”论的推断相反，而且从人命风险等交易违约成本的角度揭示了传统高利贷的成因。该研究强调，对高利贷的道义批判所形成的社会认知，可能加剧了借贷纠纷中的极端冲突。事实上，现有关于民间借贷和高利贷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片面理解基础之上的。这一研究对于重新认识高利贷的性质、理解社会道义与契约规范的意义、深化民间尤其是农村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迪价值。
  （三）情境依赖与知识创造：直面现实与理论创新
  对经济学的批评往往存在一种对立的现象：一方面质疑经济学家将复杂的社会生活过于简化与抽象，另一方面又指责经济学家往往把平常的东西复杂化。事实上，经济学家构建简单模型，恰恰是其价值所在而非缺陷（罗德里克，2017）。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构建怎样的模型，而在于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模型是否反映了给定条件下最重要的现实。一个好的故事，应该有一个引人入胜的问题，而理解问题的关键是要增强对真实世界的理解，把握与问题关联的情境依赖和现实约束条件（周其仁，1999）。20世纪70年代崛起的信息经济学、90年代起步的行为经济学正是因为对现实更为贴近的抽象，才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前沿。正是基于对现实的重视，希勒（2020）甚至将“叙事”引入经济学，将过去依赖于抽象建模和数理统计的经济学还原到有温度、有感知的生活切片或历史场景中，人们的言谈、议题和故事，均可成为解构经济现象的重要维度。下面两项研究或许是直面现实、拓展研究范畴并能做出边际贡献的“好”研究。
  一项是关于农业种植方式影响社会信任的研究。费孝通（2013）认为中国社会的信任结构表现为一种“差序格局”，而Weber(1968）等人更是直接把中国归为低信任度社会。但中国社会并非一个同质的共同体，北方的一般性信任水平明显高于南方，而受限制信任模式更多地在南方出现。信任模式的异质性源于何处？丁从明等（2018）基于“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研究了农业种植方式对中国南北方信任模式的影响。该研究利用CFPS等微观数据的分析表明，南方水稻区农户与村庄内部更高的短半径协作需求，诱发出亲友近邻间相对紧密却将陌生人排除在外的受限制信任模式；北方小麦区为应对农忙期种植压力而诱致出的异地雇佣关系拓展了协作半径，进而发展出跨越血缘与地缘的一般性信任模式。该文还进一步验证了信任观念在代际的“复制”与传承，表明中国传统的农业种植方式持久地形塑了南北方不同的信任模式。该文将对信任问题的研究置于更可观察的现实情境，从而挖掘出农作物种植格局所隐含的文化与制度含义，为理解区域文化、经济差异与社会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另一项是关于农村社会保障与宗教信仰关系的经济学解理。中国农村一度掀起一股“宗教热”。数据表明，1990年中国居民中无神论者所占比例是信教者所占比例的9倍，2001年这一比值下降为2倍，2005年信教者比例（21.79%）已经超过了无神论者比例（17.93%）。在有宗教信仰的中国居民中，农村居民占绝大多数（郑风田等，2010）。农村居民的信仰结构为何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宗教热”缘何兴起？郑风田等（2010）认为，农村居民的信仰行为是其面对风险（例如疾病）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在中国农村，人们信教的动机主要集中在增加今生收益，而不是来世回报。信教者祷告的内容主要是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平安和幸福。既然参与宗教是人们获取社会保障和规避风险的一种策略，那么，宗教信仰与社会保障将是两类可以相互替代的机制。该文基于新农合与信教之间关系的分析表明，农村“宗教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下造成的：当人们不能从政府和社会那里获得其应对风险的社会保障，那么，他们只有求助于神灵，皈依宗教。该研究表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以及公共政策的选择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意义，而把握现实与情境，是理解和认识这些意义的前提。
  （四）反常现象与独辟蹊径：发现问题与研究拓展
  如何寻找科学问题或研究选题，如何寻找研究视角或分析线索，一直是困扰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两大难题。国内农经学界的一个重要进步是越发重视文献综述，但这却带来了一个“反向激励”，即不少论文根据已有文献的分歧来确定研究选题，然后按照自己的预设或能够获取的数据对其分歧进行检验。这样做的坏处是：一方面，仅仅罗列和堆砌文献，却不了解每个文献尤其是重要文献所面临的实际情境与可能性约束，更没有增加自己基于新的观察与比较后所提供的新认识，结果只能是做重复性的“依样画葫芦”，使原有分歧得不到厘清；另一方面，用文献综述替代理论梳理与逻辑分析，导致研究假说与变量选取的随意性，结果是研究成果的理论含义与政策含义贫乏。而先“跑数据”再“做假说”的“操作”方式，当然是更不可取的。这既是研究范式的问题，更是学术态度与学风问题。鉴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已经达到的水平，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学家必须高度重视“真问题”与“真学问”。下面的例子对于如何通过反常现象发现问题、如何独辟蹊径拓展知识，应该具有启迪价值。
  一是反常现象与发现问题。乡村治理是农村经济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士绅是政府和地方社区的协调者，也是基层公共品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在科举废除前，大多数地方下层士绅可以通过乡试获得功名；废除科举则打乱了读书人的晋升机制。Bai(2019）认为，这些读书人只好另寻出路，例如通过兴办新型企业或出国留学，来实现个人和民族的抱负，从而促进了清末国家近现代化的发展。但是，对于多数仍留在农村地区的士绅来说，他们依然有积极性参与乡村治理来维护村庄秩序吗？Hao et al.(2019）利用1902～1911年的府级数据检验了废除科举制和农村地方治理恶化的联系。该研究表明，仍留在农村地区的士绅，由于缺乏原有的声誉机制且不再接受当地政府官员的监督，从而产生了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尤其在曾经晋升前景更好的地区，废除科举前作恶的机会成本更高，科举废除后的贪腐、攫取民众财产的程度会更严重，激起的反抗也会更强烈。该文还证实了废除科举对于下层士绅的逆向选择作用：在晋升前景更好的县，农村外流的人才越多，越有可能加剧农村地区基层治理的恶化。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制度与秩序内在关联性的认识。
