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瑾岚:系统关联视角下农业供给结构的演进及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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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瑾岚（湖南师大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与绿色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01、引言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与根本。当前，中国农业发展正处于匹配“生存温饱型”需求向匹配“小康享受型”需求的大转型阶段，原有的供需平衡不断被打破，结构性失衡集中显现，成为制约乡村产业发展的突出矛盾。从已有文献看，目前学术界关于农业供给结构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讨论主体从“三量齐升”“植物缺油、动物缺奶”“生态亮红灯”等农业供给侧存在的突出问题，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重要性与政策建议。二是农业供给结构失衡的成因，认为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化建设滞后、要素配置扭曲和产业链协同梗阻等是其根源。三是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的讨论，认为应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深化涉农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上述成果对探讨农业供给结构问题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复杂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农业供给结构的形成与演化既是农业自身内部系统的演进结果，又与外部系统作用紧密关联。因此，对农业供给结构问题的考察可以进一步以系统科学为基础，从系统演化角度给予认识。本文以系统关联为视角，从我国农业产品供需结构失衡的表象出发，分析产生该现象的内、外部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调整优化农业供给结构的方向和路径。
  02、农业供给结构的系统构成及其演进中的系统关联因素
  一般认为，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多要素的综合体，而结构是指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排序及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系统定义中的“要素”与结构定义中的“部分”具有相同的理论内涵，因此，系统可以理解为各要素或各组成部分通过某种结构(关系)而形成的整体。显然，不同的要素组成或不同的要素结构所构成的系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在系统演化过程中，同一系统内的不同要素所组成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会改变系统的演化路径。与此同时，任何系统都不是孤立的，其演化路径不仅受其本身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而且也受外部系统及其结构变化的作用。
  因此，当我们考察某一系统的现实特征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时，需要从系统关联的角度，采取多系统、多结构的分析方法。农业供给结构就是一个包含多个产品、要素等在内的多元素、多组合和多层次的关联性复合系统结构，其本身既具有系统的复杂性、动态演化性和自组织特征，同时又具有开放性，与其他外部系统通过某些规则进行交互影响与作用。
  (一)农业供给结构的内涵及其多元关联性复合系统构成
  农业供给是指农业供给主体利用水、生物、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本、技术等潜在生产力，生成形成农业产品，然后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供给与需求的转换。由此，农业供给结构是一个多元素、多组合和多层次的关联性复合系统结构，这一系统结构不仅包含农业产品结构，也包含农业产品与市场、要素两者的关联结构。
  1. 农业产品结构。农业产品结构是指农业产出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数量及质量比例关系。可以分为多个层次:一级结构一般指农、林、牧、渔业的组合比例和相互关系。二级结构是指一级结构内部不同产品的组成结构。如种植业内部分为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等。三级结构是指二级结构内部产品的进一步划分，如粮食作物可分为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薯类、高粱及其他杂粮作物。
  2. 农业市场结构。在产业组织理论中，产业的市场结构是指企业市场关系(交易关系、竞争关系、合作关系)的特征和形式，市场结构直接关系到市场行为与市场绩效，是产业结构是否发生改变的先决性因素。农业市场结构主要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市场关系特征与形式。依据SCP范式，表征市场关系特征的指标主要有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别化程度、进出壁垒等。
  3.农业要素结构。生产要素是构成生产力的最基本单元，指参与形成生产力实体诸要素量和质的构成与组合状况。一般而言，农业要素结构主要指自然资源禀赋(水、生物)、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量和质的构成与组合状况。
  (二)影响农业供给结构演进的主要因素
  农业供给结构的演进是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不断推动农业供给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合理到相对合理的复杂变迁过程。从农业供给结构变化与演进的内在逻辑来看，随着农业分工的细化与产业链的延伸，农业供求的相对性和农业供给主体的角色频繁转换，主体与主体的关联度加强，进而农业供给结构趋于复杂化、合理化和高级化，农业供给结构就是在这种供求的相对性和主体角色的不断转换过程中形成和演进的。
