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策略] 王文章：新时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

高质量发展本身包括许多方面的发展，但就今天中国的现实而言，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重中之重，因为经济发展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各要素中最主要和最活跃的部分。只有经济发展了，其他方面的进步才能实现，只有经济现代化了，才会带动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从而形成现代化浪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目的，无非也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经过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取得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不过，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和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还没有根本改变，发展方式也还比较粗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任重道远。

就发展阶段而言，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诚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在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需求迅速集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此起彼伏，社会结构分化、利益冲突加剧、新旧观念博弈等社会问题又会引发政治的不稳定或者不安全，并影响到经济的安全。就内外环境而言，国内原来的发展红利渐渐消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消费投资需求严重不足，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债务不断增多，经济发展速度下滑过快，而国际上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地缘政治冲突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甚至可能带来更多的安全问题，影响乃至迟滞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发展的前提是安全，只有在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环境下，政府和民众才能集中精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否则即使有短期的发展也只是昙花一现。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安全问题，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提高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实现以高水平安全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的目的。具体而言，一是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步伐，特别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切实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获得市场准入，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二是大力推进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相统一的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转向内需拉动的新增长模式，以化解外部冲击和各类风险，保证我国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三是着力推进公共服务的扩面提质，进一步兜牢基本民生底线，进一步扩大民众参与，以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四是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抓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安全供给工作，提高能源、矿产等重要资源的保障能力，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筑牢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屏障，高度警惕“黑天鹅”，随时防范“灰犀牛”。五是尽力营造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从个案和整体上协调解决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强化服务保障，努力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对外开放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近代以来的发展经验表明，只有保持开放心态，虚心学习先进经验和文明成果，才能勇立潮头、乘风破浪。例如，二战后日本依托全球性国际组织、洲际性国际经济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以及双边外交活动，积极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等，迅速实现了现代化。与此相反，晚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或被动的有限开放政策，其结果是陷入既没有发展也没有安全的困境。基于对世界现代化发展经验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以巨大的勇气主动推进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和世界市场，获得了发展所需的巨大外部资源，也发挥了我国在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从而在较短时间里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国，极大地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安全能力。作为全球化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我们今天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更离不开与世界各国在资源、市场和科技等方面的联系和互动。高水平开放依然是高质量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争取到一个合作共赢的外部环境，是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客观上说，今天我们对外开放的环境中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发展和安全的不稳定因素。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乌克兰危机、新一轮巴以冲突此起彼伏，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加剧的全球发展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现象愈演愈烈。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始掀起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意识形态化，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公然以国家公权打压商业竞争对手和干涉正常国际商业交易。并且，接二连三发起“全球民主峰会”和“重建更美好世界”“印太经济框架”等倡议，借“多边主义”之名搞“团团伙伙”“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加速了逆全球化的进程。以上这些外部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发展步履维艰、困难重重，面临的安全挑战和压力也越来越大。

针对复杂的外部局势，一些人主张构建不与他国合作的全产业链，以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这无异于闭关自守的应对之道。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确给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带来了很大的威胁，但如果我们也简单地采取以牙还牙的回应措施，既违背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也无益于中国当前和长远的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尽管出现了很多逆流、险滩，但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早已结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安全，都离不开广泛而务实的国际合作。2018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立足于自身拥有的雄厚物质基础、丰富人力资源、完整产业体系、强大科技实力，以及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把握机遇，顺势而为，顶风而上，深化中国与世界的合作，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机制变革，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维护国际共同安全。扎实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主动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参与国际循环的能力，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谈判、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巩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全球金融格局中的话语权。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推动落实外资企业在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平等待遇，厚植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土壤，推出更大力度吸引外资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当前外商来华投资面临的堵点难点问题，逐步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持续推进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为外商来华投资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改变长期以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全局，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新发展理念把创新放在首位，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发展既可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持久动力，也有助于高水平的国家安全建设。展开来说，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促进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活力；有利于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实现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增强应对外部重大风险挑战的抗压能力、应变能力、对冲能力和反制能力。然而，当前我国的科技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还不够，特别是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且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风险，这些风险有可能源于市场，也有可能是技术上的瑕疵，还可能是制度政策上的不利，由此，必须以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安全稳定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为着力点，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持续催生强大动能。

