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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军，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天云，男，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民主处于持续的演替之中，民主原型不等于民主标准，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既非民主原型，亦非民主标准。从自然生长的原始民主、奴隶社会的城邦民主、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向社会主义民主演进是人类民主发展的历史趋势。西方民主中心论与民主原教旨主义无法粉饰更无法掩盖资产阶级民主的“伪普遍性”实质及其日趋凸显的结构性、有效性、正当性危机。随着民主话语从西方到中国的转换以及人民民主向全过程人民民主进阶跃迁，中国开创和生成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彰显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创新超越趋势，并将打破西方民主中心论与民主原教旨主义，为世界贡献民主政治的中国方案。一、回到历史：民主形态演替再检视 民主是人类社会历经千百年探索、实践、发展形成的政治形态，政治文明史主要是一部民主形态演替变迁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民主诞生前，人类民主史上相继形成了如下三种典型形态。1.自然生长的原始民主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问世之前，原始民主并未进入民主理论视域，古希腊城邦民主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普遍误认为是民主的最初源头。随着生物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等对原始社会生活形态、制度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发掘与揭示，原始先民的民主面貌得以从历史迷雾中渐进呈现和廓清。作为原始社会经济关系的映现，原始民主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资料氏族公有、共同体规模有限的基础上自然生长的民主制，是氏族成员平等、共同管理社会生活的初级民主形式，构成人类民主的最初源头。既有史料的考证表明，原始民主具有如下特性：第一，氏族成员人人平等的直接民主。原始民主是氏族成员平等共享的民主，凡属成员即可获得当然政治资格并围绕公共事务展开议论协商。在进行部落首领选举以及重大公共事务决策时，氏族成员在全体会议决议中平等享有表决权、决策权，直接参与共同体事务的讨论与处理过程。第二，原始民主制中不存在居于社会之上的支配性力量或制度化特权。以氏族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原始社会中没有私有财产，更无建立在生产资料之上的阶级之分。作为协调者的部落首领主要负责组织生产分配、调解内部纠纷以及处理对外交涉等共同事务，其责任远远大于权力，并未享有支配性力量或制度化特权，反而常有被罢黜、处死的风险，部落首领之位实为“无人愿意染指的王冠”。第三，具有自发秩序的特征，是一种非建制化的民主。原始社会处于前国家时代，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之原初结构并非政治结构，民主的展开没有也无需权力建制与权利维护机制的支撑。人们依靠习俗、传统和习惯自发展开民主生活，决策方式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不成熟性，多数意志的表达主要通过发表辩论意见、调节亲族关系、借助公众舆论、利用道德压力和阐发解释神意等单纯质朴的民主方式来完成。第四，原始民主实践呈现出一定的共性特征。民众大会、选贤举能、长老辅佐、习惯维持、舆论监督等广泛分布于原始社会生活之中，荷马时代希腊的军事民主制与尧舜时代中国的军事民主制等为后世民主的滥觞发展提供了原初样本。将民主起点置于更为宏阔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来看，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在民主发源上是“生而平等的”：祖先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氏族之中，我们的身上均流淌着自由、民主的血液。民主既非古希腊的原创发明，亦非近现代西方国家的特有专利，任何形式的西方民主原教旨主义都必将因缺乏科学理据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自我言说困境。当下，民主已作为人类的共同价值被普遍接受与认同，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的非线性则预示了民主发展的多种可能性。2.奴隶社会的城邦民主原始民主因子在不同文明体中的存续发展情况不尽一致，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民主是迄今为止所公认的奴隶社会时期较为完整典型的民主形态，其成长依托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发展条件。“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产生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和内部的暴力干涉……另一方面，因为它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概而言之，雅典城邦民主的勃兴得益于以下有利因素的支撑：第一，得天独厚的地缘—自然环境影响了希腊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商业文化和海外贸易的繁荣培育了雅典城邦的民主精神。