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虹：政治极化对美国种族问题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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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虹（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美国社会处于严重撕裂的状态，种族问题被认为是撕裂美国社会的重要因素。不同肤色、不同党派的人们在种族问题上有着迥异的认识，而不断恶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如政治极化的加剧，使得种族问题更加突出和尖锐，处于政治光谱两端的民众立场难以调和，一旦遇到极端事件，如弗洛伊德之死，就会出现街头抗争运动。民众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同时在大选年也会选边站队，用手中的选票来表达政治诉求，但这种政治参与往往会被政党所利用，成为党争的手段。其结果便是，不同群体之间对抗日益激烈，社会撕裂进一步加剧。
  01、种族问题是美国政治的分界线
  单一社会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严重对立是党争的一个缩影，这在种族和移民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美国是移民之国，种族与移民问题长期存在，但对这些问题的社会关注度只有在突发事件时才会持续走高。盖洛普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民权运动以后，除1992年洛杉矶发生种族暴乱时，15%的人认为种族是美国面临最重要的问题外，其他年份这一数据均为个位数，直到2017年夏洛茨维尔骚乱时才上升为18%，然而2020年因弗洛伊德之死，这一数据再次升至19%，2021年5月回落至11%。民众的种族观固然与种族、年龄、受教育程度、地域等因素有极大关系，但党派归属作用更大，麦克·豪特（Michael Hout）认为当下种族、移民与党派偏好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强。
  2017年皮尤中心一项研究显示，根据从1994年至2017年的跟踪研究，相对于种族、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人口学特征，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政治价值观上分歧明显增大，1994年的数据显示两党分歧的综合平均值为15个百分点，2017年为36个百分点，其他因素变化有限。种族问题历来是美国两党分歧较大的领域，在此项民意调查中，当问及“国家应该继续努力，促进种族平等”时，持肯定回答的民主党／倾向民主党人占81%，2009年这一数字为57%，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持肯定回答的共和党／倾向共和党人占36%，2009年为30%，有小幅增长。在这个问题上，两党分歧差距拉大（81%：36%），而且逐年增加，2009年数据之比为57%：27%，同党内不同群体看法呈一致性，白人民主党支持这一观点的占80%，黑人民主党占90%、拉美裔民主党占76%。在回答“种族歧视是黑人止步不前的主要原因”时，两党呈现不同状况，持赞同观点的民主党／倾向民主党人占64%，共和党／倾向共和党人则为14%，两者之差为50%，而1994年两者之差仅为13%。在移民问题上，尽管民众整体反映向好，65%的人认为移民通过辛勤工作和贡献智慧可以助力美国的发展，只有26%的人认为移民占用就业岗位、住房和医保而成为美国的负担。但党派归属决定了对移民的认识，民主党人认为“移民是力量”的超过84%，相较而言，共和党则只有42%，从本世纪以来，共和党认为“移民是力量”的比例从未超过“移民是负担”的比例，即负面认识始终占上峰。
  上述民调结果，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保罗·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等三位学者对极化概念的认识，即极化是状态、也是过程，后者更强调某个事件观点对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剧。同时也说明了党派归属是极化的原因之一，政治极化可以说是选民日趋选择与其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相一致的政党的过程。党内的意识形态同质性则表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者各自坚持自己的偏见和立场，水火不容。如在非法移民问题上，69%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其是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而民主党支持者这一数字只有18%，两者差距竟有51个百分点。在回答“是否应该继续给予黑人同等权利”方面，89%的白人民主党和95%的黑人民主党持肯定态度。尽管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詹姆斯·戴维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在《文化战争：定义美国的一场奋斗》一书中所言，道德因素是美国撕裂、对立的主要原因，但在当下的美国社会，政治极化造成的社会分裂的作用显然要大得多。