除内生因素外，农业供给结构的演进还受到以下外生因素的影响:
  1．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不仅对农业供给结构演进具有重要的导向功能，引导农业供给结构的演进方向，也决定供给与需求的吻合度。消费需求是推动农业供给结构演进的最根本动力，农业消费需求变动与层次递进必然要求农业供给结构做出适应性反应与变化。当然，另一方面，农业结构变化也对消费需求产生影响。
  2．市场竞争。市场竞争为农业产业选择及发展提供导向，亦通过生产经营者的选择，进而对农业供给结构演进层次、特征的形成施加重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市场信息的真实可靠与及时准确传递极为重要，如果市场供求信息失真或信息不能及时准确在供方和买方之间传递，将造成农业供给结构演进失序，并使其与市场需求相悖。
  3．技术变革。技术变革是人们对资源禀赋变化和需求增长的一种动态反应，不仅是农业供给结构变化与演进的内生变量，同时作为“倍增器”，技术进步还通过影响要素投入结构和水平来影响和推动农业供给结构演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和发展，大数据、智能技术、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成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容忽视的关键驱动因素，进而在农业供给结构演进的层次、规模、速度、效率等方面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4．制度安排。包括产权、合约、政策、法律、组织管理等正式制度和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制度安排通过影响农业供给主体的行为，进而决定着农业投入要素的组合方式、组合效率和供给效果，从而对农业供给结构的形成与演进形成诱导或约束。因此，推进农业供给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和高效化演进，除应遵循其内在演进规律，推动农业产业链延伸外，关键是要依据农产品需求变化趋势和市场竞争特点，选择合宜的技术创新和制度改革推进路径。
  03、系统关联视角下我国农业供给结构的演进特征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的主要矛盾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的形成与其内、外各系统的演进及相互作用息息相关。
  （一）完全竞争的农业市场结构引致农业产品结构演进的稳态性和相对需求结构变化的滞后性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呈现出小规模、细碎化、分散化的特征，尽管目前农村家庭承包土地流转不断加快，但总体而言过去长期形成的小规模分散经营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小农户仍然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最重要的主体。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②，2016年全国2．07亿户农业经营户中，小农户占比98．1%。世界银行把土地经营规模在2公顷及以下的农户称为“小土地所有者”，而中国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只有这一标准的1/3，是“超小规模”或“超小的土地经营者”。所以，无论是用主体数量衡量，还是用经营规模计算，我国农业生产的市场集中度都非常低，不仅难以从生产手段、生产水平等方面抵御自然灾害，而且导致农业市场份额长期处于极度分散的局面，这种极度分散的市场份额决定着农产品的价格基本由需求方主导，单个农户或营销商只能接受和适应市场价格的变化。
  完全竞争的农业市场结构不仅导致在总体上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低下，而且导致各类农产品生产规模和价格在短期内波动较大。在低效益且收益不稳定、波动性风险大的市场竞争中，数量庞大的小农户生产经营会呈现出短期无序、长期固化的演进特征，其宏观演化结果就是农业产品结构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图1可以发现，2005—2018年，我国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一直保有很高的份额，是农业两大主要部门，而林业和渔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一直较小。进一步分析可知，畜牧业所占比重在2008年以前处于小幅波动上升状态，之后则缓慢下降，相反，种植业所占比重则处于小幅波动回升状态，渔业所占比重自2005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0%左右。
  分析农产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可以发现，2018年我国农村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已分别下降到30.1%和27.7%，非常接近或达到相对富裕阶段，城乡居民食物消费显现出明显的营养化特征，表现为谷物等主食消费占比不断下降，而肉、蛋、奶、水产品等高蛋白、高营养类食物消费占比不断上升。2018年与2013年相比，我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持续减少，五年下降14．5%，而同期人均猪牛羊肉消费量增长了15．2%，人均禽肉消费量增长25．0%，人均蛋类消费量增长18．3%，人均水产品消费量增长9．6%，人均奶类消费量增长4．3%(表1)。由此，完全竞争的农业市场结构引致了农业产品结构演进的稳态性，而农业产品结构的稳态性演化又导致了另一个结果，即农产品供给结构的演进滞后于居民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供需缺口只能通过进口来加以解决。2019年，我国仅畜产品进口就达362．2亿美元，贸易逆差297．2亿美元。