第二，希腊半岛块状分布的零碎地理版图和小国寡民的城邦政治格局使民主规模得以控制在有效动员范围之内，在民主技术手段较为落后的历史条件下，狭小的城邦政治单位为公民参与提供了适宜条件。第三，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城邦经济社会生活，为雅典公民参与民主政治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奴隶市场的发育、奴隶租赁业的繁荣和劳动奴隶制的拓展，满足了雅典城邦的工商业扩张欲求及其劳动力供给需要，成千上万的奴隶成为公民换取闲暇时间、实现充裕生活的必需品。在贵族间以及贵族与平民间斗争的不断推动下，雅典民主经由梭伦改革与克里斯提尼改革逐步确立，到伯里克利时代进入鼎盛时期，形成了一种有限的强制性直接民主：一是直接民主。城邦事务由公民以直接讨论和投票表决的方式作出最终决定，公民大会作为城邦最高权力机构，由贵族、奴隶主和自由民等具有公民集团成员资格的人员组成，成为公民直接表达意志的主要渠道。二是强制民主。城邦民主未形成内在分权制衡机制和外在监督制约机制，缺乏自我纠错纠偏动力，以公开投票、陶片放逐、强制参与等未经缜密审慎设计的制度安排来推动民主运作，公民自由意志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受阻，少数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维护，容易形成多数人的暴政，苏格拉底之死即是例证。三是有限民主。广大妇女、外邦居民以及占据城邦人口多数的奴隶均被排斥在公民资格之外，享受民主权利的公民不过四五万人，此种民主实质是一种少数公民群体为实现对社会多数民众进行阶级压迫和剥削所建构的在有限范围内推行的奴隶制民主。由于生产方式较为落后，人类早期政治实践更多受到特定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古希腊为代表的海洋文明孕育了古典直接民主，以古代中国为代表的大陆文明则发展出了一套精密的专制政治，人类社会发生了政治形态的大分流，之后此种分流于轴心时代晚期共同汇集于“通过暴力征服而创建的强大帝国”。作为海洋文明代表的古希腊，其民主形态是典型的奴隶制民主，即在农业较为落后和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奴隶制城邦社会中孕育出的一种具有身份和财产限制的小范围直接民主，此种民主成为罗马帝国时期共和民主与中世纪限权民主的重要渊源，并对近现代西方民主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作为大陆文明代表的古代中国，虽然历史上保留了一些原始民主因子，但其政治进程导向一种“将王国作为统治者的家产，并置于统治者的官僚管理制之下”的专制形态，此种被马克斯·韦伯称为家产官僚制的政治形态，以较为发达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为架构，具有惊人的保育性、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孕育出丰富民本思想和一些朴素、零散的民主思维片段，但社会生产的分散性、小农经济的内卷化、家产官僚制的过度早熟、民本政治的调和性等亦导致其未能孕生出典型的或成熟的民主形态。3.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封建社会时期，东方社会在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并未孕育出典型民主形态；西方从古希腊城邦民主进入古罗马帝国混合政体时期，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相互纠缠，亦未形成典型民主形态。进入漫长的中世纪，西方社会进一步被战乱动荡和宗教黑幕所笼罩，其政治制度整体上属于封建神权专制而非民主制度。但历史上的直接民主传统、蛮族入侵带来的原始民主遗风、基督教基本的伦理原则、封建社会弥散的权力结构、晚期新兴城市代议体制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契约民主、等级民主、平等民主、法治民主、自治民主交织错落、冲突紧张的存续格局，为近现代西方民主的发育提供了社会历史基础和政治理念前提。“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实际上就是个体的人逐步摆脱教权和王权的束缚并走向独立自主的过程。”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接续推动下，神权至上、君权神授、王位世袭的封建专制理念让位于天赋人权、人民主权、平等自由的现代民主学说，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与成功牵引西方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教权与王权的博弈以世俗权利的胜利和现代中央集权国家建构的完成告一段落，现代民主制度在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中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个人本位的权利逻辑与市场本位的竞争逻辑全面渗透和塑造着近现代的西方政治制度和公共生活。随着现代化加速推进，科学技术愈发成为民主发展的重要动因与支撑条件。现代化初期，“双元革命”致使旧经济被碾碎于工业革命的巨轮下，旧制度被送上民主断头台，民主化有了更为坚实的经济物质条件和社会文化基础，宪政民主在英国蓬勃生长并经由美国、法国的发展助推而一度席卷全球。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驱动下，欧美国家集群式地踏上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以代议制为核心的现代民主政治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广泛的参与范围，政治民主化水平显著提升。