  现在美国社会既有国会两党议员的对立，也有民众政治态度的分化，民众根据自身偏好，选边站队，由于两党在政治价值观上重叠部分越来越小，可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已经非常有限了，这就是马修·莱文杜斯基（Matthew Levendusky）所认为的，精英极化导致了大众选民极化，政党选择加强了党派的忠诚，而这种政与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给美国政治带来了极大的变化。政治极化的特征之一是极其厌恶对方，甚至妖魔化对方，根据皮尤中心2016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共和党／倾向共和党、民主党／倾向民主党的支持者都认为对方党的政策有害于国家，2017年的数据则显示超过四成的人不喜欢对方党的支持者。
  美国的政治极化态势随着特朗普上台愈演愈烈，特朗普个人不乏种族主义言论，如攻击国会中4位民主党少数族裔女议员，让她们“滚回老家去”，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其推行的“禁穆令”、修筑美墨边境墙、废除奥巴马时期大赦非法移民的行政令等，无一不催生了种族主义的回潮。种族主义加剧了政治极化，加速了美国国会议员立场分化，导致美国国会任何议案的表决都是依照党派划线，国会立法效率低下。如前所述，非法移民是美国两党分歧最大的政治议题，但在奥巴马时期两党议员还能坐在一起讨论改革细节，2013年在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的推动下，来自参议院两党的各4位议员（美媒称之为“八人帮”）起草了移民改革法案，法案在参议院得到通过，提出了“非法移民经过13年最终成为美国公民”的路径，当然该法案在众议院受到抵制，移民改革努力失败。在特朗普时代，这种改革的尝试已不可能出现，两党很难达成共识，只能通过总统行政令，绕过国会，出台严苛的移民政策。麦凯恩去世后，《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约翰·麦凯恩和政治妥协艺术的凋亡》的评论文章，认为麦凯恩不可复制，政治妥协不再出现，一党提出议案，另一党就全力反驳，议员想弥补鸿沟，选民认为是背叛，政府面对关键问题束手无策，美国政治极化造成的后果显现。
  黑人学者杜波依斯于1903年曾经预言，20世纪的问题是种族界线问题。这一论断也适用于21世纪，而且种族问题在21世纪更加突出，已经发展到了不同群体要用社会运动形式解决的地步。
  02、种族矛盾是左右翼社会运动并存的根源
  从美国历史上看，用种族骚乱的方式来释放民众的不满情绪和社会压力，屡见不鲜，而手段往往会从非暴力抗争走向暴力抗争，其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罗里·麦克维（Rory McVeigh）等三位学者认为社会运动，尤其具有高知名度、有争议、有冲突，甚至有暴力倾向的社会运动，不仅仅会影响短期的个人政治取向，而且会重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们通过赞同或反对这个运动，选择与自己立场一致的政党，建立紧密关系，加强党派认同，这种社会运动促进了政治极化程度的加深。2020年美国社会出现的左右两翼社会运动并行的状况，就是对此论断最好的诠释。
  2016年总统大选后，种族主义在美国呈进一步回潮态势，2017年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则标志着左右两派的冲突走向了台前，种族仇恨事件不断涌现，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仇恨事件为6121起，2017年上升至7775起。白人种族主义组织活跃，数量从2016年的100个上升到2017年的148个，这包括三K党、光头党、新纳粹等组织。白人种族主义组织激增的深层次原因是白人担忧人口下降、白人的优势不再，所以在夏洛茨维尔事件中极右组织喊出了“你们不会替代我们”的口号。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使得许多已经进入地下状态的白人种族主义组织“满血复活”了，这是右翼社会运动走向高潮的直接原因。
  2013年因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无辜死亡，美国出现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并于2014年至2016年在全美超过30个地方建立了分支组织，通过社交平台，组织了很多抗议活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宗旨是消除种族不公正，在抗争运动中诉求和行动手段过激，存在打砸抢现象，被视为左翼激进社会运动。学者在论述社会运动时运用了“政治过程模式”，认为产生政治运动要素之一是“政治机遇”，2020年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机遇”，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美国在防疫方面成为了差等生，疫情带来了经济衰退，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2020年5月25日，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被警察以膝盖跪压颈部而死，引发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广泛的抗议浪潮。2020年又是大选之年，疫情叠加骚乱，于是围绕种族矛盾，出现了对立的两场社会运动，运动的背后无一不隐藏着党争的影子。
