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必良等:产权与分工的制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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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必良（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苇锟（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何一鸣（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自全国9省的调研证据

  从古典经济学兴起之初，分工专业化思想始终是关于“经济增长驱动”争论的精髓所在。毋容置疑的是，分工深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受制于市场规模大小的约束，只有市场规模越大，分工才能越精细。分工，在某种程度上，又受制于产权制度的地位；从科斯（Coase）到威廉姆森（Williamson）都相继强调了产权对市场有效运转的基础性作用，只有产权的边界、权能和交易越规范可靠有效，市场生产中更有利于卷进分工，生产使用价值多样、具有交换价值又能让人民生活有了“质”的改善的产品。准确地说，分工是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本真所在，而产权的明确能通过资本要素流动配置来增加生产劳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使得人民财富增长。只有找准产权与分工的制度逻辑，才能更有效地稳定经济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建立现代经济体系。
  该文通过梳理分工经济学的变迁史和从交易费用的视野切入阐述了产权与分工的制度逻辑，采用全国9省2704个农户调研数据基于tobit和ologit模型进行实证阐释其两者关系。结果表明，产权细分有利于劳动分工卷入深化，产权知觉则会显著阻碍纵向分工的深入，对横向分工的深化却是促进作用。纵观产权实施过程中的产权强度，法定赋权与纵向分工呈显著正相关，而社会规范仅在地域组间差异被控制后显著地约束着横向分工，但行为能力对劳动分工是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考虑了产权实施过程的交易费用约束，发现法定赋权在专用性资产约束下有利于分工经济的卷入，产权知觉只是显著促地进横向分工的深化；但在风险性约束下，横向分工和纵向分工均显著受到法定赋权和产权知觉的牵制。
  产权细分是劳动分工的前提条件，因此，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必定是产权的清晰界定与进一步分割并分配给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为主体。这样，产权主体就有动力和能力把真正属于自己的资源配置到能实现其最大价值的用途上。与此同时，资源的产权界定清晰就能有效排斥他人进入公共领域攫取租金并滥用该资源，从而缓解租金耗散并节约内生性交易费用，最终提高经济效率。
  不过，劳动分工在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也提高了外生性交易费用。因为人们在专业化生产过程中以“干中学”的方式积累了大量专业知识与技术，它们最终形成一定的资源专用性。那么，资源专用性越高，产权主体改变资源用途而承担的潜在损失也就越大。所以，当产权主体把资源配置到对其评价最高之处（交换给他人）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交易对方“敲竹杠”。为此，产权主体将通过签订合约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于是，交易双方就会耗费大量资源用于缔约，从而产生高昂的信息搜集费用、讨价还价费用与毁约惩罚费用。此外，产权细分意味着产权界定费用、产权分割费用与产权排他费用的增加。这些都是外生性交易费用提高的原因。
  诚然，分工与专业化受到市场容量的约束。换言之，市场半径越长，分工就越细。但市场容量的扩张意味着价格机制的使用范围的扩大。这样，使用价格机制的费用（如信息搜寻和议价费用）将进一步上升。那么，为了节约这类市场中的外生性交易费用，人们可选择要素合约进行交易。价格决定之所以代价高昂是因为消费者对商品每一组成部分的使用或贡献缺乏详细信息，是因为考核种类繁多和变化着的活动困难。因此，选择要素合约替代产品合约可以节约上述这些直接定价成本。这是因为，要素合约的制度特征是消费者只需要给作为信息收集与定价专家的中心签约者支付一个行业内通行的“代理价格”而无需逐一对组成交易标的物的各个零部件进行价格支付，中心签约者的专业化水平促使其“间接定价”费用低于构成市场组织中产品合约的“直接定价”费用。换言之，产品合约下消费者直接向生产者支付交易标的物的价格而获得该交易标的物的产权；而要素合约下面跟消费者向中心签约者支付交易标的物的价格而获得该交易标的物的产权，同时，交易标的物的生产者向中心签约者支付中间代理费而获得该交易标的物的销售收入。换言之，要素合约中一定引入了中间服务组织进行间接交易，而且消费者与中心签约者之间、中心签约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要素合约必然是相互依存，即消费者与中心签约者签订一份要素合约就意味着中心签约者也跟生产者签订另外一份要素合约。即：市场容量扩展→劳动分工深化→专用性提高→外生性交易费用增加→要素合约签订→节约直接定价费用。此外，劳动分工的深化在促进专用性形成之后还会进一步诱发中间专业组织的出现。这样，中间专业组织的发展将大幅节约市场中的直接定价费用，从而有利于市场容量的扩展。换言之，通过中间组织可以使分工促进分工：劳动分工深化→专用性提高→中间专业组织发展→市场容量扩展→分工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