然而，西方民主的指导理论具有不彻底性，实践形态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其以自然法则和天赋人权学说为指导思想，将抽象的人性假设和理性经济人作为拟制逻辑，秉持社会中心主义的民主进路，基于部分利益党和有限政府的消极政治形态，为民主运转设计分权制衡体制，在实际运作中实为一种商人阶层推动、资本精英主导和党派分割竞争的资本政治。经由统治者及其知识精英代表的自我偏向性改造，“代议”“选举”“宪政”“自由”等别有用意的政治装置成为锁定和限制民主发展的一道道紧箍咒，使得西方民主的现实运作愈发偏离人民主权的思想本质和民有、民治、民享的本真呼唤，现代启蒙思想家所伸张的理性、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价值理念在现实运行中遭遇名实相背、形神分离的实践困境，资产阶级民主暴露出虚伪性、欺骗性、阶级和历史局限性。20世纪末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内外交困、弊病丛生，民主精英化、悬浮化、民粹化加剧了西方治理遭遇的合法性、稳定性、有效性等多重挑战，否决政治、剧场政治、民粹运动、贫富分化等问题互相催化、不断发酵，曾自以为傲的民主灯塔逐渐式微，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为人类社会的民主前景与出路作出新的反思与谋划。二、民主话语：从西方到中国的转换 西方是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先行者，亦是民主话语体系建构的先行者。作为一种经验性产物的西方民主理论话语本身具有流变性和特殊性，加之各国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社会性质与政治生态不同，西方民主理论不具普世价值，反而面临着适用性诘难。民主理论话语“西学东用”与民主治理效能“东升西降”的吊诡现象，也使得人们意识到破除西方民主中心论和构建自主性民主理论话语体系的迫切性，这构成当代中国民主发展路径论争的重要背景。1.西方民主话语的阶段性流变作为基于资产阶级民主经验形成的特殊理论形态，西方民主理论并非普世的或普遍不变的理论规律，而是一种旨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和对抗社会主义冲击的护卫性话语体系，在其阶段性流变中愈发体现出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在资产阶级革命如火如荼的17、18世纪，西方民主理论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阶段，其以理性为理论精神、平等为基本前提、自由为重要基石、法治为理论核心、分权为理论主张，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实践批判为基调的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资产阶级革命推进过程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集体出场，围绕天赋人权、世俗民主、主权在民等现代民主理念展开深刻论证，民主理论批判矛头指向君主专制和神权统治，显露出反对和破除封建专制的革命进步色彩，为早期英国、法国、美国的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导引。在古典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形成时期，西方民主启蒙思想家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行动意识，善于对历史政治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并将之转化为一般性政治原理，服务民主革命和社会改造，为西方现代民主建构作出了智识贡献，并成为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重要理论渊源之一。进入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也尖锐显现，近代民主理论步入了保守发展阶段。诚如马克思所言：“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自1848年西欧开启民主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因前进道路上的阻碍被不断清除而进入加速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在革命获得初步胜利后开始走向反动，主流的西方民主理论将批判矛盾转向日益兴起的社会主义，力图防范、压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虽然一些新兴民主理论具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但该时期西方民主理论整体上倾向于保守主义。在近代民主理论形成时期，托克维尔、密尔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紧贴现实政治生活，对广泛兴起的革命运动和政治事件进行考察分析，基于大量实证调研对民主作出理论设计或批判反思，自由民主、代议民主、无产阶级民主等理论思潮集中涌现，各种民主话语之间充满张力并拉开了理论争斗帷幕：主流的西方民主理论致力于为资产阶级民主提供理论辩护和制度设计，而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新兴民主理论则开启了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历程。到了20世纪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矛盾即政治社会化与政治权力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更加尖锐，“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那么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于是，民主制度开始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更多与日益兴起的社会主义改造联系在一起，一种更具形态先进性的社会主义民主悄然兴起，挑战了资产阶级民主及其理论话语一贯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呈现出急剧下降趋势。