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惠：人民民主：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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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01 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民主属性的历史逻辑
  社会历史背景：去殖民化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旧中国的基本状况是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列强通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蚕食政策“构建起殖民、掠夺中国的系统性结构”，只有进行彻底革命，才能救亡图存。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孕育而生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作为政党组织，虽然有各自的社会基础和组织体系，但都是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在血与火、生与死的革命性锻造中逐渐形成政治共识：“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成为领导者？从主观能动性上讲，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不与任何殖民势力、资本势力、封建势力和官僚势力妥协，“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直至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主权国家。从政治实践上讲，中国共产党运用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重新组织起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唤起了民众的觉醒和斗争伟力。从思想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思想和理论上把握“历史本质性的那一度”，在亡国灭种的绝境中指明中国浴火重生的方向，即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定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接续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未竟的事业，又以无产阶级的领导取代资产阶级的领导，表现了新旧革命的嬗变，还赋予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以社会主义的未来前途，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策略”，中国革命获得最终胜利，建立了独立的主权国家。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历史逻辑和实践经验上讲，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国家民族性，寓阶级性于国家民族性之中，具有实现人民民主的整全性特质。中国革命建政所走出的政党中心主义路径，有政党本身的合法性来源性质（国家建设），与通过竞争性选举获取执政权力的西方政党有本质差异。资产阶级政党一般都不愿承认自己的阶级性，而是标榜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但其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政党不具有超越阶级的国家民族性，其党派利益高于国家人民的利益。
  基本动机：从“民族救亡”走向“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鉴于近代以来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中国共产党只有通过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战胜异常强大的敌人，建立主权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在从“民族救亡”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具有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的统一战线，感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到中国共产党周围协商合作、并肩奋斗，其最直接的政治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创立。
  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当时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产生的，“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虽然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具有阶级联盟、政治联盟性质，有组织上的广泛性、政治上的进步性，但其更为突出的共同特点是：具有爱国的民族性。“爱国和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民族的灵魂和源头”，是各党派、民主人士在国共的“比较”和“鉴别”中选择跟着共产党走的根本依凭。“爱国和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深沉的情感认同和最深厚的社会基础。绵延不绝的家国情怀熔铸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中，成为新型政党制度的生命源泉。
  发展规律：具有文明基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治理。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西方式的两党制、多党制？党争民主为什么在民国时期的政治实践中失败了？这是一个可以从不同维度进行解析的问题，而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看，并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基础、技术水平、时代条件甚至国民素质等因素的限制，而更是由于西方党争民主不符合中国国家构建规律，无法领导与治理历史悠久、结构复杂、规模庞大的巨型政治共同体。
  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在数千年持续不断演进中形成了自身的国家构建传统：大一统。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作为大一统国家的中国虽屡遭分裂，但屡能统一；虽屡被征服，但屡能复兴，中国社会“以统一为常轨，而分裂为变态”。大一统作为一种深层“文明结构”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统一性，是中国国家建构的第一价值。“不统一，我们的近代化就不能进行。统一而政权不集中或集中而运用不大胆不猛烈，则近代化虽进行而不能快。那么，我们落伍的距离就不能追上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终于建立了新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再造和重构了大一统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实现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与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人民民主给“大一统”注入全新的时代精神，中国共产党是维护“多民族的大一统”的核心力量。
  在当前国内外形势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如果不顾国情照搬照抄西方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不仅会消解和破坏统一性，甚至会犯颠覆性错误。其一，金钱主导且无所不用其极的竞争性选举，在异质性因素过多的社会条件下，有可能放大民族、宗教、阶层、地域、身份、文化等之间的差异并引发对立，造成社会内部严重的价值冲突与政治分裂。其二，轮流执政导致短期和短视的政治运行，不仅有悖于“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大国治理经验，还有可能成为政治精英逃避责任和回避矛盾的制度挡箭牌，而一旦问题和矛盾不断积累又无人最终负责，必然导致大国崩溃。其三，争夺国家政权的党争民主容易给境外资本势力操纵、渗透选举过程提供机会，进而破坏自身主权完整性和政治独立性，甚至沦为附庸国。中国社会对政党的需求，“并不仅仅出于运行民主共和政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凝聚社会、建设国家的内在需要”。
  02 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民主属性的现实基础
  从经济基础看，新型政党制度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之上，具有保障大多数人民福祉而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最本质体现就是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新型政党制度的经济基础。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支配性地决定了新型政党制度要服从、服务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着眼于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宏观调控作用，防止出现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既保障全体人民的长远和共同利益，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能够保障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对战略性和垄断性经济部门的主导，不被跨国资本集团和全球富豪阶层所控制，不被跨国的各类利益集团所绑架，以持续增进中国人民的经济福祉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
  从政治基础看，新型政党制度是由国体和政体所规范的政治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服务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性质。人民民主所依赖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需要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保障和完善，国家类型规定政党制度的本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内嵌其中，维护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组织形式。
