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中国经济应着重增强内生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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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徐蔚冰

嘉宾：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陆挺，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叶银丹，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

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7月份多项经济指标增速较6月份有所回落，下半年稳增长压力加大。近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资委、商务部等部门密集发声，加力部署下半年重点经济工作。专家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面对社会需求不足、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应该着重增强内生动能。

内需不足问题处在一个新的变化阶段

问：如何看待7月份各项经济数据的回落？是什么因素导致内需不足？其根源问题出在哪里？

刘元春：6月末，很多人认为，在上半年那波疫情企稳后经济出现恢复性反弹是一种必然现象。但是，7月份的消费、投资、物价水平等各项经济指标都出现了一些回落。我们必须解释清楚两个问题：7月份经济数据回落的性质和根源是什么？数据回落是一种短期现象还是趋势性变化？

从目前消费、投资增速回落来看，内需不足问题处在一个新的变化阶段。供给端呈现疲软状态。工业生产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根据同比增长数据，7月份比6月份略微下降，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为3.8%，虽然仅仅比6月份回落了0.1个百分点，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个下降终结了4月份以来的反弹趋势。与此同时，服务业增长指数回落了0.7个百分点。供给与需求同步出现回落的状况令人担忧。在价格方面，虽然7月份CPI指数提升了0.2个百分点，但如果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核心CPI只有0.8%，涨幅比6月份回落了0.2个百分点，这表明在需求疲软和供给冲击的两重作用下，需求疲软显得更为主导、更为明显。价格疲软反映出中国经济一定要高度重视需求端问题。当然，供给端也要给予进一步的关注。从大的层面上看，有效需求特别是内需不足的问题正在进一步凸显。

陆挺：6月份，市场普遍乐观地认为，下半年经济复苏会比较强劲，政府会努力尽量达成今年5.5%的年度GDP目标，因此会出台较多刺激政策。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有可能造成叠加效应，从而发生经济过热的风险。但我还是偏向于谨慎一些，而7月份的各项数据也证实了这个预期。有些政策确实对经济复苏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比如，由于汽车购置税减半使得汽车销售增速剧增到20%左右。但7月份的数据告诉我们，下半年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牢，疫情还没有过去，各类风险还在，下行压力还很大，经济增速还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

叶银丹：7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回落的主要原因有：一是疫情反复，不仅对住宿餐饮、交通、零售、旅游等线下服务业造成较大冲击，还影响了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部分行业的小企业破产，居民收入明显下降。加之疫情已持续两年半时间，当前宏观刺激政策的效果已经远不如2020年初期。二是疫情导致预期转弱、需求不振。过去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企业经营等问题在一定的经济增速支撑下维持稳定，但当前经济面临下行，这些领域的风险和问题加速暴露，“灰犀牛”渐行渐近。疫情持续反复不断冲击着企业和居民对经济恢复的信心，使得全社会预期转弱。尽管鼓励政策频出，但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依然扩张乏力，相反储蓄、降杠杆意愿较强。三是地缘政治紧张、国际发展环境进一步收紧，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内生动力培育等方面造成负面影响。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通胀、货币政策转向等对我国的溢出效应持续，也在一定程度上掣肘我国逆周期调控政策的实施。四是7月份高温干旱超预期影响，造成部分地区电力不足，影响了工业生产。

下半年经济面临多重风险挑战

问：下半年中国经济将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

刘元春：第一，依然是疫情。从公开数据可以看到，7月份、8月份全国新增新冠肺炎病例较6月份有所增加。疫情散发是导致经济反弹出现疲软的一个重要原因，改变了6月份经济持续反弹的状况。可见，疫情对于整个经济社会仍然是核心的影响参数。

第二，高温因素。今年7月中旬至今，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浙江、江西、福建、新疆、四川等多个地区的最高气温突破了历史极限值，导致全国很多区域电力供应出现短缺，进而导致某些区域对高耗能产业进行了拉闸限电，采取了拉闸保民的举措。因此，工业增加值出现了回落。而高耗能行业不仅指传统高耗能行业，一些电子类行业包括新经济行业也属于高耗能行业。同时，疫情叠加高温，对劳动生产力所带来的影响也是超预期的。

第三，房地产深度调整。由于烂尾断供导致房地产预期进一步转弱，以及各类头部企业爆雷现象频出，导致房地产销售自6月份弱反弹之后出现一个明显回落，这个回落也是消费疲软的重要原因。从7月份的消费数据可见，一些超常规的数据，最为明显的就是金银珠宝类同比反弹了22.1%，文化办公用品增长了11.5%，石油制品增长了14.2%，汽车类消费增长了9.7%，这些参数说明正常的消费还是在复苏阶段，但与房地产、与疫情相关的消费却出现明显下滑，如家具、装修等与房地产基建建筑相关联的消费是负增长。因此，疫情和房地产的调整不仅影响投资进度、投资信心，同时，也对消费产生了边际性压力。

