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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研讨会契机是毅夫教授等人编著的《中国与西方》中文版出版。几年前我为该书英文版写的“2018年中美经贸争端概况”一文，主要以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改变美国对华战略并挑起贸易战为背景，梳理分析美方政策转变的七点原因。纵观后续形势演变，2020年拜登政府就任后暂时搁置对华关税等贸易战议题，然而在金融、科技、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方面进一步展开实施遏制中国政策，其间叠加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以及最近俄乌冲突影响，两国经贸关系现状和前景的不确定性有增无减。 美国对华政策立场转变已有五年左右，开启贸易战已有四年，一个可以选择的探讨切入点，是在对相关数据和经验事实进行多角度实证观察基础上，看看过去4-5年中美经贸关系实际表现如何？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是否达到了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有哪些亮点？同时面临哪些新困难和问题？在新形势下我们应怎样更好发展自己从而更有效应对内外环境变化？ 下面从几方面梳理考察近年中美经贸关系变化以及我国经济形势若干特点。 首先通过比较中美经济增长不同指标，考察我国经济追赶的长期趋势与近期特点。接着观察我国外贸、投资、旅游、留学等方面双边经济交往情况，其中部分内容对评估美国贸易战效果有直接意义。 其次看能源转型、平台研发、新增独角兽、国际货币地位角度等领域相关数据，这些指标对前沿创新和结构变迁具有不同程度的提示含义。 再次简略观察短期宏观经济若干指标，了解当下两国经济运行的比较状态。最后基于上述观察提供的经验证据，讨论我国经济发展成就及面临问题，并探讨我国政策如何改进完善。 1、中美经济追赶与双边经济交往情况 第一，对我国经济追赶态势可从不同角度考察。首先比较中美实际经济累计增长。下面两个图形显示几点基本事实：一是我国实际经济增速保持对美国较快追赶，过去十余年实现对美国累计近60%相对增长。二是由于我国潜在增速下降，加上一些年份实际经济增速或低于潜在增速，过去十余年我国追赶速度比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相对下降接近一半。三是近年我国追赶速度进一步放缓，表现为右边图形中的绿色线条近年斜率略为平缓一些。
两图资料来源和说明：国家统计局，IMF。2022年实际增速是在IMF春季WEO预测数（4.4%和3.7%）基础上，假定对中国低估0.5和美国高估0.5百分点获得。 其次用同一种货币衡量两国经济体量并更直观考察我国经济追赶情况，货币转换采用市场汇率和购买力平价两种方法。下面左图形数据提示用汇率衡量美元GDP同样持续追赶，不过追赶速度波动幅度明显增加，平均追赶速度也显著放缓。例如2017-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相对美国占比从63.3%增长到71.8%，共提升8.5个百分点，年均1.7个百分点，低于新世纪最初十年近3个百分点和2010-2017年均3.3个百分点。由相关定义可知，这个指标追赶动态放缓原因包括上面讨论的两国用本币表示的实际增速追赶趋缓，两国GDP平减指数相对变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和升值趋势放缓等因素。
两图资料来源和说明：国家统计局，IMF。 2022年汇率追赶速度据IMF对两国名义GDP增速（中国8%和美国10.2%）及截止5月中旬汇率衡量，不排除随着后续形势展开可能发生较大误差。2022年PPP衡量的追赶速度是IMF的预测数据。 上面右图报告IMF用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中美GDP数据。PPP基于各国所有物品都符合“一价定理”因而不存在国际相对价格差异，其优点在于将不同国家经济规模比较建立在实际购买力基础上，局限性是不符合不可贸易品会偏离一价定理的客观现实。由于PPP与市场汇率比价差异，用PPP衡量我国经济总量在2016年已经赶上美国，去年超过美国18.3%，这无疑是鼓舞人心的进展。当然，由于我国目前人口规模约为美国的4.2倍，去年用PPP衡量我国人均收入仍不到30%。 从相对变化角度看，该指标同样显示我国经济体量相对美国持续追赶，同时近十余年追赶速度波动较大。2000-2010年我国PPP衡量GDP总量相对美国比例从35.7%上升到81.6%，年均增长4.59个百分点。2010-2022年同一指标年均增长3.12个百分点，比新世纪最初十年下降47%。最近几年该指标再次经历剧烈波动，从2017年1.7个百分点增长到2020年6.4个百分点，去年又降到2.6百分点，根据最近IMF预测数据今年会进一步回落到0.8个百分点。部分由于2020危机年我国超速追赶作用，最近五年（2017-2021）平均相对增速提升到3.7个百分点，显著超过2010年以来平均增速。 第二，从贸易以及双边经济交往情况看，数据显示贸易战以来我国贸易保持增长态势，尤其是疫情期超预期强劲增长。中国出口从2017年的2.264万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3.364万亿美元，五年增幅48.59%，年均增长率达到8.24%。特别是2021年出口从上年2.59万亿美元增长到3.36万亿美元，年增速超常飙升到29.86%。货物贸易顺差2018年回落后持续回升，从2017年4196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6767亿美元。另外下面右边月度数据图形显示，随国内外形势变化，今年我国外贸尤其出口增速会从此前高位较大幅回调；不过由于去年总体逐月上升，今年前4个月外贸绝对量虽绝对下降然而仍保持同比正增长。
