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丽：社会组织在治理新格局中的价值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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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丽（中共赤峰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副教授）

  社会治理关系到国家的稳定与和谐，保稳定、促和谐、谋发展是当前社会治理的时代使命。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化服务，调节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是政府善治不可或缺的协作者。社会组织引导公众参与社会事务，培育自组织能力，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形成，是我国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新格局中承担重要角色
  社会组织是社会有机体的“手臂”。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有完整的生产、分配和调节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各部门的功能逐渐精细化，职责和分工越发明确。社会组织无论是在法律、政策、资金、科技上，还是在调动资源、项目承接、提供服务上，都有力地支持了社会治理。社会组织是不同于政府管理和市场机制的第三种力量，以利他精神和志愿精神为指导，尊重和相信每一个个体的能力，通过赋权助人自助。社会组织犹如社会有机体的“手臂”，助力行政管理和市场机制进行社会治理。
  社会组织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亨廷顿定律”揭示了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会出现的危机与风险，任何社会在发展与改革中都会产生紧张或敌对情绪，社会组织恰好可以充当缓冲角色。社会组织具有建立危机化解机制的能力与条件：一方面，社会组织反映公众诉求，引导各利益主体表达意愿，畅通参与决策的渠道，保障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提高公众自组织能力；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协助政府处理矛盾，传达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以亲民的工作方式和专业的团队做好社会服务，满足人们多元的需求。
  社会组织是调动公众参与的“组织者”。社会组织将居民、社会工作者、企事业单位等主体纳入社会事务的决策中，表达诉求和意愿，为党政管理部门提供建议，致力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构成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提供平台或载体，融合社会各方的参与愿景和异质资源，经过民主协商达成共识，在项目中合作共享，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公众是社会建设最重要的力量，也是社会治理最终要服务的对象。任何改革与实践都离不开公众参与，民主参与也是公众的需求。社会组织通过“助人自助”的工作理念，引导民众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参与决策。社会组织充当了公众参与的“组织者”角色，激发了社会活力，建构了公众的自组织能力。
  社会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驱动器”。社会组织是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驱动器”。首先，社会组织把民主协商作为最主要工作方式之一。社会组织供给社会化服务，满足多元需求，致力于解决社会难题、平衡利益关系、调节社会矛盾，覆盖居家养老、健康咨询、弱势群体帮扶、邻里矛盾协调、文化宣传、环境治理等各个方面。其次，社会组织具有汇聚社会治理技能和智慧的作用，能够挖掘社会精英和调动多种资源。任何一个团队的智识资源都非常重要，社会组织汇聚资源，使社会化服务走向科学、走向高端、走向专业，创新社会治理。最后，社会组织恰当地利用了市场机制与志愿机制，推动形成多中心供给机制，促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引领社会公益慈善文化，成为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有力支撑。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有待完善和成熟
  当下我国社会力量依然弱小，社会组织不够成熟，政府主体承担多重职责和市场主体重经济导向的惯性依然存在，社会治理效能未达到理想效果。一方面，社会组织数量少，地域分布不均，各领域分布失衡。发达地区分布广，且主要集中于环保、教育、助残等领域，政治参与相对较少。普遍存在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低，服务能力不强的问题，导致社会服务碎片化。另一方面，社会协同的治理理念和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理念不能融合一致，社会组织与各治理主体间的合作方式单一，沟通机制不畅。各部门不能有效衔接与合作，权力、责任和资源配置不合理，社会治理中资源整合难度大。社会有机体的各部门不能顺畅地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社会问题依然复杂而多元，导致社会治理碎片化。
  社会组织囿于发展的不成熟掣肘社会治理。当前，政府简政放权，社会相对自主的空间基本形成，社会组织发展迅猛，但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方面，一些社会组织自治性弱、筹资渠道狭窄、信息不够公开透明、监管体系不健全、服务水平低等问题严重影响参与能力，不能很好地承接政府转移出来的职能。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时间短、经验不足，在内部管理和外部交涉的过程中，有些团体规范性欠佳、公益性偏离。对信息管理与信息公开缺乏明确的执行标准和相应的处罚措施，一些基层调研的数据被敌对势力和不法分子利用，以此片面地或断章取义地来抹黑我国，掣肘社会治理效率。
  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空间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上，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对社会治理纷繁复杂的挑战，一个重要着力点在于，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合作，吸纳更广泛的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更大程度上满足人们多元化需要。
  一是加强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建设，与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不矛盾，要坚持统分结合的原则具体研判。“统”表现在贯彻指导思想、指明创新方向，提供制度和资金保障，规范社会组织运行等方面。“分”要求党政管理适度放权赋权，培育自治主体，形成政社分离、权责明晰的社会治理环境。首先，在各级社会组织中健全党组，以统揽全局把握方向，协调各方齐抓共管，完善社会治理责任链条。其次，党组织要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建构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最后，在制度安排上对社会组织充分赋权，建构法律、制度、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体系，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由维稳管控阶段向社会化服务阶段过渡。
  二是加强社会组织的法治建设。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法律尤其不可缺席。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历史较短，法律多为基础法，法律体系还不完善，立法缺位，预防和预警也不充分，在法律执行规范性和党群干群关系方面也要优化提升，亟需补齐短板。让社会组织的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建构完整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加强立法，完善政策细则。引导社会组织依法展开活动，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分工和职责，增强社会组织进行社会治理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三是加强社会组织的社会化服务。社会化服务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方向，完善的服务能更好地满足人们需求，让生活更美好、社会更安全。社会组织通过民主协商凝聚共识，促成社会合作，吸纳专业团队，以政府购买服务、激励补偿等方式推进社会服务向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提升社会治理效率。推进社会服务专业化和智能化，科技支撑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尤为重要。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技术等应用研究对社会治理的影响非常大，可以智防风险、智辅决策、智助司法、智利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