第四，财政问题。稳住经济一揽子措施、大量工程和项目、政策的落实都要依靠基层政府和地方财政，但是我们看到，原计划四季度才会普遍出现的问题在三季度已经开始抬头，说明基层政府已经出现了透支现象。

第五，民间投资状况不理想。民间投资在今年7月份不仅没有持续回升，同比增长速度只有2.7%，相较于6月份民间投资反而回落了0.8个点。目前，由于民间投资资本收益存在着不确定性，民间资本的观望情绪强烈。因此，尽管7月份金融统计数据显示金融对实体经济保持较大支持力度，但7月份新增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均低于预期，并低于去年和前年同期水平。更重要的是，由于对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企业和居民不愿意加杠杆。如何使各类资本鼓足信心、放心大胆地进行投资和加杠杆是当前政策的重点。8月22日，央行召开的金融机构座谈会专门就此进行了部署，要求增加对实体经济贷款投放，保障房地产合理融资需求，加大对平台经济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希望能对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和外资都起到提振信心的效果，当然这可能需要有进一步的政策来推进。

叶银丹：我认为，主要面临以下风险。第一，房地产风险持续暴露。一是近一年以来，房企信用等级下调数量明显增多，房地产业逐步成为债券违约的“重灾区”。2020年7月—2022年7月，遭遇评级预警的房地产企业高达190家，其中评级调低的企业为60家，仅次于工业企业的201家和61家，已成为典型的高信用风险行业。截至2022年7月，共有133只房地产债券出现违约，金额达1761亿元，仅次于工业企业的208只、1920亿元，占总违约数量和金额比重分别为17.6%和23.5%。二是房企债券到期高峰集中到来，短期内面临较大的偿付压力。境内债方面，2022年债券到期规模为5065亿元，为历史次高，未来三年，房企境内债券到期金额均在3000亿元以上，偿付压力较大。境外债方面，2022年房企海外债券到期量为647.23亿美元，为历史最高。2023年房企海外债券到期量也高达562.99亿美元，海外债务偿付压力同样较大。

第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继续增大。一是收入减少叠加支出刚性，财政收支压力持续增大。收入方面，1—7月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为124981亿元，累计同比下降9.2%。一方面，土地市场持续低迷，政府性基金收入跌幅扩大。1—7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下降28.9%，跌幅较上半年扩大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减税降费力度空前。截至7月20日，已合计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过3万亿元，其中增值税留抵退税已超过2万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的3倍。此外，疫情持续冲击下税基收缩。剔除留抵退税的影响，前7个月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同比增长3.2%，增速自年初以来持续放缓。支出方面，多个领域财政支出刚性较强，收支压力持续增大，各省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普遍上升。1—7月公共财政支出为146751亿元，累计同比增长6.4%，其中社保就业、卫生健康、教育支出以及基建领域支出增长较快。下半年房地产市场难言改善，土地市场低迷恐将延续；减税降费力度持续，经济恢复缓慢，财政收入仍不乐观，收支缺口可能继续增大。二是地方政府融资条件趋紧，地方债风险可能加速暴露。一方面，地方债和地方城投公司债务存量高企。另一方面，随着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与地产行业间接关联的市场主体融资条件也明显收紧，城投平台信用债净发行量明显减速。

第三，中小企业、外贸企业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大。一方面，在需求不振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由于市场竞争力较弱，订单量下降更加明显。7月份，大型企业PMI新订单指数已恢复至荣枯线以上，而中小型企业新订单指数跌幅持续加深。此外，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PMI新订单指数的差值呈扩大趋势，2022年1—7月平均月度差值为6.79个百分点，而2021年为4.18个百分点。预计下半年在需求恢复缓慢的背景下，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订单差距仍难以改善。另一方面，能源、粮食价格持续高位抬升企业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上升、供应链受阻等加大企业困难，中小企业盈利被侵蚀。此外，下半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美国、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经济衰退风险上升，外需回落叠加国内疫情反复，外贸企业经营压力较大。

陆挺：下半年面临的风险首先是疫情还在，8月初，海南、新疆、陕西等地区疫情反复，抗疫形势较为严峻。且随着疫情的延续，企业、居民和政府的资源消耗加剧，疲惫感上升，这会影响家庭和企业的耐用品消费和投资。

其次是房地产形势严峻。近年来，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链贡献了我国1/4的GDP，但目前可以说是我国自住房改革启动以来最困难的时刻。一方面，房地产行业出现断供，居民因为担心交房问题不敢买房，新房销售暴跌导致开发商现金流紧张，从而进一步导致没有能力盖房的问题。另一方面，房企现在没有资金买地造成地价下跌，从而造成房价下跌的预期也会影响新房销售。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原因使得房地产行业的复苏非常困难。一是因为疫情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加上年轻人的失业率较高，很多人不敢下决心贷款购房。二是2015年—2018年货币化棚改已经大量前置了三四五线城市的房地产需求，降低了这轮房地产宽松刺激政策的效果。三是从政策角度来看，尽管从地方层面来说房地产调控已经有较大程度的放松，但在中央层面，受种种限制，大幅度刺激的空间较小。