  (二)以劳动力为主、可分散物质资本品投入为辅的农业要素结构引致农业产品结构演化的低层次和同质化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我国工农格局与城乡格局。2018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8．52%，较1978年增加了41．6个百分点，但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总就业劳动力的比重仍高达27%，农村仍然存在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大量的农业生产者集中在相对稀缺的土地资源上开展生产，且人均土地资源极其有限，为了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获得更多的产出，大量的事实上存在兼业身份的农户会倾向于选择产量高、易于管理的品种进行种植，并依靠在“一亩三分地”上进行多季轮作，来达到舒尔茨所言的经营效率。因此，这种以劳动力为主的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引致我国农产品同质化严重，大路产品、低端产品、普通产品多，而优质产品、高档产品、专用品种少，难以满足城乡居民多元化、品质化食物消费的需要。以稻米为例，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但因米质不对路引起的种粮亏本和卖粮难问题已成为水稻生产的最大障碍。在蔬菜、水果等非粮产品上，因同质化而引发“卖难”问题更为明显，以致在一些地区出现果子熟透而果农无心采收，消费旺季而消费者无意购买的严峻现实。
  同时，在以劳动力为主的要素投入结构主导下，建立在大规模种养基础上，以机械化、标准化、精确化为目标的技术投入和资本投入难以增加，分散化的小规模经营农户只能通过增加化肥、农药等可分散利用的中间品投入来提高产量，围绕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来创新种质资源、改善生产条件和提升生产力水平不足，数字农业、精准农业、智慧农业等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更是处于小面积示范应用阶段。2017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57．5%，与发达国家平均70%以上的水平差距较大，与科技进步贡献率达90%的以色列更是相距甚远。2015—2018年，尽管我国化肥使用量减少了6．1%，农药使用量减少了15．7%，但2018年化肥使用强度仍达到340．8kg/ha，农药使用强度为9．1kg/ha，远超世界平均水平。这种要素投入结构形成了我国农业发展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不仅导致农业良种化、标准化程度低，高端、优质农产品少，而且使得农业生产过程中过度依赖资本品要素投入，尤其是化肥、农兽药、饲料添加剂等的过度和超标使用，更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面临挑战，而工业化、城镇化扩张造成的水、土、气污染，则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总体来看，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束缚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上，形成了以劳动力为主、可分散物质资本品投入为辅的农业要素投入结构，这种结构在较长的时期内同样呈现出较强的稳态性，成为我国农产品品种结构和品质结构在较低层次上演化的重要原因。
  (三)农业与其关联产业的非对称性市场结构引致了农业经营主体结构演进的分散化和小规模化
  我国农业产中部门具有低市场集中度和超小规模的特征，尽管这种特征在不同区域、不同农业生产部门中表现不一。一般而言，北方地区和发达地区市场集中度和经营规模高于南方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农业内部种植业市场集中度和经营规模最低，林业最高，牧、渔业居中。同时，由于农业本身没有多少垄断性生产技术，只要拥有适度的土地无需太多投资即可开始生产，就进入壁垒的总体水平或经济壁垒高度以及进入成本而言，农业的进入门槛较低。因此，农业自身具有低集中度与低进入壁垒的市场结构特征。从农业产前关联行业看，主要有科技推广、信息服务，以及种业、农机、化肥、农药、电力等生产与供应行业，就整个产前行业的市场结构来看，尽管集中度有高有低，进入有难有易，但相对于我国农业的低集中度和低进入壁垒而言，都具有较高集中度和较高进入壁垒的特征。从农业产后关联行业看，主要有农林畜产品加工业、仓储运销业、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相对于农业产中部门而言，它们也具有较高集中度和较高进入壁垒的特征。
  农业与上下游关联产业市场结构的非对称性使得市场无法自发地通过价格信号优化资源配置和保证有效的市场交易，导致作为加工业原料供应商或作为农业生产资料购买商的农业生产者在市场交易中长期处于一种弱势交换地位，只能成为价格的接受者。因此，在农业生产各类成本中，上游行业生产的中间品的投入成本占比较高，且上游行业原材料成本的上涨很容易传导到农业中，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成本以低弹性的物质投入为主，这种状况导致农业的收益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广西价格成本调查监审分局的一项调查显示，2018年，广西生产早籼稻和晚籼稻过程中使用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投入品的成本费用分别为557．5元/亩、565．6元/亩，占到其产值的48．8%和42．9%，早籼稻和晚籼稻的净利润分别为－90．3元/亩和138．8元/亩，这种现象在玉米生产过程中也长期、普遍存在。
  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且技术进步缓慢的条件下，高昂且低弹性的中间品投入成本同时制约了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发展，这一点似乎与理论格格不入。因为一般而言，大规模生产会降低边际成本，可以带来规模效应。而事实上，在市场结构不对称的农业产业链中，居弱势的种养业生产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边际成本上升，国内多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一项针对四川柑橘种植户的调查表明，内生式兼业型小农生产亩均资本成本为1377．9元，其中肥料物资及服务费用成本为756．2元，农药物资及服务费用成本为276．5元;而外嵌式家庭农场生产亩均资本成本为2656．8元，其中肥料物资及服务费用成本为1739．2元，农药物资及服务费用成本为420．7元;外嵌式农业企业生产亩均资本成本为1861．0元，其中肥料物资及服务费用成本为1337．4元，农药物资及服务费用成本为249．5元。而三种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的亩产收入分别为11759．3元、15889．8元和12519．4元。可见，外嵌式农业企业在生产环节并没有直接获得明显的规模效应，反而显示出了“高投入、高风险、低产量”的特征，这在较大程度上妨碍了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向大规模农业企业发展。
