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过度的债务和泡沫是诱发生态危机的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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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济南大学商学院、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导师、研究员）

  一、频发的生态灾难可能与债务和泡沫造成的持续经济活动过热有关
  债务狂潮带来的对未来资源的过度消费和投资，泡沫刚性导致的持续经济过热和资源分配扭曲，到最后都是对自然生态资源的过度攫取和消耗。人类世界的过度金融化，已经与生态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几天北京的沙尘暴天气创造了历史记录。象征现代经济繁华和中国经济崛起的高楼大厦群被昏黄的风沙淹没。也可以说这是一场天灾，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近二十年，也的确是中国自然生态恶化最厉害的二十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经济增长以这样的环境恶化为代价，我们就很难说市场经济和改革在中国成功了。这是某位领导人在公共场合多次发自内心的感叹。依靠债务催生的经济泡沫产生的后果，除了自然环境的恶化，还有各种由于贫富分化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当前全球债务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近300万亿美元，金融泡沫持续的时间也是史无前例，美股、中房、日债、欧债，导致负利率的债券都越来越多。可以说当前的债务大潮和金融泡沫景观是史诗级的。

  IIF：去年第三季度，全球债务与GDP的比率达到了322%的历史最高点
  债务疯长，泡沫膨胀，产能过剩的同时，遍地工地工厂，烟囱林立，大兴土木，尘土飞扬；世界工厂和中国制造的代价，不仅仅是低成本劳动力创造的相对优势，还有消耗了太多属于未来子孙后代的生态资源（污染）、信用资源（债务）和公平资源（收入差距）等。
  债务和泡沫的背后，是对资源的过度攫取。因为，债务是拿未来的资源现在用，泡沫是过高的价格带来的虚假信号。它们都指向同一个问题：经济过热。如果经济持续过热，不能实现周期性出清，人们的生活当然可以继续歌舞升平，但是自然生态很难及时再平衡——至少空气和大地如此短时间内无法吸收如此多的废气和垃圾。
  我们不能说当前的债务狂潮和刚性泡沫，会直接引发生态危机，但的确成为生态问题的重要根源。因为它带来的不合理的过热经济活动，过度的投资和消费主义，使得生态环境无法快速的再平衡。我们或许不再担心看得见的生化资源（石油、煤）的过度枯竭，但环境资源的枯竭可能真的很快到来——最近五年，中国的北方有超过一半的时间空气质量呈现出有害状态，或者说不适合人类生活的状态。这意味着干净的空气资源已经衰竭的非常快。
  二、人类的终极三角难题：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无法同时避免
  因此，如果不把环境生态问题纳入经济发展决策的总体框架，最终导致的结局可能就是：虽然强大的政策干预力量抵御住了经济危机，依靠债务保持住了泡沫的刚性，但危机的爆发点转移到生态层面，继而生态层面的危机又反噬到经济金融体系，最终引发泡沫破灭。
  如果将新冠病毒看做是生态环境恶化（有科学家认为是气温升高导致的病毒变异）的一个结果，那么由疫情引发的经济大衰退和金融海啸，就是生态危机反噬导致经济危机形成新的危机动力学闭环的一个表现。同样，除了自然生态灾难，还有社会生态灾难，比如由两极分化引发的政治失序、种族冲突和街头暴乱等。
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到现在，是时候该注意生态和社会问题了。或许，强大的国家财政和货币体系，在一定时间内“消灭”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但是生态和社会危机可能正在成为人类未来各种危机的主要形式。直到有一天，人类面对一个终极的世界难题：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三者不可能同时规避。
  如果一直用财政和货币手段顶着不发生经济金融危机，那么经济持续过热会引发生态资源的过度消耗，生态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同时，金融泡沫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也会最终导致发生社会危机。
  如果为了治理生态问题和分配问题，降低了经济扩张的速度，提高利率和收紧货币刺破了泡沫，那么就会引发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继而造成的次生后果就是，经济危机会进一步引发社会动荡。虽然此时的大萧条即经济活动放缓，会带来自然生态问题的改善。所以在去年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暂停的阶段，地球上的空气和水得到了巨大的改善。网络上一直流传着几个画面：佛罗伦萨四处漂浮的水莲与印度抬头可见的喜马拉雅山。
  然而要知道一点，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财富精英会游说政府以获取救济；发生社会危机的时候，街头游行示威的选民会给政治家带来压力。然而大自然是无言的，大自然在现代工业社会没有代言人（在狩猎和农耕时期有所谓的先知和祭祀），生态系统的微小变化并不会引起处于消费主义大潮中的人类的注意，人们也不会愿意也无法为了“沉默软弱”的自然生态放弃高耗能的现代生活方式。因此在人类的这个终极三角难题中，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用生态大灾难，来换取不发生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直到最后连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发生的资格都没有了。