再次是今年财政收入缺口较大，保障财政支出的压力比较重。因为经济下行而造成的预算内的缺口大概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今年庞大的财政缺口如果不能被及时有效地填补，将严重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进一步导致总需求出现螺旋式下降的风险。

此外，下半年经济增长还有一个风险是在出口方面。尽管到目前为止出口屡超预期，但下半年下行的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背后有几个因素，一是出口本身基数高，过去两年出口迅猛增长。二是从国外消费结构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与新冠病毒共存，经济回到正轨，消费重心从耐用品和实物切换到服务消费，这也会降低对我国产品的需求。三是中国以外的全球经济增速因为高通胀、俄乌局势、政策紧缩等原因，可能在下半年开始出现大幅下滑。

当然，还有一个新增加的风险是目前我国很多地方的高温和干旱天气已经导致了一些地方的电力供应短缺，这也可能会给经济在短期内带来一定的影响。

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能至关重要

问：下半年应该如何提振经济、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能？

刘元春：我认为，三季度末及四季度，对疫情、高温、房地产、地方财政、民间资本这几大风险因素要有一个深度系统的考虑，然后再针对性地出台相应政策，重点要从供给侧向需求侧进行转移，从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进行转移，从常态化复苏向对重点风险、重点行业全面帮扶转变，同时，也需要在疫情精准防控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平衡间有一些新思路。

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能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要高度重视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降低对国际经贸环境改善的过度期待，提防包括贸易摩擦、金融摩擦、科技摩擦短期难以缓解甚至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二是要促进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转变，防控工作要继续加强科学性，平衡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关系。三是稳供给和扩需求政策要双管齐下，为宏观经济创造稳定的环境。总需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解决好“六稳”“六保”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平衡问题。四是要重点关注就业，改善就业缺口。年轻人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会损害长期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还将影响社会稳定。

此外，第三产业和民间投资亟待进一步启动。中国经济持续性内生增长动能来自于民营企业。受疫情影响，第三产业服务业受到的不确定性冲击严重，也限制了更多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为进一步稳定经济、稳定就业，民营经济投资亟须启动。

叶银丹：当前，货币政策在“宽货币+宽信用”的组合下，短端流动性较为充裕。而实体预期弱、需求不足等问题并不能简单通过宽松货币政策来解决，而是需要防疫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等形成合力来解决。我建议，一是继续优化防疫政策，更敏捷、更精准，减小疫情防控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推动居民和企业信心恢复，助力内需扩张。二是尽管当前财政困难较大，但对实体企业的减税降费等措施仍须保持力度，可考虑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来弥补财政缺口。三是大力做好年轻群体稳就业工作，鼓励国有企业等有条件、有能力的企业更多吸纳就业，放宽企业缓缴社保等的标准，降低企业用人成本。四是抓住下半年节假日等重要消费时点，发放消费券、政府补贴举办大型促消费活动、鼓励商家进行打折促销，提高消费热度。

陆挺：我认为，在政策方面，下半年不仅不存在过度刺激的风险，反而存在宽松刺激力度不足、刺激方式不到位、风险应对不及时等问题，这或许会导致房地产可能和其他板块一起螺旋式下降，不能掉以轻心。

下半年政策重心在财政方面，但财政发力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一是缺口太大，过去一段时间，很多举措包括增加政策性银行信贷额度等政策其实都是在弥补这个缺口。虽然有学者和业内人士呼吁发行特别国债，或直接增加赤字率，但实施难度较大。过去两个月已经新增了11000亿元政策性银行的贷款额度，下半年的缺口弥补可能主要还是要靠政策性金融机构，因此空间和力度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二是受疫情影响，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会被打些折扣。这是由于防疫支出快速上升，用掉了本来可以用在其他很多领域的资金，而防疫支出的溢出效应较小，很难带动其他领域的消费和投资。另外，一些地方疫情暴发时，由于封城等措施，很多工程建设的进度也受到影响，频繁的全员检测也影响了原材料运输和工程进度。三是在专项债方面，虽然今年的额度已经尽早发完，明年的额度今年四季度还能提前发，但专项债资金不能用于一般性支出，其使用的方向受到诸多限制。很多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行业快速萎缩的背景下，有限的资金首先要放到维持政府基本运转和防疫方面，加上卖地困难，因此提供配套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的意愿和能力都受到影响。

所以，在财政政策方面，除了加快建设已经安排好的、已经开工的工程之外，应想方设法弥补今年的财政缺口，通过适度的财政和金融支持，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房地产政策纾困方面，当务之急是保交房。虽然保交房方面，牵涉面太广，政策若设计不当，很容易导致大规模的道德风险，但保交房仍然是目前房地产政策的一个较好切入点。此外，在人口流入的大城市最好能一方面加大土地供应，另一方面进一步给这些城市的房地产政策松绑，这样才能真正地让房地产行业软着陆。

最后，建议下半年政策的关键是在防疫方面尽量减小代价，给出清晰预期，这样有助于投资和耐用品消费。（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