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兵：全面把握新发展格局下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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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兵（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教授）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意见》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这里蕴含五重内涵，值得深入学习研究。
  建设统一大市场化解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挑战
  当今世界经济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贸摩擦频发。2021年11月，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与先前不同的三重挑战，亟待建设统一大市场来化解。主要是：
  外部环境日趋严峻、中美经贸摩擦加剧。2021年2月4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关于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讲话”，明确提出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2021年2月24日，拜登签署了关于美国供应链的第14017号行政令，启动了历史性行动，以增强美国供应链的韧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这加剧了其他国家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危机感。2021年3月25日，拜登政府又恢复了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继续坚持对华强硬立场。
  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美国有针对性地遏制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体系的构建和科技创新水平提高，试图强化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十四五”期间，经济全球化将遭遇更强劲的逆风和区域碎片化。
  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反复。疫情加速了全球产业链再布局，加剧了已有的逆全球化趋势。疫情全球蔓延对世界需求端与供给端都造成巨大的冲击，导致国际需求端收缩、供给端不畅，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就业形成了严峻挑战。由此，需要通过建设统一大市场来化解产业链供应链的潜在中断危机。
  针对国际经贸摩擦加剧、经济逆全球化抬头和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反复，当前需要抓住国家赋能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和新投资政策，积极拓展外贸创新，形成先进制造业集聚效应和外贸创造效应。2020年8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的意见》指出，尽快推动在有条件的地方新增一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力争将全国试点总量扩大至30个左右，带动中小微企业出口。据此，积极构建跨境电商平台，支持跨境物流发展和海外仓建设，构建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形成先进制造业投资集聚效应和外贸创造效应，实现留住优质跨国企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建设统一大市场制度规则，打通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堵点、畅通经济循环
  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为此，需要坚持多边主义，积极建设统一大市场制度规则，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畅通经济循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打通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内外部堵点、畅通经济循环，激发微观主体市场活力。我国推进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不仅需要应对经济模式、政策制度等内部堵点，同时还需要应对技术封锁、贸易摩擦等外部堵点。2021年6月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审议通过涉及2500亿美元预算支出的所谓“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标志着美国从立法层面加剧了对华贸易和技术摩擦。2021年11月23日，我国商务部发布《“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指出“粮食、能源资源、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等贸易安全水平有待提升，应对贸易新议题挑战的能力需加快培育”。新发展格局下国际经贸摩擦加剧、疫情反复冲击造成了商品和要素流动受阻，主要国家政策扭曲和市场壁垒诱发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的潜在风险。需要积极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制度规则来打通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阻点堵点。
  建设统一大市场制度规则，推进我国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畅通经济循环。一方面，我国需要积极构建统一大市场制度规则，通过规范、规制市场失灵和垄断行为等打通商品和要素流通的阻点堵点，通过市场化驱动机制来推动商品和要素竞争有序流动，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来疏通其内部阻点堵点。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推进磋商谈判、参与多边和区域及双边贸易协定等方式构建国际国内一体化大市场制度规则来破解外部阻点堵点。推进市场化运行机制来配置商品要素资源，消除贸易壁垒、消除扭曲带来的成本，形成一个国内国际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进而实现商品和要素的充分开放和自由流动。
  建设统一大市场制度规则、打通商品和要素流动堵点的具体举措：第一，破除我国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堵点需要改革贸易和投资模式。新发展阶段下我国深化商品开放的堵点主要在于贸易市场过于集中以及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偏低。为此，需要实现更大范围的宏观贸易区域（市场）多元化、更宽领域的中观行业多元化以及更深层次的微观贸易产品多元化。沈国兵和黄铄珺（2019）研究证实，加强城市层面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企业引进外资。这表明资本流动型开放需要坚实的知识产权制度保障。第二，我国新型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堵点主要集中在政策和产权制度上，需要积极改革制度规则。促进资源要素顺畅流动，这需要强有力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应促进不同地区和行业标准、规则、政策协调统一，提升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加快构建一体化的国内外统一大市场。为此，亟须对标国际营商规则，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难点和堵点，破除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阻力，更有效地服务于市场主体，激发微观主体在各个环节领域的市场活力。
  夯实统一大市场的规模经济和经贸合作以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2021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畅通市场循环，疏通政策堵点，打通流通大动脉，推进市场提质增效，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该方案进一步从夯实市场体系基础制度、推进要素资源高效配置、改善市场环境、实施高水平市场开放，以及完善现代化市场监管机制等五大方面对推动市场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具体的落实措施。由此，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成为建设统一大市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经济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供了统一大市场载体。据《2021年世界贸易统计评论》数据，2020年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的15.2%，位居世界第一位，美国位列第二（占比8.4%）；中国商品进口占世界的11.8%，仅次于美国（占比13.9%）。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100万亿元，达到101.6万亿元。由此，构建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意味着建立健全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以及一体化市场定价机制。企业可藉由超大规模的统一大市场获取充分的要素流动，在生产和贸易中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在疫情冲击严峻、国际经贸摩擦加剧的形势下，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经济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供了统一大市场的物质载体。