  2020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被《纽约时报》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声势浩大的运动”，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参加人数多且涉及地区广，截至2020年7月3日，有1500万至2600万人参加，示威抗议活动波及2500个市镇，70%的受访者赞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对于这场反种族主义抗议运动，民主党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华盛顿市民主党籍市长穆里尔·鲍泽（Muriel E. Bowser）下令将白宫门前的街道刷上醒目的黄字“黑人的命也是命”，并将附近的广场改名为“黑人的命也是命”广场。在纽约市长白思豪的支持下，曼哈顿特朗普大厦前的街道被刷上了黄色的大字“BLM”（“黑人的命也是命”英文缩写）。与此同时，与“黑人的命也是命”高度对立的极右组织也从地下走到了台前，2020年6月，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黑人著名网球运动员阿瑟·阿什的塑像上被刷上了“白人的命也是命”的白字。“白人的命也是命”（类似表述方法还有“所有人的命都是命”“警察的命也是命”等），是针对“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一种反扑，而且在多地出现了极右翼团体与抗议人群当街发生冲突，甚至有所伤亡的事件。
  2020年8月，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17岁的白人男子凯尔·里腾豪斯（Kyle ittenhouse）在抗议现场枪杀两名抗议者，里腾豪斯是极右翼团体“骄傲男孩”的成员。极右翼团体的反扑，与特朗普对极右翼的纵容和对抗议运动持反对态度有直接关系。2020年6月1日，特朗普发表讲话，自称“我是你们的法律与秩序总统，也是所有和平抗议者的盟友”，将反种族歧视示威定义为“国内恐怖主义行为”，并发誓要用军队来解决问题。“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经历了爆发、高潮，很快走向了沉寂，根据《今日美国报》的民调，2021年3月该运动支持率下降至50%，白人尤其是白人共和党／倾向共和党支持率下降更快，2020年9月已经从6月的37%降至16%。2021年4月11日，美国多地出现了“白人的命也是命”的集会，被认为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白人民族主义线下集会。两种运动对抗的背后，都有相应政党的推动，从一个层面彰显了政治极化对社会与文化分裂的影响。
  伴随此次街头斗争而来的是，一场席卷美国的“清算种族旧账”运动。与以往种族骚乱不同，2020年的这场运动不仅体现在街头斗争，而且延伸到各个领域都掀起了清算种族旧账的运动。为了消除种族主义和提倡反歧视，一时间在全国要求将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有关的纪念碑、塑像、学校、公园、街道、建筑物等改名、搬迁或干脆推倒的呼声高涨，涉及华盛顿纪念碑、杰斐逊纪念堂、内战时期南方将领纪念建筑等，持不同意见的双方甚至出现了激烈冲突。2020年8月15日，抗议者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郊的石山公园（南方邦联三巨头石像坐落于此）与白人右翼民兵组织“百分之三”发生对峙，出现肢体冲突，双方均带有武器。除了这种武斗型的清算运动外，还有以“1619项目”为代表的文斗型运动。2019年8月，《纽约时报》为了纪念黑奴到达北美大陆400周年，发起了“1619项目”，目的是“重塑美国历史”，认为1619年才是美国真正的建国时间，美国革命的动机是为了保留奴隶制。该项目引起了极大争议，被质疑将意识形态置于历史认知之上。在左翼人士的推动下，“1619项目”在一些州被纳入学校的历史课程，对此以特朗普为首的保守派进行了绝地反攻。2020年9月17日，特朗普发表讲话，宣布将成立“1776委员会”，该委员会将致力于促进“爱国主义教育”，特朗普将此前出现的暴乱归结为“左翼文化”的毒害，是左派数十年以来在学校灌输激进思想的结果。他特别提到了“1619项目”，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毒药，是向孩子们提供错误思想，抨击批评性种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
  应该说，摆脱美国历史叙事中白人中心论的论述与实践，不是一件新鲜事。民权运动以后，多元文化主义兴起，在中小学生教育中增加少数族裔文化和历史，在大学教育中增加族裔研究专业和课程，只是——如《不同的镜子：多元文化的美国历史》一书认为——增加了观察美国历史的新角度，尽管存在争议，社会尚能接受。然而，在社会分化、政治分裂日趋严重的环境下，双方不可能达成妥协，而是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式，正如一篇评论文章所言，政治使你必须作出“零和”决定，选“1619”还是“1776”？
  历史与实践证明，无论是街头抗争，还是“种族清算运动”都无法解决种族不平等的问题，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种社会冲突，使之愈演愈烈，党派利益凸显，少数族裔群体成为党争中的一个棋子，这在选举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03、选举政治中的“种族牌”
  根据202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数族裔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40%以上，预计到2045年左右，美国将进入没有单一族裔群体人口占多数的状态。人口数量的变化将导致美国政治版图的变化，加剧美国两党的争斗，少数族裔手中的选票进一步成为两党角斗的“猎物”。
  经过民权运动后的政党重组，白人成为了美国共和党的主力，少数族裔演变为民主党的基本盘。少数族裔党派意识十分强烈，甚至有人认为民主党变成了少数族裔的党，进入21世纪后，少数族裔在民主党的比例不断上升，2001至2006年为31%，2007至2012年为33%，2013年至2018年飙升至43%。由表1可看出少数族裔在总统大选中对民主党的支持。

