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转型的阵痛该如何分配

7月政治局会议罕见的提到“转型的阵痛”，意思是为了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阵痛是必然付出的代价，所以大家应该忍一忍。转型过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都是为了长期和未来更好的发展。

这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常识，发展模式的转换肯定要付出成本和代价，需要大家去理解。但是在操作层面，一个现实的技术性问题是，转型的阵痛和风险该如何分配，由谁来承担；有些是受损者，有些是受益者，广大的利益受损者该如何补偿？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改革转型很难推进。即使看上去有所进展，也是形式上的。

一般来说，转型阵痛的分配会遇到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这样的转型收益和好处是长期的，是慢慢显现的，是为了后面几代人的，但转型的代价和阵痛却是集中在当期，是立即发生的会计成本。这样，政府应该在代际上对转型的成本和代价进行再分配。这就为政府举债推进改革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因为债务是透支未来的支出。

比如，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刀背向内的高质量发展转型中，那些由于财政过紧日子机关事业单位被降薪裁员的，买了房子和股票因为金融整顿财富大幅缩水的，由于某些行业被人为打击而失去工作的，过去依据当时的环境和规则做事现在被倒查的，等等，实际上就都是这场转型阵痛的承担者。

从理论上来说，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制度改革造成的成本和阵痛就是一种公共成本，不应该完全由私人承担。既然是公共成本，政府应该承担一部分，否则第一，改革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很难推进；第二，即使可以推进，但对社会的冲击较大，短期内难以恢复，甚至造成长期的疤痕效应，得不偿失。

在本世纪初的国企下岗大潮中，买断工龄是比较稳妥的一个办法，是国家为转型的阵痛部分买单（个人也需要分担一部分）。正是很多国企下岗职工拿着买断工龄的国家补偿金，作为“初始创业资金”下海，从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今天面临的形势和转型阵痛更加复杂严峻，国家也应该为这次转型准备好“改革基金”，补偿在这次转型中阵痛的主要承担者。比如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基层运转难以维系，精兵简政是根本的办法，但是需要花钱来为新一轮下岗职工买单。虽然他们是高速度发展时代的受益者，但是在高质量发展时代他们却是转型阵痛的直接承担者。

还有毕业即失业的年轻人，特别是房地产产业链有关专业的学生。有人说活该选错了专业，但是错误完全是他们吗？学科专业难道不是国家教育部门设计的吗？今天房地产为了高质量发展几乎处于清零状态，这个阵痛也不应该由失业的年轻人完全承担。因为很多阵痛的确是政策人为造成的冲击，阵痛应该由政策层承担一部分。

本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低谷期，政府就应该提供逆周期的社会保障和宏观政策，何况这个低谷期与转型的阵痛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最近两年，大家一直期盼政府、政策大力度出手的基本逻辑。天上不会掉馅饼，改革、高质量发展转型，都是需要花钱的。

再比如资产和财富，资产价格的涨跌是受到市场供需的影响，投资者可以风险自担。但是，如果部分资产价格大跌和财富缩水是由于政策冲击造成的呢？这部分损失是为了长期更高质量发展付出的阵痛，也不能完全由当下的投资者来承担。政府应该通过“改革稳定基金”来实现转型阵痛的分配，让未来的投资者也承担一部分。毕竟如果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后代也是受益者。

所以，制度改革，新发展模式的推行，阵痛的确是难以避免的，但站在顶层设计者的角度，事在人为的是：转型的阵痛该如何分配，才能真正的推动高质量发展。如果分配不好，转型的成本和收益不对称，改革转型就难以推进，处于一种“拖、等、靠”，躺平文化横行，集体不作为以软性阻挡改革的尴尬境地。

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模型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梳理。归根到底，经济学的研究其实聚焦到一个点上，就是尽量的保证成本和收益对称。如果一个人或组织，收益归自己，所承担的成本也由自己承担，那个这激励结构就是有效率的。转型也是如此。

相反，如果收益归自己，成本和风险却由他人承担，那么就会出现问题。计划经济和大锅饭就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成本和收益无法有效分配和核算，整个经济缺乏有效激励，生产力就处于一种低水平状态，并且存在巨大的扭曲和浪费。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去的皇帝热衷于发动战争，因为战争的收益他获取的最多，成本和风险却大部分直接由参战的普通士兵和老百姓承担。当然，皇帝也承担了战争的风险，只不过并不完全对称，特别是当他创造性的构建了“假想敌”，激发了普通民众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而在现代政治体系里，容易被军火集团游说和捕获的政客也会热衷于发动战争，这也源自于成本和收益分配不对称——因为这些人的孩子不会真正的上战场（有些是形式上的）。一旦战争发起，源源不断的订单就会给军火集团带来巨大的收益，进而有更大的能力游说政治，从而战争很难结束——即使明显处于技术领先一方的军事集团能快速解决掉战争，也没有激励让他这么做。因为一旦军事集团快速的结束了战争，他们就没有了持续流入的订单和收益。这跟产业化后的医院更偏好慢性病而没有激励推出速效药一个道理。在这个公共政策选择的案例里，就是因为成本和收益不对称，战争的成本和阵痛由广大社会民众承担，收益却归一小部分人，所以才出现看上去非理性的贸然发动战争，以及战争迟迟结束不了等等常人难以理解的现象。

制度转型作为一项公共服务也是如此，在具体操作时一定要考虑到将改革的收益和成本分配好，要适度补偿承担转型阵痛的主要群体。否则，成本和代价由别人承担，收益和好处大部分归一小部分人，这样的制度转型是无法真正推进的。

以上只是受转型阵痛直接影响的一部分群体，还有很多群体需要顶层设计者统筹安排。现实的问题是，分担改革转型阵痛的钱从哪里来？既然高质量转型是为了长期和未来更好的发展，是为了子孙后代，那肯定是要中央政府发债，扩大赤字。保守估算这次高质量转型需要付出的改革基金至少二十万亿元，考虑分摊到五年之内，财政赤字是可控的。我反对滥发债务，认为滥发债务是吸食鸦片，但是用在正确用途中的债务资金，特别是为了民生、民心，为了社会稳定花的钱，是值得的。（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