  资料图片：喜马拉雅山脉
  三、谁来解开这个终极的囚徒困境？
  生态危机是我危机经济学框架的一部分。周星驰电影《美人鱼》中有句台词“如果没有了干净的水和空气，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这句简单但又震聋发聩的发问，背后暗含着一个深层次问题，我们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在传统经济学范畴里，生态因素既不是要素也不是约束条件。因为一般认为空气和水等公共生态资源都不是稀缺的，在边际上是不会对产出产生明显影响的。稀缺的是土地，是资本和劳动力。在经济学的价值体系里，人们赖以生存的水和空气，与财富象征的黄金、钻石相比，其经济价值简直是分文不值。
我认为这是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学体现重大的内在缺陷之一，它忽视了在人类科技进步如此快，消耗资源如此多，个人消费主义如此盛行的现代社会，公共生态资源已经抵达了一个阈值，生态已经成为一种稀缺的要素，或者越来越紧的约束条件。一个直观的感知是，生产活动的任意明显变动（比如投资和开工加速），都会带来空气明显的变化（PM2.5）。这说明生态资源的约束条件，已经处于边际紧张的状态。下图很明显的看到，钢铁生产和价格的高涨，都很明显的带来雾霾的预警（黑色和红色箭头）。

  有学者分析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草原区域普及后，草原原先的和谐生态结构完全让位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竞争性”结构，在短期利润的导向下导致了草原的严重退化，进而也导致了最近几年北方恶劣的沙尘暴和雾霾天气（陈祥军，《沙尘暴的另一端，资本正加紧啃噬草原》，《经济纵横》2019年第2期）。
  值得注意的是，衡量空气质量的PM2.5是个高频数据，能随时监测到空气质量。还有一些无法高频监测的生态数据，实际也都因为人类生产活动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只是这些变化都是长期的，还没及时的抵达“体感”层面，但产生的影响却是长期性的。生态系统背后悄悄发生的变化，并非都在人类认知范围之内。直到有一天，真正的生态大灾难突然来临。
  与人类文明其他两个阶段——狩猎文明和农耕文明阶段相比（加起来几十万年，占人类历史的99.9%）——相比，最近三百年才出现的工业文明，一方面被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宣称，用0.01%的时间创造了99.9%的物质文明，但另一方面，也是用0.01%的时间消耗了地球用99.9%的时间形成的资源。要知道，石油和煤炭等生化资源，是地球用百亿年形成的。
  狩猎文明和农业文明虽然生产力落后，生存环境残酷，处于以人口调整为主的马尔萨斯时代（然而年轻的历史学家赫拉利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人类的狩猎时代生活的很自由舒适），但是人的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是良性可持续的，不存在谁破坏谁的问题。当然大部分时间，人类被动的处于自然环境的调整中。
  加之那个年代，人类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人与自然的关系真正的处于和谐状态。现代工业社会固然掌握了理解大自然的基本知识，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解构，工业社会中为了满足人类消费的各种欲望，技术进步和资源消耗与污染的速度已经到了可怕的境地。
  虽然，世界各国一直在为解决这个事关人类终极命运的共同问题寻找出路，也制定了各种协议和共识，但是距离真正的治理这个问题远远不够。与人类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普遍的消费主义相比，在生态问题上的努力微不足道。有下面三个原因让我们得出比较悲观的结论：
  1、公共地悲剧。消费和污染生态资源的好处是自己的，但带来的问题是全体人类包括后代子孙的。
  2、囚徒困境。每个人、每个国家都在追求自己的生存权、发展权、消费权、炭排放权，但最终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集体陷入困境。最棘手的是，这些要求的权利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为什么你们国家有发展权，我们就没有？
  3、古典精神和信仰体系的崩溃。为大自然代言的先知和宗教领袖们，已经被科学家和商业领袖“杀死”，现代人崇尚的是个人价值（消费狂欢），崇拜的是科学家和企业家，是财富精英。加上个人主义价值意识的觉醒，疯狂工作然后疯狂消费和享乐成为人生几乎唯一的主题。
  这三个现象构成了我对生态危机动力学的悲观理解，其实这也是造成当前一切人类共同问题的根源。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乐观的一面：美国建制派重新上台后对全球生态问题的关注和努力，中国一直坚持的长期绿色生态战略和短期的环保“攻坚战”，资本市场上ESG投资的流行等等。但是我认为这些政府和宏观层面的努力远远不够，人类生态危机的避免和生态环境的改善，需要每个人的觉醒和努力，需要逐渐放弃物质狂欢主义和短期自利主义，需要更加注重内在精神生活和信仰体系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