  总之，在我国农业供给结构的演进过程中，不仅农业系统内部的市场结构、要素结构等对农业产品结构的变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导致供需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而且农业外部系统对农业经营主体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农业的纵向一体化和横向联合发展受阻，加剧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因此，对农业供给结构的认识需要从内、外系统及其相互作用进行考量，并由此对农业供给结构优化进行更为精准的路径设计。
  04、我国农业供给结构调整优化的方向与路径
  依据农业供给结构演进的规律与特点，我国农业供给结构调整优化的方向应重点围绕市场需求，依据市场竞争特点，采取“技术+制度”组合式改革方式，创新农业生产模式、组织模式和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使农产品供需关系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新的平衡。
  (一)生产模式创新优化农业产品结构
  农产品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模式创新必然要求农业供给结构做出适应性变化，但由于消费需求是快变量，农业生产是慢变量，特别是对于“N连增”追求和达成目标的成就感掩盖了对市场需求的变化敏感和未雨绸缪，我国农业生产还是在单纯的扩大面积和不断增产的“快车道”上越跑越远，对品质、时尚、安全、个性、快捷等农产品市场需求与消费形态变化的忽视和前瞻性不足，导致供给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低端和无效农产品被大量生产和浪费。因此，随着居民消费层次升级和对农产品“弹性”需求的增长，生产模式创新已成为新一轮农业供给结构调整优化的重心。即要把市场需求作为“导航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特别是“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农业生产模式，优化农业产品结构，实现农业供给从匹配温饱型消费需求向匹配享受型、发展型消费需求的转变。
  一是以农产品需求多元化、营养化为重心，推进农业生产结构合理化。在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基础上，加快农业生产结构和空间布局的调整，大力发展市场需求旺盛、适销对路的牛羊等食草动物以及饲料报酬率高的禽类和奶类生产，严格落实扶持生猪生产的各项政策举措，恢复和稳定发展生猪产能，积极发展海、淡水养殖业。推广农产品智能化、标准化、精细化和品牌化生产，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促进农产品供给由注重数量增长向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并重转变。
  二是以匹配享受型、发展型消费为目标，加快农业产业体系复合化。树立“大农业、大食物”的观念，突破农业仅仅或主要是从事初级农产品原料生产的局限性，加快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健康等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与流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农村二、三产业，使农业由单一的提供食物的经济功能向食物保障、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休闲观光、旅游教育等复合功能转化，以更好满足消费个性化和新兴消费、发展消费的需要。
  三是以农产品需求品质化、生态安全为导向，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绿色化。着眼保障农产品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积极推进农业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废弃物利用资源化。
  加快发展精准农业和智慧农业，倡导有机农业、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的发展。特别是要以化肥、农药使用“双减行动”为重点，探索实施激励机制，推进化肥、农药使用总量和使用强度逐步下降，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大力发展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区域地理标志农产品，更好满足城乡居民农产品绿色消费、品质消费的需要。
  (二)产业链整合重塑农业市场结构
  现阶段，造成我国农产品供给与需求相悖或结构性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农业市场结构具有过度竞争和非对称性的特征。过低的市场集中度、农业与关联产业的非对称市场结构，导致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和传导机制失灵，最终引致产品结构演进的稳态性和相对需求结构变化的滞后性。
  消除这一掣肘因素，除了政府的恰当干预和宏观调控外，产业链整合是一种有效的市场手段。即通过核心企业的整合与链接，将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储存、流通和销售等环节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对其中商品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进行协调、计划和管理，通过建立起农产品供给的“线”(纵向系统组织)、“面”(横向联合组织)、“点”(企业或合作社组织)，形成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与市场之间系统联结、优化运转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最终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农业供给与消费的市场均衡。