  2020年少数族裔的选票奠定了拜登在摇摆州的胜利。例如在佐治亚州，拜登以不到0.3个百分点险胜特朗普，这是佐治亚州近30年来第一次支持民主党候选人。黑人占选民人数的29%，拜登获得了88%的黑人、75%的拉美裔的支持。但是从2020年大选出口民调看，拜登在少数族裔中的表现不如希拉里，其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
  其一，民主党认为黑人是民主党铁定的票仓，无需刻意笼络。拜登在2020年选举活动中，曾放言“黑人如果不投他的票，就不是黑人”，尽管事后为失言而道歉，但也是越描越黑。针对黑人提出的“撤销警察局”（也有要求减少警察局经费用于黑人社区的建设）的呼声，拜登三缄其口、态度暧昧。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南希·佩洛西等民主党大佬忙着用“下跪”等政治作秀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力，捞取政治资本。
  其二，拉美裔是一个泛称，内部情况复杂。古巴裔支持共和党，意识形态占主导位置，他们认同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强硬政策。拉美裔中的天主教教徒和基督教福音派政治立场偏保守，在堕胎、持枪、同性婚姻、LGBTQ权利等社会议题上与共和党观点契合，是共和党的选民。根据皮尤2019年的数据，拉美裔中47%的人信奉天主教、24%的人信奉基督教。特朗普政府支持“亲生命”观点，反对堕胎，支持提名联邦最高法院保守大法官等一系列举措，使得倾向保守的拉美裔与民主党拉开距离。
  其三，从表面看，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增加，势必加大民主党的势力，但实际上远非那么简单，民主党并没有享受到这份“人口红利”。根据最新公布的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人口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值（7.4%）的州中以代表共和党的红州（如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田纳西、南卡罗莱纳、犹他）、摇摆州（北卡罗来纳、内华达）为主，民主党控制的少（仅有俄勒冈、华盛顿等）。由于人口数量变动，造成的国会众议员席位的变化，红州占优势，得克萨斯州获得了2个席位，佛罗里达、科罗拉多、蒙大拿、北卡罗来纳和俄勒冈获得了1个席位，失去席位的以代表民主党的蓝州为主，如加利福尼亚、纽约等州。人口普查的数据引发政治版图变化，必将加剧两党政治利益的争夺。
  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很多人认为是“蓝领白人把他送进了白宫”，数据显示，在没有大学文凭的白人中特朗普获得了70%的支持，超出了此前任何一位共和党候选人，也奠定了他在“锈带三州”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的胜利，这三个州没有大学文凭的选民占比为40%至47%，特朗普在他们之中的支持率高于希拉里30个百分点。2021年1月，在益普索民调中发现，与传统共和党人相比，特朗普支持者中，低学历者占比要高得多。
  蓝领白人疏远民主党，甚至出走民主党可以追述到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里根民主党人”出现的时候，但真正大规模支持共和党则是在2016年大选。这其中有经济全球化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更是民主党在种族态度上变得更加自由化的后果，奥巴马2008年成功赢得大选成为了关键节点，美国社会没有进入“后种族时代”，反而进入了“最种族化的时代”。图1可以看出社会种族态度的转变，1995年被称为“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杀妻案结案，黑人球星辛普森被判无罪，民调反应更多是以种族划线——白人大为失望，黑人兴高采烈。2013年枪杀黑人少年马丁的白人协警齐默曼，被判为正当防卫，无罪释放，民调反应则完全是以党派划线。

  特朗普可以说是成功地利用了白人，尤其是蓝领白人的种族怨恨，将他们圈为自己的“铁粉”。2020年大选期间，拜登竭尽全力拉拢蓝领白人，他的团队甚至以“斯克兰顿对决公园大道”为口号。斯克兰顿市是拜登的家乡，位于铁锈地带，曾是著名的矿业中心；公园大道位于纽约富人区，特朗普在此有多处房产。尽管拜登在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州获胜，在白人中的得票率也有上升，但并没有成功将蓝领白人拉回来，美国全国蓝领工作岗位占40%的265个县中，拜登仅获得15个县的支持。拜登获胜的县，蓝领工作岗位占比为23%；特朗普获胜的县，蓝领工作岗位占比是31%，此外，少数族裔蓝领也有倒向共和党的苗头，2020年特朗普在黑人男性中支持率为19%（2016年这一数字为13%），这些黑人男性政治立场偏保守，所在地域多在中西部，文化水平为高中或高中以下。拜登白人选票则主要来自郊区居民、高学历精英和女性。
  民主党未能使白人蓝领回流的根本原因，还是白人蓝领经济处境没有得到改善，社会议题上的立场与民主党渐行渐远，民主党大打身份政治牌，关注边缘群体利益，使得处于劣势的白人蓝领认为黑人、女性、移民、难民都成为了插队者，站到了他们的前面，他们成为了自己“故土的陌生人”。
  总之，在政治极化的场景下，民众在党派归属选择余地有限，非此即彼，美国政党也就是利用这点，在选举中大打“种族牌”，围绕种族议题捞取党派利益，但更多的是表面文章，解决不了深层次的问题，如为了获得黑人的选票，拜登选择黑人女性作为竞选搭档便是一个例证。（来源：《学术前沿》2022年3月下《政治极化对美国种族问题的重塑》（微信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