随着本世纪以来我国开放经济超预期成长，我国出口占全球比例趋势性上升，从2006年大约6%增长到2015年底的11.2%，并在随后几年回落调整2017年10月10.1%。不过该指标近年趋势性回升，2020年初恢复到历史高位，过去两年多进一步上升并于2022年初达到12.5%历史新高。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直接目的之一是遏制我国出口增长，上述情况显示该政策虽或在2018年前后产生短期效果，从过去五年前后整体形势看我国外贸以及全球占比仍在显著增长，美国上述目标未能得逞。
另外美国实施单边关税措施的一个直接考虑，是要大幅缩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但是从上面右图数据观察，过去几年双边顺差虽在2018-2019年有所降低，但是在2021年较大幅度上升，中国对美顺差占美国逆差比例去年达到36.8%，中国持续保持美国逆差的单个最大平衡国地位。可见只要中国坚持扩大开放和抵制脱钩政策，中美经济互补性规律作用在中长期会压倒美国政治意愿和政策干预效果。 投资、旅游、留学等双边交往情况差异较大。在直接投资方面，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对美投资十几年趋势性增长，下面左图数据显示从2005年投资额2.5亿美元一路增长到2016年的近170亿美元。此后受到国内相关政策影响，加上美国投资限制政策作用，我国到美国直接投资大幅回落，2019年降到38.1亿美元，甚至略低于2012年40.5亿美元。美国对我国投资在金融危机前后出现很大波动，晚近时期波动幅度减少，从2017年79.4亿美元，下降到2018年63.9亿美元，随后两年逐步增长到2020年达到93.3亿美元，与我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比较相对平稳。
我们尚未获得中美双边证券投资的时间序列数据，姑且观察我国证券投资整体流入和流出数据。随着我国资本账户逐步扩大开放以及国内外汇管制松绑，通过不同时期建立的QFII、QDII、深港通和沪港通等管道机制及其后续扩容，我国证券投资总体呈现扩大趋势。红线表示的外国对我国证券投资流入（即“证券投资净负债产生”）经历两次多年上升和两次短期下降：第一次上升是2010年从316.8亿美元上升2014年932.4亿美元，2015年大幅回落到67.4亿美元。第二次持续多年上升达到2021年2567.7亿美元，去年再次显著下降到1767亿美元。与第一次下降由于外国对国内债券和股票投资同时下降不同，去年回落主要由于外国对国内债券规模较大幅度减持所致。红线表示的我国对外国证券投资流出（证券投资资产净获得）过去十余年也呈现趋势性增长，金融危机后我国对外证券投资流出一度出现负增长，直到2014年回升达到108亿美元，2016年飙升到超过1000亿美元。2016-2021年又经历一轮下降-飙升-回落的波动。可见证券投资总的态势是双向流动趋势性增长，尤其是外资流入增长趋势更突出，提示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条件对外国证券投资者吸引力增长。不过证券投资也存在较大波动，特别是去年以来流入投资较大幅度回落，显示外资对中国经济前景预期仍有待加强。 近年双边人员交流遭遇罕见重挫，其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冲击，贸易战影响较小。下面左图显示，2017-2019年我国赴美旅游人数从320万显著回落到283万，2020年疫情爆发后下跌到37.8万人，2021年进一步缩减到19.1万人，仅为2017年约6%。美国来华旅游人数从2018年248.4万小幅下降到2019年240.7万，但是过去两年分别下降到32.1万和16.2万人，2021年该指标是四年前的6.5%。另外，2010-2019年我国每年赴美留学人数持续增长，该时期每年赴美留学人数从15.8万人增加到37.3万人；但是年增量从2012年持续回落，贸易战以后延续这个回落趋势，从2017年的1.3万人下降到2019年0.3万人。主要受疫情及相关因素冲击，叠加双边关系变化影响，我国赴美留学人数2020和2021年分别罕见下降5.5万和2.5万人，两年总量分别下降到31.7万和29.2万人。
旅游数据来源：国家旅游局和文旅部、美国NTTO（National Travel and Tourism Office）、中国旅游研究院出境旅游报告、中国文化和旅游统计年鉴。留学生数据来源：Statista（德国全球综合数据资料库）。 2、若干前沿科技产业动态指标比较观察 主要观察有关能源转型、平台研发、独角兽数量等几组比较数据。首先看过去十年前后我国光伏与风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2015年以后风光发电量进一步提速，中美贸易战发生后这方面趋势进一步加强。其中太阳能(7.910, 0.02, 0.25%)光伏发电规模在2015年和2017年分别超过美国和欧洲，近年稳居世界总量第一位置。风能发电也在2016年超过美国，并在近年追赶提速逼近欧洲总规模。过去十余年我国风光发电也后来居上，目前二者合计规模也已超过欧洲，达到世界第一水平。这个事例说明中国具有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外部环境变化无法阻挡我们转型升级趋势。
