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银平、刘伟：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变革趋向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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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银平 刘伟（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今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稳定与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百年变局加速演变，风险挑战有增无减，国际社会进入了激烈的动荡变革期。人类社会再次步入了团结还是分裂、开放还是封闭、包容还是苛刻的十字路口。后疫情时代，能否有效应对公共安全的挑战、尽快恢复全球经济、完善国际秩序，不仅关乎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利益，也事关人类福祉和可持续发展。面对这一复杂形势，如何调整与完善全球治理的平等秩序，重回包容互信的正确轨道将是国际社会的首要议题。
  后疫情时代全球秩序面临新挑战，全球治理面临新的管控危机
  后疫情时代，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霸权主义、种族歧视和双重标准大行其道，少数国家将疫情防控政治化，这些现状不仅严重扰乱多边机制，也不断冲击着国际秩序。如今，疫情的持续使得全球秩序的变化更加错综复杂，人类社会不仅要防范传统安全风险，又要警惕和预防非传统安全风险引发的管控危机。能否化解风险与挑战，保持经济与社会的稳定运行成为各国政府都将面临的“大考”。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肆虐。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让国际社会的团结与互助遭受了最严重的考验：防疫政治化，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进行博弈，本土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倾向相互交织，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相互对抗。在后疫情时代，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和长期性，尽快实现对疫情的有效管控，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国际交往正常化，是全球治理面临的首要任务。
  当前的全球秩序缺乏对霸权主义的有效制约，西方的双重标准似乎已经是理所当然，经济全球化过于重视效率而牺牲平等，缺乏包容性。海外学者都对目前的全球秩序体系表示了新的担忧和思考。2020年5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组织了一次由14名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参加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后世界秩序走向”（How will the World Look Aft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的集中讨论，对后疫情时代的国家关系与政治发展作出评估与分析。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Kori Schake认为，美国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出的狭隘自私与利己主义，将使美国无力担任国际领导者的角色，美国未能通过领导世界的考试。哈佛大学教授Stephen M. Walt指出，欧美应对疫情的反应缓慢而随意，会进一步损害西方发展与治理模式的“品牌”光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Gilford John Ikenberry认为，民族主义、大国对抗、战略脱钩等趋势将得到强化。哈佛大学教授Nicholas Burns认为，应对疫情国际合作严重缺失，美国整日陷入谁对这场危机负责的口水战之中，国家信誉可能会大大降低。
  同时，受疫情持续的影响，世界经济正在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20世纪建立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正在萎缩，人道主义危机在战乱国家将更为严重。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国际秩序碎片化的进程，进一步暴露出全球治理的功能性失调。为转移疫情带来的国内危机，各国之间相互指责挞伐，大肆渲染意识形态的冲突对立，民粹主义在各国加剧。个别国家逆势而动，蓄意在国际上渲染疫情政治化，公开胁迫别国选边站队，企图在世界拉下一道“新铁幕”，制造一场“新冷战”，试图进一步把世界推向动荡和分裂。透过疫情的防控成效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正加速霸权主义的衰弱，双重标准和单边主义日益遭到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反对，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大国应对疫情树立起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将成为调整国际新秩序的中间力量。如果缺乏团结一致应对疫情的信心和决心，全球经济只会是雪上加霜。
  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研究所主任Alexander Cooley在其《为什么民粹主义希望一个更加多极的世界》一文中指出，当前国际秩序正面临美国领导国际秩序的实力下降，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下降，以及中国加速崛起的紧迫问题。在价值观上，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开始下降，西方价值观的合理性遭到怀疑；在规范秩序上，全球治理遭到西方大国的掣肘，以推动和便利全球化为基本目的的行为准则受到挑战，逆全球化反而大行其道；在权力分配上，美国作为国际秩序主要维护者的地位发生动摇，发展中国家要勇敢地说“不”。总之，这些新的挑战使世界面临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全球治理面临的管控危机此起彼伏，大国竞争的加剧也加快了国际政治关系分化重组，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行，并推动着世界经济格局演变。
  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共同挑战，携手同行是国际社会的必然选择
  重大挑战没有边界，各国命运息息相关。应对全球范围内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守望相助，携手同行。新的风险与挑战之下，互信、合作、尊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愿望，也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在后疫情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国际社会持续不懈努力。
  第一，面对这一重大挑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抵御风险挑战，各国需要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更大作用。全球主要大国应承担起恢复全球秩序稳定健康发展的责任，同心协力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体系。各国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发展观，推动各国在国际社会的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紧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同时，为尽快战胜疫情，遏制疫情持续蔓延，需要世界各国加大在疫苗药物研发、病毒溯源、诊断试剂研发、公共卫生防控经验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其可及性和可负担性，重视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的协调信任作用，直至全球疫情阻击战取得最终胜利，全球经济得以恢复。
  第二，摒弃单边主义行径和疫情政治化思维，加强全球应对疫情挑战的共识与合作，搁置现存争议。联合国2021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的情况下，97%的受访者认为，国际合作对于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全球治理专家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将面临失业增加、增长动力不足、贫困化加剧的三大挑战。地区性的大国本应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导力量，应该有国际视野与担当，但是在此次疫情后，大国博弈愈演愈烈，部分西方国家秉持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对他国屡屡施行政治打压和经济制裁，使得国际防疫合作困难重重、人道主义危机频繁上演。巴基斯坦参议员穆沙希德认为，“面对新冠肺炎这个共同的敌人，唯一的办法是团结起来形成合力”。面对这场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进行不受国家边界限制的思考与行动，重建全球国家的协调、合作与信任尤显重要。