  夯实我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经济、催化国际经贸合作，推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导致全球经贸被撕裂，产业链供应链中断问题频现，这进一步呼吁各主要经济体需要加强互信和经贸合作。现实中，产业链是一个包含企业链、价值链、供需链和空间链4个维度的链节体。这4个维度在相互对接的耦合过程中形成了产业链，这种链节体是产业链形成的内在模式。从现代工业产业链环节来看，一国或地区一个完整的行业产业链包括原材料加工、中间品生产、制成品组装、销售、服务等多个环节，需要在多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工序生产、贸易分工合作才能完成。这样，囿于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工序生产及贸易，一国或地区要想搞封闭的、独立的、绝对安全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不现实的。这一点连美国自己在为期100天的评估供应链韧性报告中也认为很难做到（沈国兵，2022）。而且，美国在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地区安全和气候变化危机以及恢复经济等问题上离不开中国的经贸合作。中国也是如此。因此，中国需要高举WTO多边自由贸易规则旗帜，坚定地做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规则的维护者，夯实我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经济，催化国际经贸合作，推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新发展格局下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破除制约经济循环的制度障碍，推动生产要素循环流转和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破除妨碍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据此，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已成为新发展格局下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必答题。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是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不可或缺的环节。从构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一体化大市场来看，我国走一体化大市场的国际化道路是从双边合作开始，在区域合作中深入，逐步实现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中国一体化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在于能否畅通一个要素市场化、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即依靠一体化的市场机制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不过，仅仅靠市场化配置机制的力量是不够的，统一大市场的制度规则以及运营和监管机构需要紧跟上市场化、一体化、国际化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然，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也会停滞不前。
  首先，缺乏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的大市场不叫统一大市场，统一大市场必须是商品和要素基于市场化价格机制配置、充分竞争、有序流动的开放型市场。政府需要完善统一大市场的制度规则，培育和鼓励市场竞争，打击垄断行为。其次，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都属于这个统一大市场不可分割的部分。政府需要花大力气来疏通、畅通物流的堵点，使得国内国际市场连通起来。第三，统一大市场需要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政府需要花大力气去营造要素自主有序流动的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第四，统一大市场需要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政府做规制能解决的问题，市场做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政府需要着力解决公共产品和市场失灵等问题，市场需要按照市场化价格机制去驱动各类要素充分竞争、有序流动。
  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建设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据此，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建设统一大市场，成为推进互利共赢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
  以积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来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国应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和申请加入全球和区域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来推动更大范围的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统一大市场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做全球自由贸易规则的坚定维护者。我国正在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且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10+1”模式下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构筑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积极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推动多边和区域等机制经济治理合作，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我国高质量发展需要建设一个竞争有序的国际国内一体化大市场。
  持续推进区域贸易协定和“一带一路”合作。据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统计，截至2022年1月，我国已签订协议的自贸区包括RCEP、中国—东盟（10+1）升级、中国—澳大利亚等21项协议；正在谈判的自贸区有10项，正在研究的自贸区8项，以及1项优惠贸易安排。虽然我国建立了拥有100多个成员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但仍需要明确“一带一路”成员的经贸和投资结算方式与治理机制等，对标国际一流营商规则，在推进共建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借鉴市场化、一体化和国际化的通行规则和做法，积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加大对“一带一路”国家工业园区国际化建设，稳中提质部分重点工业园区，发挥它们在建设国际国内一体化大市场中的枢纽功能。
  加强自贸区建设，夯实区域市场高度一体化来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建设统一大市场是一个中长期目标，它是由一个个短中期建设的区域一体化市场贯通构成。为此，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省市，需要着力推进全面开放、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区域市场高度一体化，成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中心枢纽和节点城市。特别是，上海需要打造成为联通国际国内大市场的中心枢纽城市，发挥出长三角和进博会联通国际国内市场的汇聚效应和放大溢出效应；毗邻上海的浙江杭州、江苏南京和苏州、安徽合肥等地需要积极构建成为联通国际国内大市场的中心节点城市。
  基于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区域贸易协定和“一带一路”合作，以及强化自贸区建设和区域市场一体化等，有理由相信我国在积极建设统一大市场进程中，将推进形成一个更宽领域、互利共赢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2年7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