当然也要看到，由于我国人口规模数倍于美国和欧洲[2]，目前人均风光发电量仍显著低于美欧。另外我国初级能源消费总量较大幅度超过美国和欧洲，因而我国风光能源占初级能源消费比重仍然不同程度低于美欧（下面左图）。
另外作为当代能源转型的一个重要部门应用场景，近年主要汽车生产国的新能源汽车进入快速普及时期，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出现井喷式增长。上面右图数据显示，近年我国电动汽车制造和消费增长速度处于领先水平，2021年我国电动汽车销量335万辆，超过全球660万辆总量的一半。 当代大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构特征，是借助互联网、数字化与AI等组合前沿技术创造新部门新业态并改造传统经济部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与结构演进。由于新经济增长方式内生具有的经验经济、规模收益递增、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等特点，平台企业群体的综合实力及其研发意愿与能力，借助市场竞争挑选机制涌现出来并成长到相当规模的“独角兽（Unicorn）”企业，成为观察一国数字化科技创新与发展能力的有意义观察指标。 下图分别报告我国与美国头部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研发费用，显示我国六家头部互联网研发支出仍保持快速增长，中美关系变化以及国内相关监管政策调整环境下这一趋势并未逆转。不过数据同时显示，与美国类似企业群体比较，我国上述指标仍有4-5倍差距；加上美国前沿科技产业创新历史较长的累积效果，兼有基础科学、前沿创新、资本市场较强组合优势，决定了我们在高科技前沿创新领域整体水平赶超美国或仍需较长时期努力。早先我国企业密切关注美国前沿创新动向，结合国内现实条件第一时间借鉴和模仿创新，并在动态学习和迭代过程中积累经验推陈出新形成局部特色和优势，从而逐步从跟跑提升为并跑甚至个别场合领跑。上述追赶创新方式目前在不少场合可能仍有现实合理性，从一个侧面凸显加强交流和扩大开放的重要性。
独角兽（unicorn business）是2013年Cowboy Ventures创始人华裔女士Aileen Lee提出的概念，基本定义是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但尚未上市的创业公司。虽较早在风险投资行业流行使用，然而独角兽涌现需要高新科技与前沿产业融合互动的良好创新生态条件，其成长过程通过知识、技术、企业家人才、资金组合较好解决了新业态创新激励以及挑选淘汰机制难题，显著压缩了前沿科技产业化商业化所需研发设计、萌生孵化、试错迭代直至新业态确立的整个流程，大为缩短了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时间，因而这个概念很快在更广泛范围得到重视。在产业科技革命活跃推进时代，少数企业率先突破性成长往往能带动行业领先发展，并对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发挥四两拨千斤推动作用，因而独角兽被看作当代科技创新企业代表形态之一，成为观察一地甚至一国创新和竞争活力及新经济发展适宜度的指标之一，也成为地方和国家转型升级政策抓手之一。 美国咨询公司CB Insights从2014年开始较早统计主要国家和全球范围独角兽数据，创建和更新独角兽数据库并发布相关专题报告，成为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国别和全球独角兽信息源。从下面CB Insights提供数据看，全球范围独角兽新增和累计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并且近年增长速度进一步提升。从2007年首家独角兽到2022年6月初[3]，全球共有1130个独角兽。中国在全球独角兽领域居于重要地位，截止今年6月初一共贡献了182个独角兽，占全球累计总量比例在2016年曾达到48%峰值，近年大幅下降但是仍占据大约16%，目前仅次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是第三大独角兽贡献国印度65个累计值的2.8倍。