  第三，世界各国应抛开分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对危机与挑战，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力。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成为各国共同期盼，经济全球化、普惠化是客观现实和历史潮流。与新冠病毒的对抗在世界范围内是一场长期斗争，世界各国应该暂时搁置分歧、管控分歧，凝聚共识，携手思考全球治理的破局之道。首先，坚持多边主义，放弃孤立主义倾向，走对话而不对抗的交往路径，加强国际合作，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次，正确看待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重建信任，减少不平等和不公正，加大对于极端贫困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使发展中国家有更多机会参与全球治理。最后，每个国家都应该为人类的共同利益承担共同责任，国际间、地区间应该完善全球治理的机制和方式，更好化解纷争和冲突，促进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以更好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
  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走向何方？——来自中国的方案
  应对全球治理失序与重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中国一直是积极的行动派，以大国的国际责任与担当，给出了回应“时代之问”的中国答案。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恢复、全球治理的高效高质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首先，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直是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各项事业的坚定支持者，中国一贯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支持联合国的重大倡议和支持举措，包括将向联合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再提供5000万美元支持、设立规模5000万美元的第三期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等。这些措施是中国面对疫情危机展示大国担当的主动作为，也是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措施，更是中国支持联合国多边主义的扎实行动。巴基斯坦《时代之声报》专栏作家阿斯拉姆·汗表示，中国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并支持联合国的人道主义事业。古巴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爱德华多·雷加拉多认为，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与公平正义的行为准则，将为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作出更大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与尊敬。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从物资援助到疫苗研发、病毒溯源，从诊疗技术分享到构建更强有力的卫生治理体系，中国一直为促进全球卫生合作作出积极表率。中国始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支持。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已对150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和出口防疫物资，此外，积极响应世界卫生组织筹资呼吁，向其提供捐款，用于增强有关国家防疫能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指定用途，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断注入新动力。《哈萨克斯坦实业报》总编辑谢利克·科尔容巴耶夫指出，中国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回应了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能否得到疫苗的关切，将为提高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中国政府坚持的生命至上、科学防治等理念不仅为各国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重要借鉴，也将对人类未来与疫病作斗争产生长远积极影响。
  第三，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复苏，保持全球经济总体向好。2021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2.7%，展示出了极强的经济发展韧性。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疫情之后迅速复苏，一方面是由于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政府及时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推动社会经济的正常化；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体系，采取了有效的投资便利化措施，对外资持续保持吸引力。同时，中国呼吁各国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疫后经济复苏，助力全球化向着均衡普惠方向发展。新加坡时政评论员翁德生表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疫情“大考”，中国经济依然交出亮眼答卷，显示出强大韧性和蓬勃活力，提振了全球经济复苏信心。中国经济的高效治理、绿色发展和多边主义特质，展示出了其巨大经济活力和经济韧性，为世界经济的早日复苏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第四，中国一贯主张秉持平等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的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协调体制，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的行为。中国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具有相等的发展权利，一直对欠发达国家给予大量援助，履行了国际义务。面对局部地区的紧张态势，中国一贯坚持地区间的对话与协调，主张利用对话与沟通消除冲突与对抗，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树立了典范。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的复苏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西方政客总喜欢鼓吹“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欧洲中心论”，甚至将其作为种族歧视和打压他国、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和工具。疫情防控用事实给国际社会上了生动一课，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人类社会智慧的体现，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标准。当前全球局势云谲波诡、暗流涌动，加之疫情持续影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冲击和挑战短时间内不会消散。
  展望后疫情时代，总的来看人类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国际社会应该看到，国际交往秩序应该以国际法为行为准则，拒绝霸权国家的双重标准和意识形态偏见，疫情政治化无助于疫情在全球的消除，只会适得其反。部分国家要放弃将自己的发展模式输出到其他国家的做法，树立包容发展理念，在全球治理的体系变革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应对风险挑战，国际社会需要调整治理机制，着眼共同利益，加强团结合作，形成负责任的领导方案。任何国家都无法单向塑造国际秩序，完全支配全球治理平台，只有遵循《联合国宪章》精神，摒弃零和博弈的心态，才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实现全球经济的尽快恢复和包容性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人民的心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原则。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加剧逆全球化、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深度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化的大趋势，中国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各国一道，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1年9月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