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京春：总量理性反弹 预期良好但结构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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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京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2021年最新统计数据业已发布，从可得的直接与间接数据所反映的趋势上进行综合观察与反思，我国的消费总量总体呈现出较强反弹趋势，但仍属于理性反弹，尚未见所谓“报复性”反弹或者“强势”反弹。同时，消费结构相关指标虽同比值均呈现较大增长，但深度分析则表明仍存较大修复空间，消费预期总体形势良好。基于此，可考虑采用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利用好现阶段良好的增长态势与提升空间，增加可支配收入，关注消费新动态并通过精准治理助力消费进阶，顺势推动消费增长。
  消费总量呈现理性反弹
  我国2021年2月和3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值较上年同比分别增长33.8%和33.9%，是继2020年2月首次转负以来的首次转正，同比增长数值亦反映出消费的强势反弹。然而，考虑到2020年2月和3月正是疫情因素影响下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波谷，所以同比数据表现出的强势反弹带有较强的表面性。
  2021年2月和3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值分别增长5.6%和7.6%，虽然全面高于2020年全年的负增长，但是仍然低于2017年、2018年、2019年三年的平均值9.3%。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截至2021年3月恢复到61.4%的水平，远高于2020年同期的59.4%，但是一方面仍然低于2020年二季度末（62.0%）、三季度末（62.8%）及全年（65.9%）水平，另一方面仍远低于2017年、2018年、2019年三年的平均值68%。
  以上对比均说明，今年一季度我国消费总量表现上呈现出的反弹尚属国内疫情因素逐渐消退后的理性反弹。但是，从总量走势上来判断，结合第二季度囊括了小长假等因素，消费总量应继续保持同比强势增长趋势，增长势头亦十分可期。
  消费结构仍存修复空间
  基于统计数据观察消费结构，至少可分为商品零售与餐饮收入、城镇与乡村消费、线上与线下消费、人均消费四个视角。
  从商品零售与餐饮消费结构上来看，两项指标均以30%以上的水平转正，从同比增长幅度上来看，餐饮增长幅度巨大，达到月均72.4%的水平。然而，透视之下不难发现，餐饮消费增长的原因显然与2020年疫情因素影响巨大直接相关，若以2019年作为基准进行对比观察，餐饮消费仍然处于负增长状态，2月和3月分别下降2.29%、0.45%，更是远低于2017年、2018年、2019年三年的平均值10.1%，可见虽然同比数据表现为“报复性”反弹，但实际仍存留较大修复空间。同一透视数据下，商品零售则实现了正增长，虽然仍低于2017年、2018年、2019年三年的平均值9.2%，但是2月和3月增长水平已分别达到6.53%、8.58%，可见虽然同比数据表现低于餐饮业，但实际恢复情况要好于餐饮消费。
  从城镇与乡村消费结构上来看，城镇和乡村均实现同比较大幅度正增长，城镇同比增幅较乡村更大，月均高于乡村6.7个百分点。然而，若以2019年为基准进行透视分析，则发现城镇消费已实现正增长，2月和3月分别为7.72%、9.52%，且截至3月份的比值已高于2017、2018、2019年三年的平均值9.06%，但乡村消费仍处于负增长，分别为-6.79%、-3.57%，仍远低于三年均值10.5%。可见，一季度城镇消费已蓄满活力，而乡村消费仍有很大修复空间。
  基于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与商品零售额的比较观察线上与线下消费，不难发现，网上零售自2020年以来始终保持了正增长，但其随着疫情因素的消退，随着商品零售的回升，增长趋势从2020年10月份达到高点后回落，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替代效应。2021年一季度，两者虽在2月同步增长30%以上，而后却呈现出商品零售持续反弹而网上零售同比增速回落5个百分点的态势，进一步显示了消费者随疫情因素消退更倾向于实体消费的偏好。可见，基于此考虑促消费，实体消费可能更应成为疫情消退后顺势而为的着力点。
  2021年一季度人均消费支出与2019年、2020年同期相比均实现正增长。结构分类数据显示，食品烟酒、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等与2019年、2020年同期相比均实现正增长，其中食品烟酒增幅最大、最稳定，居住次之；而衣着、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等则虽然与2020年同比实现正增长，但与2019年同期相比仍为负增长，尚存较大修复空间。
  消费预期形势良好
  对消费预期的直观观察一般基于各类消费者信心指数，各类指数均显示一季度消费预期回升明显。以CCI指数为例，消费者预期指数1月和2月分别达到126、131，呈现较大幅度增长，2月数值已追平甚至略超疫情前130.6的水平，总体预期形势良好。但与此同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仍存影响消费预期的间接因素，比如杠杆率水平。一方面，杠杆率多项统计指标均有较大幅度攀升，央行最新公布的2020年我国宏观杠杆率达到279.4%，比2019年上升了23.5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杠杆率达到72.5%，比2019年上升了7.4个百分点，难以排除其未来对消费预期的直接影响及对消费的直接挤出。另一方面，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了161.2%，比2019年上升了9.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以全球10年起国债为参考值，我国水平也位于全世界的高点，难以排除其未来对就业岗位、员工工资的直接影响及对可支配收入的间接影响，从而直接影响消费预期。此方面值得引起消费预期相关治理的注意。
  提振消费的政策工具
  为应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我国以政商联通、线上线下联动为主要形式发放了消费券，5个月时间内规模便超过300亿元，成为对冲下行因素、提振消费的有效政策工具。而在稳住预期、稳住就业、维持或增加可支配收入等的基础上，考虑到如上所述一季度消费形势分析，我国提振消费的有效政策工具还可考虑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本着“最具针对性”原则，针对消费在宏观层面所表现出的结构性问题，考虑制定更具消费结构针对性、城乡消费针对性、消费群体针对性、线上消费社群针对性的调控政策。比如，考虑到实体经济出现的明显替代性，消费券等增加可支配收入的政策及杠杆设计可考虑城乡分施：在城镇，结合小长假、寒暑假等因素，以及有孩家庭、大学生等针对性群体，辅以政策发力，在海外市场尚未开启的时间区间内，将有效放大的可支配收入切实注入国内实体经济，同时顺势有效推动城镇地区消费增长；在乡村，针对刚性较强的商品，结合地域性强的商铺，辅以政策发力，在调动地方积极性的同时，同时托好底线，顺势有效推动乡村地区消费增长。
  第二，值得考虑为提振消费引入行为公共政策，辅助传统政策工具发力。推动消费宏观调控政策的精准定点投放，更有利于在不同地理区域为消费创造结构性优化空间，或通过消费券选项卡的设置，来达成财政政策对不同消费产品、不同城乡区域、不同消费群体或不同线上消费社群相关消费行为的引导，以更精细化的宏观治理达成消费与其他经济生产环节的良性互动。
  第三，以更为细化的治理来助力我国消费进阶。随着我国人均GNI的逐步提升，我国消费早已具备升级空间，且这种国内消费需求通过海淘等电商平台与海外供给匹配的情况，一方面随着我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商品升级与多样化而得以改善；另一方面更是随着全球其他地区不可忽略的疫情因素反而得以促进国内商品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循环，我们亟须充分认识到：消费市场已更为细分，并且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城镇消费者与乡村地区偏好各异，消费品的刚性与弹性也在不停地更迭。
  中长期来看，我国提振消费的长效政策工具仍然必须是继续深化供给侧改革，不断提升商品竞争力，或可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更好地拓展数据要素应用场景，高水平引导产品市场供给侧落地。与此同时，加强需求侧管理，顺势促进消费总量，分阶调动消费升级潜力，满足高阶消费多样化需求。（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