从年度新增独角兽看不同时间段我国情况有较大变化。CB Insights数据库最早于2012年报告我国有新增独角兽记录，此后几年我国新增独角兽数快速增长，2015-2018四年间连续成为新增独角兽最多国家。近年受到中美关系变化、国内有关政策调整、中概股受挫与疫情冲击等方面因素影响，我国新增独角兽虽仍保持相当增长并于2021年创造新增46个历史记录，然而相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则较大幅下降。2021年美国和其它国家新增独角兽分别为304个和171个，分别比该指标历史峰值2020年65个和2019年34个高出3倍和1.5倍，我们当年数仅比历史峰值增长0.12倍。5月18日笔者演讲时检索截止今年5月初数据，显示我国仅录得3个新增独角兽，远小于当时美国94个，也少于印度12个以及德法等国新增数，当时位居第六位。本文修改定稿时再查CB Insights数据库，发现到6月2日我国今年新增数提升为5个，在印度等国之后位居第五位。下半年我国独角兽新增数和国际位次或再提升，然而短期或难再现新增量与美国不分伯仲格局。 需要说明，由于独角兽不是上市公司，因而其统计存在特殊困难和不同来源信息差异，国内机构统计的我国独角兽数据与CB Insights数有显著不同。如胡润研究院从2017年开始追踪记录独角兽企业[4]，显示2020和2021年我国新增独角兽分别21和74家，同期美国新增独角兽分别为30和254家，我国独角兽数大幅高于CB Insights数，美国数据则较低[5]。不过即便依据胡润排行榜数，2020-2021年我国独角兽增量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也提示我国该指标相对美国水平较大幅回落。另外一家GEI长城战略咨询有关报告提出我国“2016年新晋独角兽77家”[6]，2017年新晋 62 家[7]，分别大幅高于CB Insights这两年的12个和20个。不过2021年媒体报道，“根据长城战略咨询对独角兽企业的追踪研究，2016年-2020年，独角兽企业的数量由131家攀升至251家”[8]：可见五年累计增加120个，还不到上述2016和2017年两年新晋总数，与CB Insights同期五年累计新增109个倒比较接近。综合上述情况，国外机构因为信息掌握不够或许对我国独角兽统计存在某种低估偏差，国内机构较多依赖“企业自我申报”信息可能存在独角兽存活率偏低与新增数据高估问题。我国与国外独角兽数据准确性有待深入研究，然而从不同来源数据看近年我国独角兽增量较大幅度下降应是事实。我国新增独角兽近年呈现出后劲不足问题，应引起关注和重视并采取针对性举措调节改进。 3、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及与美元地位比较 下面观察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以及两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消长演变情况。国际货币体系是因应国际贸易与金融等支付以及储备资产需要，国际社会对货币兑换、国际收支调节等相关原则和方法所做安排及组织形式的总称。基于相关国家综合实力以及特定历史环境条件，少数国家货币在国际支付与储备资产持有中处于实际使用量较高或支配性地位，从而承担了主要国际货币职能。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逻辑和历史经验看，一个在全球经贸财金格局中重要性不断上升的新兴经济体，其本币也会在国际贸易、投融资和储备资产持有的结算支付和估价定值上占据越来越大份额，逐步成长为一种重要国际货币。 我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国家，随着经济、政治、社会体制和治理现代化持续推进，随着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以及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随着人均收入向发达国家收敛及公民社会自由民主权利提升，人民币也有望从基本限于国内使用逐步转化为同时在国际交易场合被越来越多使用的国际货币。基于上述前提需在较长时期逐步完成，人民币国际化本质上不是政策工具，而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就具体内容看，人民币国际化是人民币在双重意义上国际自由使用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一是要满足国内放松管制意义上的国际自由使用许可，为此要减少对货币国际使用的体制和政策限制，涉及汇率与利率市场化、经常账户开放以及包括国内居民自由兑换在内的资本账户逐步全面开放。二是要在各种国际交易场合较大程度被实际自由使用，对此可通过该货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支付、国际银行存款和外债发行、储备资产定值等指标全球占比的绝对和相对水平加以观察。第一组国内自由使用许可条件，显然是外部实际自由使用的必要前提；然而第二组国际实际自由使用度高低状态，还受到一国经济相对体量、综合经济实力与非经济领域影响力等因素制约，因而小国即便高度自由化现代化满足第一组条件，但难以满足第二组条件故而难以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可见主要国际货币一般是大国或大国主导的货币，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则是该国国民的经济自由度较高国家。 21世纪初年中国经济超预期追赶推动全球经贸和金融格局快速演变，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国际化议题应运而生。2009年4月上海等地实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迈出人民币国际化第一步，此后十多年我国采用稳健审慎方针积极探索并推进这一过程。