  新型政党制度与国体政体相适应，推进国家有效治理。在政治体制上，我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搞美西方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体形式，与此相对应，不搞多党竞选、轮流坐庄的政党制度。在机构设置上，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人民政协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基础上，作为协商合作平台发挥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三大要素的有机结合，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前提和基础，多党合作是基本形式，政治协商为主要方法。我国政党制度的主基调是合作而不是竞争，是要形成合力服务于国家治理。新型政党制度“在实现制度功能方面，在处理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这三重关系上更为负责任和有效率”。
  从文化传统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形式，除了由经济基础决定，受政治体制规制外，更深层的影响来自文化传统。历史一再证明，越是文化传承悠久的国家，政治制度越要符合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特点；同时，越是扎根于优秀文化传统的政治制度，越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创造力。
  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着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哺育出来的博大涵容的民族心理，其中“以民为本”的政治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历久弥新。一是“民”是国家政权的主体性存在，民心向背是执政合法性的根基；二是民本思想塑造着政治的公共性，政治以责任为本位而不是权力本位；三是执政者的天职是保民、裕民、教民，这也是政治合法性所在，否则政权就会被老百姓推翻、改朝换代；四是政顺民心的重大决策依赖于兼收并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广泛咨询，甚至要树立“献可替否”的对立面思维防范化解决策风险；五是政通人和才能长治久安，对民意只能引导不能封堵，要畅通民意的表达渠道。民本思想沟通了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的联系，成为新型政党制度赖以建立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深层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秉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带领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能够确保党和国家在决策、执行、监督、落实各个环节听到人民的声音，保障人民享有“实质性民主”而非“形式化民主”。同时，新型政党制度尊重和维护党派差异性和多样性，制度化保障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畅通言路、广泛协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共产党开展监督，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等方式协助共产党更好执政，传承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等文化传统。
  03 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民主属性的实践表达
  代表民意：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代表各自联系的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新型政党制度辩证把握了“一”与“多”的关系，既强调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也强调发扬民主尊重和保护具体利益的差异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代表性决定了各党派的活动不像西方政党那样体现在竞选和制衡上，而是表现为广泛合作和政治协商，协商民主是推动多党合作发展的主要民主形式，也是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方式。这些制度设计与民主形式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切实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
  为什么共产党能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仅因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而且因为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持人民性勇于自我革命，以壮士断腕之勇气切除党内自身毒瘤，这也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郑重宣示，“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三个不代表”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历史周期率和世界政党兴衰经验深刻的自我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直面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正风肃纪反腐，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从严治党增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支持，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回应民意：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理性、制度化和组织化地回应民众关切。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这一政治格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将全部精力和资源集中起来为人民谋利益；有利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形成治国理政的合力。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新型政党制度在回应民意上最生动的体现，群众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提炼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同源同体”的，而非“二元对立”的，主要表现在：首先，正确的领导必须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实践逻辑，和群众打成一片，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其次，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在群众中坚持推广并考验是否正确，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生动和丰富，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可持续回应民意的过程；再次，在实际工作中防止“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两种错误倾向，中国共产党既有领导的责任又有服务的义务，既不是官老爷般地命令群众、也不是一味迎合无原则讨好群众，而是以群众为主体、在群众中承当起“两个先锋队”的职责和使命。
  新型政党制度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发挥多党合作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效能优势。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到2021年，我国已经实施了14个五年（计）规划，其中新型政党制度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在五年（计）规划制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要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共商国是；在五年（计）规划的落实过程中，多党合作以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方式发挥督促、反馈、检查落实的作用。五年（计）规划以国家方式持续不断地增进民生福祉，是回应民意最集中的体现。
  对人民负责：新型政党制度是“责任本位”而非“权力本位”的政治制度。在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担负起领导和执政责任，同时，为沉着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提供根本政治保证；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共产党合作共事，通过“一个参加，三个参与”承担参与国家治理的责任，坚定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汇聚强大力量，以不断增加国家人民福祉为共同责任。
  对于大国治理而言，政党制度要能够统筹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首先，在政党协商中，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国家重大方针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为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提供保障。其次，在民主监督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渠道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监督。民主监督越来越具有针对性，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进行协商式监督。再次，在参政议政中，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国家中心工作，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推动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具有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等重要功能，新型政党制度服务于国家治理，助力取得“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制度绩效。
  评估政党制度的人民性，既要看承平时期其在国家治理中为谁服务、发挥怎样的作用，也要看危机中其是否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共产党勇于担当，党中央果断决策，发挥快速组织、应对和协调能力。党的各级组织自上而下广泛动员，“全国一盘棋”，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第一时间响应中共中央号召，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协力，为战胜疫情积极行动、捐款捐物、建言献策，许多成员与共产党员一道奋战在抗疫第一线，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关键时刻的责任担当。（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7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