  一是“点”“线”“面”并进，建立健全现代农业产业链。通过土地流转、合作经营、社会化服务等，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横向一体化，促进农业经营方式由小规模分散经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加快建设集生产、加工、流通和服务于一体的发展联合体，推进农业纵向一体化，使不确定的外部市场交易通过内部组织行为加以稳定。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组织、物流企业、电商平台等产业链核心主体，支持核心企业对产业链实施组织流程再造，通过构建稳固的集成化产业链体系，使农业与其关联产业非对称的市场结构随产业链的“直通车”而缓解。
  二是完善主体利益机制，促进产业链协同发展。鼓励核心企业以价值链、信息链和物流链整合产业链，通过联合研发、交互许可、供应商契约等方式，将农业科研、生产、加工、流通等各环节整合为更加紧凑的利益共同体。支持核心企业以沟通、合作、共赢为原则，处理好产业链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实现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充分调动起各类经营主体的积极性。特别是要通过订单农业、合同契约、股份合作、二次分配等方式来保护农户权益，以实现产业链上下游的协调和平衡、产业链各环节的融合与协同。
  三是以“互联网+”为手段，提升产业链系统绩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等现代信息技术，信息传递“跨界、无损、前瞻”与技术扩散溢出性、平台化等特性与功能，对包括农资、农技供应，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农业管理、服务等全过程的农业产业链进行改造与提升，通过农产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全程的“电化”和“网化”，以及B2B、C2C、O2O、B2C、B2B2C等新兴业态对传统农业交易流通方式的再造重塑，解构重塑农业产业链和商业模式，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促进农产品供求平衡和供给效率提升。
  (三)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优化农业要素结构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本质上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不断引入和重新组合配置的过程①。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投入要素中，水、土等资源要素已经绷得很紧，剩余劳动力过多且素质不高，化肥、农药等使用过量，科技支撑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技术扩散滞后，农业生产要素质量和组合效率没有得到根本性提高，是造成我国农产品总量增长与质量提升不同步、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根源所在。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成为我国新一轮农业供给结构调整优化的关键。即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全面激活和有效配置劳动、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实现农产品总量与质量提升的同步、供给与需求的契合。
  一是全面激活和有效配置土地要素。加大改革试点力度，综合推进和联动农村“三块地”改革，尽快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颁证，加快推动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落地。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有偿退出等政策，加快发展农村土地金融。鼓励引导农民自愿通过互换或流转等方式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扶持发展土地流转、土地托管、土地入股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分散化的土地等农业闲置资源，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土地规模效益。
  二是加快培育现代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成果，特别是“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面向农村农业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科技培训和乡村科普活动，提高农业劳动力科学素质和职业技能，培育现代新型职业农民。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扶持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种养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生产服务专业户，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农业龙头企业，形成家庭经营、合作经营、公司经营有机结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三是积极支持和加快推动金融资本下乡。进一步完善农业金融、保险政策，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推动金融资源向农业农村流动，破解农业贷款难、贷款贵、保险少等问题。消除对工商资本下乡的歧视性政策，在落实好“三个不得”的前提下，赋予工商资本进入和退出农业领域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减少工商资本下乡租赁土地面积、使用期限等限制，探索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流转纠纷解决机制。加快发展农业互联网金融，推进农业资本配置手段和使用模式创新。通过大数据征信和互联网平台实现农业资本风险控制，缓解单个农户缺乏信用记录、征信难问题，通过微型贷款和电商平台下沉投融资渠道，应对单笔贷款金额小、管理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