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时任总裁拉加德女士宣布，人民币将作为第五种货币，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一起构成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在SDR中的权重为10.92%位居第三名。今年5月14日IMF宣布将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从10.92%上调至12.28%。人民币晋升为SDR构成货币及其权重提升，是人民币国际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标志性事件。 下面几组图形分别报告人民币在贸易融资、国际银行存款、国际债券融资、广泛国际支付和储备资产持有等方面情况，以便具体定量观察人民币国际化推进状态。每个指标左边图形用左右轴分别表示中美相关指标，以便更清晰观察两国货币特别是人民币特定场合国际使用程度变化情况；右图用左轴同时表示两种货币指标，便于直观把握二者相对差距。不同指标表现不同，具体观察结果取决于用什么指标以及选择哪个起始年份。比较2017年初与最近情况，绝大部分指标都出现不同程度提升。其中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占比的增长表现最为引人注目，从2017年初的1.1%上升到2021年4季度2.8%。人民币在国际银行业存款负债、国际支付及国际债券发行占比等指标，也在波动中显著增长。人民币贸易融资占比过去五年多大体在2%上下波动。上述信息显示，近年人民币国际化仍在逐步推进，近年美国遏制政策也未能改变相关趋势。
上述数据也提示我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例如，从较长时间看并非所有人民币实际国际使用比例指标都在上升，其中三种使用占比指标在2013-14年前后达到较高水平甚至峰值，近年与峰值水平反而有不同程度差距。另外，人民币国际化相关指标绝对水平仍普遍处于低位，目前不仅还无法与美元国际货币地位比较，与人民币SDR权重显示的我国在全球经贸格局中相对重要性对比也还有较大差距。人民币国际化推进无疑需要较长历史时间积累加持，不过并非仅仅借助时间渐进与量变积累就能达致目标，而是需在关键领域追加深度改革培育国民对本币稳定预期和信心。全面考虑人民币国际化所需长期条件，需超越狭义金融、国际收支、外汇监管范畴及其技术性内涵，把观察视野和努力范围延伸到加强产权保护、规则预期与法治原则等体制创新完善层面。 4、短期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从短期宏观形势看，由于疫情防控方针与宏观调控政策不同，近年中美宏观经济呈现罕见周期错位的“镜像关系”特点。受新冠疫情冲击影响，特别是由于宏观政策刺激规模和力度过大，美国经济去年年中以来通胀压力快速增加，目前美国加大紧缩政策力度应对几十年前所未有通胀，某种形态的滞涨前景成为其中期经济预测的现实风险。我国受疫情间歇性冲击与其它因素影响，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速较快回落，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罕见提出经济运行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组合困难。随着去年4季度稳增长政策发力，今年1-2月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然而3月以来多地局部疫情再次加剧，加上俄乌冲突等外部因素影响，经济增长出现新痛点并导致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下图中我国工业生产和商品零售增速月度数据，显示反映短期经济走势的重要月度指标近来快速回落，3-4月继2020年初疫情大流行初期之后再次下降到负值区间；4月同比增速分别为-2.9%和-11.1%，较大幅度低于美国近期水平。
与经济学奥肯定理经验规律相一致，宏观经济减速会伴随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加大。下面左图数据显示，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调查失业率显著回升，4月份已经上升到6.1%，接近2020年2月疫情大流行冲击初期6.2峰值，也较大幅度高于同期美国失业率。另外右图显示，4月份我国青年失业率达到18.2%的罕见高位。考虑青年失业率指标对象主要涵盖应届毕业生，其季节波动特点通常会在夏天毕业季达到年度峰值，因而不排除这个指标在4月后还可能边际攀升。
