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明：新发展阶段的公共治理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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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明（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国家治理“大考”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国家治理来讲既是危机也是“大考”。这场疫情“大考”对新发展阶段的国家治理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例如，应当如何夯实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强化制度执行力？如何深化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流程和方式的改革？如何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如何更好处理国家与社会（或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增强风险和危机意识以及“全周期管理”的意识？如何加强应急管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建设？如何建立健全应急管理的预警预报系统以及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如何消除包括健康风险在内的公共安全风险并提升国家生物安全防御能力？如何强化应急管理中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如何应对应急管理中的舆情？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大大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
  风险、危机与应急管理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不确定性时代”与“高风险社会”的来临及其影响。新发展阶段，底线思维、忧患意识与风险观念必须贯穿到公共管理的全过程；风险防控与危机管理应成为常规或常态化的管理方式，而不仅仅是非常态时期所需；不确定性、逆境、风险、脆弱性、危机等也要成为公共管理或公共治理实践及其模式的基本构成因素以及公共管理或公共治理的一般或共有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从公共卫生领域来看，必须做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以及新冠病毒与人类长期共存的准备。当前则要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统筹兼顾，协调推进，稳经济保民生促发展。
  世界大变局演进中的全球治理
  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人类再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新发展阶段，必须直面“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卫生和环境等领域的新挑战，聚焦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新趋势以及全球公共治理的新场景、新实践和新问题，加强与其他国家在公共卫生、气候环境变化、反恐、经贸等方面的合作。与此同时，加强全球治理的新理念、新思维、新范式，以及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地位与作用、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等重大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制度基础与治理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在新发展阶段必须高度关注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重大实践课题。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在于强化制度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崇尚实干、狠抓落实”。今后，必须以解决制度执行中的具体问题为导向，从执行主体能力强化、制度执行体制机制改革、执行过程环节协调、执行工具或技术改进等方面入手，力戒制度执行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消除影响制度有效执行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切实提升制度执行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地方、城市、基层以及社会治理
  地方、城市、基层以及社会治理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内容。政府改革不仅要关注中央政府层面，而且要注重地方政府层面。当前，地方政府治理变革成为全球政府治理变革的焦点之一；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落实到地方就是地方治理的现代化。
  因为治理的层次不同，政府的职能、治理的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城市治理属于地方治理的范畴，近年来城市治理成为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一大热门话题。
  就基层治理而言，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基层及社区治理中存在诸多短板和弱项，着力探索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后疫情时代”基层治理以及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近年来，作为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态环境管理或治理等并列的重大实践领域，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或社会政策（包含社会保障和社区治理）备受关注。疫情发生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新发展阶段如何加强与改善社会治理，也值得关注。
  数字技术与治理转型
  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的蓬勃兴起，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方式，而且对政府治理现代化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推动政府治理朝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迅速转型。在新发展阶段，一方面，必须密切关注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国家或政府的体制、机构、职能、流程和管理方式的变化，打造政府决策智能中心，创新政府治理方式。另一方面，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国家与社会关系
  国家与社会关系（或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是现代社会中的基本关系之一，也是国家或政府的机构和职能配置的前提和基础。在新发展阶段以及“十四五”时期，要以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为主线，激发体制新活力，促进“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与“和谐社会”协同互动。此外，还必须加强对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创新研究，总结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以及疫情防控中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经验教训，创新国家（或政府）职能理论，为理顺国家与社会关系，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理论基础。
  发展理念、生活方式与公共服务
  回应公众对美好生活或幸福生活的向往，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是当代公共治理实践的发展趋势之一。这次疫情的发生，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促使人类再度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绿色发展与生命价值、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公共价值与美好生活、民生改善与公共服务等事关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新发展阶段必须更加重视生态环境改善、生活方式改良和美好生活建设、民生改善与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尤其是要加强对公共服务与民生改善的重大实践课题的研究，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与均等化，完善惠及全民的公共服务体系，美好生活的内涵与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评价，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和方式的改革，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主体协作、抓民生和抓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抓重点、补短板和强弱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