  二是独辟蹊径与研究拓展。消费与储蓄是经济学的长期议题。如何对老话题进行新研究，以求“旧瓶装新酒”，独辟蹊径尤为重要。经济学家以往关注语言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信息经济学或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来展开的。问题是，世界上的语言多种多样，分别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是否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呢？Chen(2013）注意到了语言在时间表达或编码上的巨大差异，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说：说话不区分时态的群体会将未来和现在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或者说人们会更多地兼顾未来。这缘于语言结构与跨期选择之间的紧密关系。Chen(2013）将考察对象区分为两类，即使用区分时态的语言和使用不区分时态的语言的群体，并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多国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不区分时态的语言的人更倾向储蓄（高出31%），到退休的时候拥有更多财富（高出39%），吸烟更少（减少24%），锻炼的频率更高（高出29%），更少肥胖（减少13%）。该文进一步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使用区分时态的语言的国家，其储蓄率比使用不区分时态的语言的国家低5%。这一研究无疑具有可拓展性，因为中国的民族语言与方言丰富多彩。
  （五）学术规范与顶天立地：知识传统与思想碰撞
  繁荣农业农村的经济学研究，构建中国“三农”研究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必须强化农业农村经济学研究的知识传统，倡导顶天立地，改善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促进思想碰撞与理性批评。
  1. 学术规范与知识传统。
  前文列举的代表性研究表明，把一个本土化的问题，或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或一个差异化现象，基于恰当的情境梳理并置于一个学术共同体的话语传统与分析范式之中，就有可能进行理论检验，或挖掘相应的理论意蕴，或进行新的知识创造。坚持直面现实讲述“中国故事”，实际上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要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关注“没有得到解释”或“反常”的事实与经验；二是要遵循知识传统与学术规范。知识传统是非常重要的。在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能存在着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冲突的各种理论。当各种理论争持不下时，必须求助于经验检验。所以，研究者所“言说”的“故事”以及“故事”中所包含的新事实或新经验，应该融入某个知识传统，从而与已经积累的知识进行“汇合”，由此支持、反对或修正某个理论，推进理论进步乃至于范式创新。
  2. 顶天立地与用心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学无论是学术研究、学科建设，还是人才培养，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依然存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问题，影响着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所谓“上不着天”，是指一些成果既没有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也没有可以证伪的理论假说，更没有像样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所谓“下不着地”，是指一些研究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要么一知半解和想当然，要么思想空洞，缺乏实感（张曙光，2009）。以问卷调查替代田野调查、以数据替代真实世界，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张曙光（2016）曾尖锐地指出，尽管“三农”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但真正有理论价值的研究并不多。好的研究必须用脚丈量，用心思考，才有可能接近顶天立地。
  3. 思想碰撞与学术繁荣。
  理论创新是“顶天”，直面现实是“立地”，而在知识传统中进行规范研究，才有可能在学术共同体中进行有效的交流、碰撞与启迪，由此发育的知识市场将有助于理论的扩展与话语权的形成。仅仅是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就存在着多种分歧。例如，对于农地租赁期限与投资的关系，学界就难以达成共识。其重要原因之一或许是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问题：一方面，产权稳定能够诱导行为主体的投资，所以，契约期限越长，承租人越愿意对土地进行投资；另一方面，一个打算进行长期投资的承租人，可能更愿意签订一个长期的契约。不仅如此，区域特征与政策差异也会导致有关实证结果的不同。所以，学术共同体的思想交流与碰撞有利于形成对话及话语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农业与农村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建设与学术繁荣，同样有赖于知识市场的交流、争鸣与竞争。纵观近些年来“农经四刊”的载文，可以发现，引证研究专著的论文很少，批评或争鸣类的论文更是稀缺，这既不利于知识的积累与学术传统的形成，也不利于知识市场的发育或学术互动“合作剩余”的分享，更不利于学术影响力与话语地位的提升。鉴于“三农”问题的多样性及其相互依存的复杂性，开放知识市场，鼓励批评精神，诱导理性争鸣，才可能在科学问题导向下，连接现实与理论，做出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现实性与交叉性的成果，从而不断夯实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三农”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