记得几年前我和同事研究G20成员国就业国别比较资料，注意到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少数发达国家青年失业率（15-24岁）达到20%，个别甚至达到30%或更高。当时比较相关数据时感叹，面对20%以上青年失业率国家就业困难真是难以想象。目前我国青年失业率统计值仍显著低于这类国家，然而毕竟已接近20%高位，从一个侧面显示我国宏观经济和就业形势罕见困难。近年政府宏调和结构政策一直实现比较充分就业作为基本目标，高度重视缓解就业和民生压力，现在看来还要有更多针对性举措加以应对。 5、小结与应对政策探讨 受到讨论主题和时间限制，上面对中美关系考察侧重经贸领域有局限性，另外即便就经贸关系复杂内容而言也难免挂一漏万。不过基于对几组具有内在联系的重要经济指标的定量观察，或许能对评估本文起头所提问题提供部分客观经验背景，并对讨论我国经济发展优势、成就与问题及后续应对政策选择提供现实依据和认识启迪。 首先需明确，上面考察的一个主要结论是，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目标未能实现也无法得逞，外部不利因素无法改变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大趋势。经济总量不同衡量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对美国仍在持续追赶；近年我国对外贸易活跃表现特别是疫情期间出口强劲增长，显示中国经济在全球供应链中独特地位及其在世界抗击疫情危机中的特殊积极作用；外国直接和证券投资流入在波动中保持了趋势性增长，显示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资具有长期吸引力；我国能源转型快速推进特别是电动汽车领先增长，大型平台企业在政策调整环境下研发投入仍保持较快增长，彰显我国经济创新增长的内在活力和潜力。另外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权重增加，近年人民币在国际交易、定价和财富储值等场景实际使用程度提升，说明中国经济追赶在国际货币体系这个响应经济史变迁最为持重和滞后的领域也在活跃推进。事实表明，面对贸易战和外部环境多重不利冲击，我国决策层实施主动扩大开放、反对和抵制脱钩、把坚持原则和敢于斗争与务实策略结合起来的应对方针是正确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应对各类冲击的能力和韧性有目共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为影响未来全球格局演变远景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想象和预测空间。 成就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上述观察在彰显成就同时也提示近年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困难新问题。例如我国对美国经济总量追赶速度回落幅度较大，显示要达到毅夫教授提到的两倍于美国经济总量这一临界目标，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仍亟待加强。受贸易战特别是疫情冲击影响，近年我国与外部世界的人员交流大幅收缩，这不仅会拖累旅游等经济活动流量，还会对需要人员频繁密切交流行业的发展带来无形制约，其不利影响可能尚未充分显现。受复杂因素影响，中概股近来遭遇重挫，大型数字化互联网平台企业面临转型困难，在前沿科技产业创新中具有某种指标意义的新增独角兽数量近年相对大幅减少，折射我们在统筹鼓励创新活力、加强必要监管、化解外部冲击等目标所需政策内在一致性方面面临新挑战。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与早先学界和业内人士预测期许仍有不小差距，人民币在较多国际场合实际使用程度低于多年前水平，提示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受到某些深层因素制约。 同样需要重视的是，受一些不利因素间歇性冲击影响，我国经济目前困难与一段时间以来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问题相互作用，有可能派生更为棘手复杂局面。我国经济疫情前就面临增长相对疲弱问题，并在2019年底引发学界有关宏观政策是否应“保六”大讨论。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导致2020年经济增速跌落到改革时代最低点。随疫情较快得到控制和刺激政策实施，经济在2020年下半年和次年上半年大幅增长，然而遗憾的是复苏反弹持续时间偏短，2021年下半年再次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今年初短暂边际好转后，最近又面临新的不利环境磨难。几年来不同类型负面冲击不仅导致需求收缩和供给抑制，更重要的是间歇性压抑挫伤市场主体预期并影响其未来信心。我们知道经济主体预期形成有其内在规律，其所受不利冲击抑制时间越长，环境异动导致其起落反复次数越多，其调整修复到正常积极状态难度就会越大。因而需关注防范我国经济增长数年相对疲弱累积效果与现实矛盾交织碰撞，可能带来组合风险因素集中释放和超预期困难局面。因而需有居安思危意识和“时时放心不下”责任感，通过谋划系统性和突破性政策调整，尽快克服现实困难与扭转预期走弱态势。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经验，面对内外较复杂困难形势可能有两种治理应对思路。一是针对现实问题加大管制力度，更加重视安全与规范目标，强化政治导向与纯净意识形态。二是进一步解放思想与集思广益，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上谋求突破性创新，利用困境倒逼作用拓宽思路、另辟蹊径与开创新局。从历史看，上述两类应对举措都有必要性，其组合效应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作用。