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兄弟多的人更容易当村干部

gecccn

贺雪峰（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一、谁当村干部？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人民公社时期，村干部必须是贫下中农，忠于上级。当前农村分化程度比较高，有些地区村干部已经职业化了，比如苏南和上海农村，村干部早就职业化了，每年工资10多万元，远超当地农民务工收入。珠三角地区村干部工资也普遍在10万元左右/年，也远超当地农民进厂务工的收入。职业化的村干部，选择权在上级，谁当村干部更多是上级说了算。因为村干部是职业化的，所以村干部一般不可能再经营工商业，也就往往不再是村中富人当村干部。与苏南和珠三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浙江农村，至今为止，浙江农村绝大多数村干部都是不脱产的，只拿很少的误工补贴，一年误工补贴也就一万元左右，不及当地农民务工收入。因此，浙江村干部普遍是富人来当，富人当村干部，利用村干部身份增加其工商经营中的便利。谁当村干部往往由选举说了算，上级很难也很少控制村干部的选任。
  苏南、珠三角、浙江农村都是经济发达地区，是人口流入地区。全国绝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农村都是人口流出地区，村庄中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去了。中西部农村村干部绝大多数也是不脱产的，是拿误工补贴的。不脱产，村干部就可以通过务工或经营其他产业获得收入。不过，中西部农村人口流出，经济发展缓慢，获利机会不多，仅靠自家承包地收入再加上当村干部的误工补贴，村干部收入就远低于外出务工农户收入，村干部就很难当得下去。只有那些在农村有较多获利机会的人比如规模经营农户，农村经纪人，农机手，小工商户等等我们所谓“中农”，才当得起村干部，和愿意当村干部。反过来则是，只有村干部“中农化”了，他们在农村找到获利机会，村干部才能当得下去。因此，在中西部农村存在普遍的村干部中农化。
  在中西部地区，如果村干部不能顺利地中农化，村干部就会向两个方向转变，一是由那些缺少进城务工机会的中老年人担任，村干部这一传统的由村庄精英担任的职务变成由村庄边缘人来担任，二是村干部土劣化，即村干部利用一切机会来谋取利益，尤其是利用当村干部的权力来谋取利益。要靠当村干部的权力谋取利益，就只可能由狠人无赖来当村干部。
  二、税费改革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都出现了税费难收，计划生育难搞的问题。税费负担越来越重，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其中原因是国家与分散小农打交道的成本很高，国家无法区分出农村中的钉子户与贫困户，从而无法低成本地收取农业税费。为了完成税费征收任务，地方政府充分调动村干部协助征收经费的积极性，尤其是将村干部协助收取税费情况与村干部报酬挂钩。在农民不愿意缴纳税费情况下面，老好人村干部无法收取税费，而农村中拳头比较硬的狠人则试图通过协税来获取利益。及时协税的村干部，即使是狠人，也会受到上级正向鼓励。乡村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取消农业税前，传统农业型地区村干部的黑恶化就已有相当的普遍性。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乡镇也就没有必要及可能为让村干部协税来提供正向激励。狠人村干部也就不可能借协税来获得额外好处，仅凭当村干部的误工补贴不足以让这些狠人继续当得下去村干部。因此，在传统农业型地区，取消农业税以后，狠人村干部大量退出，老好人再次成为村干部主力。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不仅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而且有越来越多向农村的转移支付，其中涉及到农民家庭的竞争性的转移支付，典型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危房改造资金等等。按国家政策，农村低保只应该给到户均收入低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农户，实际上却因为很难精确计算农户收入，以及低保指标远多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农户，以及低保政策执行中存在着的各种不规范现象，比如关系保、维稳保，就使得村庄中的部分狠人威胁村干部，不让他家进低保就与村干部过不去，轻则骂重则打。国家的农村转移资源越多，就有越多狠人来找村干部要求获得政策好处，村干部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国家资源下乡往往还要搞各种建设，搞建设就要占用土地，土地又承包给了农户，所以就要给予补偿。虽然国家资源下乡搞建设是为了农民的利益，钉子户却希望借此机会来获取好处。反正是国家的钱，不要白不要。钉子户索要高额好处，一户成功就会鼓励更多户，国家很快就发现好事不好办。
  国家对农村还有更多要求，比如环境整治，要改变当前农村脏乱差，建设美丽乡村，就要拆除违建，就要触动一部分村民的切身利益。
  所有以上工作都需要有村干部的参与。村干部报酬很少，又是不脱产的，村干部参与这些事情都是要得罪人的，且即使村干部愿意得罪人，他们得罪不得罪得起人也是存在问题的。
  因此，在取消农业税之后不久，一度老好人化了的村干部又发现，不向农民收钱而只是向农民发钱也不好发，由此出现了村干部新一轮的替代。这一轮替代与中西部农业型地区村干部中农化形成了共振。
  三、表现出来的就是，当村干部必须要兄弟多。兄弟多并非就是要以势压人，但至少可以避免无妄之灾。比如，村干部按政策分配低保指标后，村中狠人无赖找村干部来要低保指标，就不可能非骂即打，至少，村干部那么多兄弟会为自己当村干部的兄弟撑腰。在拆违等过程中，村干部可能先拿自己的兄弟开刀，拆了兄弟的违建，再拆其他村民的违建，其他村民也就没有话说。兄弟多的村干部在执行上级政策时较兄弟少的村干部要容易得多。能顺利执行政策，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这个村干部就当得下去，在当村干部的同时兼营其他产业获利就比较容易，兄弟多的中农因此就首先成为了村干部。
  兄弟多的中农成为村干部，为了有效开展工作，他们可能首先从自己兄弟“开刀”，好处不能让兄弟得，坏处却要兄弟承担。公开场合让兄弟吃亏，私下场合却要弥补兄弟受到的损失。兄弟关系越是亲密，就越是要利用这一条来支持当村干部兄弟的工作。在兄弟的理解与支持下面，村干部完成了本来困难的各项工作。
  村干部也可能将私下场合弥补兄弟所受损失公开化，甚至用集体资源甚至国家政策来让兄弟得好处，比如让自己兄弟得到低保，村干部明目张胆地优亲厚友会引发村民激烈的反对。只是村干部兄弟多，人多势众，村民的反对不一定公开，这些不公开的反对却会越聚越强烈，终于可能在某一天爆发。
  四、在当前国家向农村输入资源的大背景下面，农村仍然需要兄弟多的人当村干部，原因有二，一是兄弟多的村干部在推进国家政策时，可以通过拿兄弟开刀以身示范，推进工作。正是兄弟的支持以及其他各种支持自己工作的自己人的牺牲，换来了工作的推进。二是兄弟多的村干部在推进国家政策时，可以抵挡狠人无赖的无理要求，从而保证政策执行的公平公正。
问题是，不受约束的兄弟多势力大的村干部，谁来监督约束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