一是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安全稳定的政策环境。科技强国往往是市场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安全稳定的政策环境，关键是完善市场制度、健全市场机制，包括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决策制度化、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健全高风险创新项目投融资机制等等，以更好激励创新、促进发展、维护安全。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安全稳定的政策环境对科技创新至关重要，但政策不能只做加法，要更善于做减法，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体来说，应不断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程度地降低创新的制度成本，最大限度地释放现有体制机制对市场的扶持功能；赋予个人、企业、社会和市场更大限度的自由，以最大限度地激发这些创新主体的动力和活力，充分发挥他们在创新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制度设计上尽量为风险投资之类的资本市场的发育创造条件，以拓宽科技创新所需的资本来源。

二是为创新提供更为宽松的社会环境。创新能力的高低同社会价值理念、思维习惯、行为方式等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相对而言，鼓励创新和敢为天下先的社会价值理念，鼓励竞争、崇尚合作的行为方式，鼓励进取、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更有助于激励创新主体打破常规、开展创新活动。而在打造有利于创新的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教育的作用不容忽视。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所指出的，教育具有培养创造精神和压抑创造精神的双重力量，好的教育能够充分施展培育创新的力量。另外，创新不能靠单打独斗，任何创新都在一个系统组织中进行，形成功能互补、良性互动、开放共享的创新格局。创新需要战略勇气，而有效创新更需要系统支撑。长期以来，隶属于不同系统的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由于客观上受到体制藩篱的制约，往往只能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合作。在有限合作下，即使我们的大学和科研院所聚集了大量创新人才，也难以实现对某些重点技术领域的持续稳定联合研究、人才培养以及相应的知识创造、积累和共享，无法有效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问题和重大技术难题，更遑论产出能够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成果。由此，迫切需要拆除产学研之间的体制藩篱，冲破各自内部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构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以及中介服务、金融等机构相融相合的创新共同体，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积极合作、实现共赢的良好氛围和相宜环境。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主要任务也演变为满足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精神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而实现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则是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应有之义。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二者的重要性在理论上是同等的，但是揆诸当下，笔者认为二者在优先性上还应该有一定的差别。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其他的都是次要矛盾，都应该服从于首要任务和最大的政治。也就是说，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是党的所有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以此观之，虽然高水平安全的现实意义非常重要，但其建设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服务和支持高质量发展。如果没有树立起这样的意识，甚至在实践上还干扰了高质量发展，那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高质量发展是高水平安全的基础，没有高质量发展也就没有真正的高水平安全。诚如前述，现代化过程往往伴随着社会动荡，但总体上看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综合国力增强等积极因素，可以转化为抵御各种风险挑战的安全能力，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高质量发展本身就是高水平安全的最大保证，只有建立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之上的安全，才是可靠和可持续的安全。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和社会矛盾，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挑战，实现高水平的内外部安全，归根结底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推动高质量发展。据此，不可因为当前国内外形势的一些变化而忽视了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高水平安全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地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全面现代化建设。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过分强调安全就会丧失发展的机会。二战后，苏联举全国之力加强国防安全建设，最后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并加速了苏联解体。今天，在我国的发展没有触及到安全底线的情况下，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合法性基础没有动摇、国家的整体安全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就不能过高估计甚至夸大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安全威胁，而是要盯紧高质量发展这个主要任务，全面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总之，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质上就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包括为高质量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为高水平开放创造合作共赢的外部环境、为创新发展创造健全宽松的相宜环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负责执行高水平安全建设的强力机构和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谨守自己的职分，不能以高水平安全为名擅自越权和滥权，作出妨碍高质量发展的各种决策和行动。在出台具体政策措施时，要高度把握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充分考虑政策措施可能产生的正负效应，以最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决策和行动为先。（来源:《国家治理》2024年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