在特殊困难形势下，第一类措施有助于控制风险、维护稳定与保障安全，也有助于辨识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类措施则有助于拓宽思路，守正出奇，变压力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利用特殊困难环境激活逆向思维并促成改革系统性突破，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事业迈上新台阶。 应对目前形势需要把短期和长期措施结合起来。针对去年底宏观经济三重压力近来进一步加大的现实形势，我赞同国内学界相关讨论意见，就是要用足可供选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现有政策加快实施落地，增量政策尽快设计出台，同时审时度势完善优化疫情防控政策，千方百计稳定宏观经济增长大盘。不过短期宏观政策难以真正解决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问题，不足以彻底扭转人们对内外环境和发展前景预期转弱苗头，为此要在客观总结近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全面评估内外环境演变基础上，在未来1-2年时间窗口期内对经济发展政策取向进行系统完善优化，重点是要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作为个人不成熟看法，我认为以下几点具有关键意义。 第一，依据我国经济转型发展与体制改革创新互动规律，新形势下深化改革仍是应对内外困难的必然选项与“关键一招”。核心是要对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主要事项清单，结合新时期经济发展现实矛盾和问题，在若干重要领域加快改革补齐体制创新完善短板。一是要切实“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落实好公有与非公有“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原则，为经济稳健发展提供更为有力和有效的预期和信心支持。二是要进一步落实“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方针，并结合现实形势将其拓展提升为竞争中性原则，以更好满足国内外环境发展演变对国内体制创新完善要求。三要全面落实“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四要加快“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既要根据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改进加强行业部门监管，同时要重视依据法治化和程序化原则有序推进，从而协调监管动态加强完善与发展预期稳定之间的关系。总之，需要下决心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突破，改进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其逼近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正确蓝图。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样才更可能持续做好自己的事情，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风云变幻。 第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内深层改革突破是在外部扩大制度性开放的前提。加快全面完成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目标清单，将使我国现代市场体制与法治社会更加健全完善，会对国内经济发展提供巨大而持续的动能，也有助于在外部环境方面化消极因素为中性因素，甚至使其转变为积极因素，从而最大程度孤立国际社会个别企图遏制我国发展的硬核反华势力，推动外部环境逐步朝根本有利于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和民族复兴方向转变。目前大变革时代经济全球化面临“逆风”挑战，我国作为新兴大国谋求自身现代化发展，在根本利益上与经济全球化拓展深化具有一致性，因此要做经济全球化的维护派和推进派，坚持已行之有效的反对脱钩方针，谨防外部环境异变与压力加大诱致我落入自我封闭的战略误区。历史经验和逻辑都显示，新兴大国的自我认知、战略定位与政策选择，本身会相当程度影响全球格局的演变轨迹。历史规律在大国互动与国际社会选择行动中展开，并不存在先验预设和注定的结果或宿命。中国应该并且可能发挥新兴大国和转型大国特有的主观能动性，与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应对目前经济全球化面临困境，积极参与并最终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和规则体系与时俱进开创新局。 第三，要坚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的理念，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广开言路。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显示，解放思想并鼓励公共政策讨论与思想竞争，是达到对真理追求与客观规律认知的不二路径，是寻求科学有效实践探索路径与实质破解经济发展困境的不可缺少条件，也是建设现代化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发展任务越艰巨，内外形势越复杂，现实困难越有挑战性，越要重视解放思想。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全新挑战环境和实践内容，意味着早先被证明正确的经验和认知也会产生局限性，更需进一步倡导解放思想与广开言路，通过思想交流碰撞有效探索最符合客观规律、最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政策思路和选择。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官方提出开门研究中长期体改规划，委托不同科研机构、大学和部门组建八个课题组，分别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三年、五年和八年规划。这种虚怀若谷、集思广益、择善而从的科学态度和务实举措，在今天应对百年未有变局大挑战的新环境下仍有其借鉴价值。 第四，要坚持实事求是这个科学思想方法的“根本观点”，自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同时也需防范具体工作中“泛政治化”因素可能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中共十九大做出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描绘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实现上述目标和宏愿应是执政党和国家未来几十年的长期最大政治。推动经济较快可持续增长，增强我国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改善民生福祉与维护社会稳定，迎接今年下半年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应是我们国家近期的最大政治。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正确政治立场同时，在诸多具体工作方面也需注意遵循实事求是原则，适当处理正确政治原则与各领域工作面临具体矛盾规律以及合理业务方针的关系问题。例如在双碳减排、化解金融风险、教培监管等场合，甚至在疫情防控领域，都要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同时，注意防范运用政治原则时过于简单化和形式化的“泛政治化”偏颇，避免由此派生特定方向干预层层加码的内嵌式决策模块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并可能虚置和损害正确政治目标与根本政治利益。 【参考文献】 [1]2022年5月18日，北大国发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和中信出版社联合举办承泽论坛第2期，本文根据文展春、王贤青、白尧对卢锋在该论坛演讲记录稿修改充实而成。 [2] BP这里统计的欧洲，包括欧洲OECD成员国，加上阿尔巴尼亚等十几个小国，匡算人口约为6.4亿。 [3] 5月18日演讲时利用的是截止5月初数据，本文修改时把数据更新到截止6月2日。 [4] 胡润研究院发布《2021全球独角兽榜》，2022年1月4日，腾讯网。 [5] 见“中国新增独角兽只有个位数了吗？政务：中制智库 2022-05-07；作者张宁” [6] 科技部火炬中心、长城战略咨询、2017 年 3 月：《2016 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第26页。 [7] 科技部火炬中心、长城战略咨询、2018 年 3 月：《2017 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第14页 [8]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1》发布，独角兽企业达251家，深圳20家；2021/04/28；深视在线。 【作者简介】
卢锋，北大国发院金光讲席教授。对人民币汇率、国际收支失衡、资本回报率、产能过剩、就业转型、粮食安全等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杂志发表几十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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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6-7 16: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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