在现代民主理论形成时期，马克斯·韦伯、以赛亚·柏林、熊彼特、罗尔斯、亨廷顿、罗伯特·达尔、奈比斯特、萨托利等学者，围绕精英民主、实用民主、选举民主、程序民主、正义民主、竞争民主、多元民主、共识民主、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不断充盈西方民主话语体系。其间，经由熊彼特等学者的理论改造，“共同福利”和“人民意志”的古典内涵逐渐淡出现代民主理论视野。由是，西方民主理论的注意力由“目的和价值”让位于“功能和程序”，并在总体上呈现出从大众民主、一元民主转向精英民主、多元民主的演化趋势，社会民主、协商民主、参与民主作为西方有识之士开出的修补方案，也逐渐引起关注。然而，20世纪兴盛的现代民主理论非但不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现实投射，反而与现实存在巨大鸿沟。那些饱含西方中心论色彩的民主话语，更多只是假借“学术工程”之名而实则旨在强化内部民主认同和向外兜售民主方案的“政治工程”，目的在于为资产阶级民主进行理论辩护，维持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民主收益。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回应与话语护持，西方民主思潮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起伏兴衰而相应地呈现出上升与下降的规律，并逐渐由反对、破除封建专制时颇具理想主义和革命进步色彩的批判性话语降沉为当下防范压制社会主义的极具防御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护卫性话语，其本质在于服务资产阶级革命及其胜利果实的巩固与增进。在西方民主模式大行其道之际，欧美民主一度成为后发国家民主转型的参考模板，强大权力网络机制护持下的西方民主理论及其话语体系长期甚嚣尘上，并以普世姿态自居，为西方在后发国家民主化进程中以民主援助之名行霸权干政之实大开方便之门。2.西方民主理论的适用性诘难西方民主在历史进程中曾扮演着进步角色，但具有诸多局限性而非完美无缺，西方民主理论也不是可以简单移植挪用的操作指南，充斥着流变性与稳固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内在张力。一方面，西方民主理论在纵向与横向上皆充满内在张力与冲突，逻辑的不周延性与非自洽性不仅损害了理论的内部效度，还降低了理论的外部效度，并致使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复合而成的总体理论效度不佳。从纵向上看，古典民主理论、近代民主理论、现代民主理论之间的理论内核与价值遵循存在急剧的流变性和明显的断裂性，理论演变继替呈现出螺旋式下降趋势。尤其是对古典民主理论釜底抽薪式的批判解构，致使平等性、公共性等核心价值理念被剥离。而经由熊彼特建构和李普塞特证成的“现实崇拜”取向的经验主义民主理论既不尊重人民意志，也不关心共同福利。其不仅对启蒙思想家主张的价值理性产生了挤出效应，导致工具理性僭越于价值理性之上，民主不断异化劣化，偏离了人民当权与人民统治的本源诉求，而且堂而皇之地为精英主义提供正当性与合法性辩护，并试图根据欧美实践模板将民主简单化约为“选举民主”，民主在理论上被矮化为民众选举统治者的方法工具，在实践中难以逃离蜕变为系统化权力所操纵的“代主”之宿命，“德谟克拉西”变成了“德莫克拉东”。从横向上看，徘徊于主流与边缘、保守与激进、精英与大众、选举与协商之间的民主理论充满着张力与冲突，民主与自由、平等、秩序、正义等价值内容之间难以有效兼容共生。例如，一味强调政治民主而轻视经济平等的作用，便使得平等与民主难以和谐共生。可见，拼盘式的民主理论有其繁荣的一面，但处于激烈争鸣中的各式民主话语并未形成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无法为现实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导，不仅西方民众会产生理论迷茫与选择困惑，而且后发国家在学习模仿时也难免无所适从、莫衷一是。另一方面，虽然西方民主理论对于中国等后发国家有一定镜鉴意义，但在分析性适用、规范性适用方面均存在困境。从民主理论建构来看，西方民主理论作为分析性工具，为中国等后发国家民主理论话语建构贡献了一些概念术语，并在民主资料收集整理与经验素材提炼方面提供了参照依据，有助于实现本土民主理论话语的归纳概括与分析解释，具有一定的分析性适用价值。但是，西方民主理论并非一项纯粹的学术工程，更多的是服务于殖民掠夺和霸权护持的政治工程，政治性僭越于学术性使其分析性适用水平大打折扣。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构建的民主理论以种族优越论、西方中心论、文化优秀论、社会中心论为底层逻辑，旨在以极端利己主义的理论兜售、话语霸权主义的标准垄断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学术殖民，借助民主话语优势压制、打击、摧毁他国民主文化与价值观，动摇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信心与自主性，甚至妄图颠覆政权并阻挠他国现代化发展，以从中攫取战略利益、掠夺经济利益、榨取政治利益、鲸吞文化利益。从民主政治发展来看，作为民主先行经验的总结提炼，西方民主理论模式及其价值判断对于后发国家民主政治建设及其趋利避害具有一定的规范性适用价值。但是，规范性适用须以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和分析性适用为基础。而实际上，西方民主理论并非西方民主现实的全景与真实映现，经由包装改造后的西方民主话语不仅偷换民主概念，将人民治理变更为人民选举统治者治理，而且文过饰非，试图掩盖金钱民主、党争民主、形式民主、“否决政治”民主与特权利益民主的现实面貌，而占领华尔街运动与反复出现的政府停摆危机等则无疑揭开了其虚幻性与欺骗性的话语实质。由于理论模式与实践模式不一致，以及西方民主理论在分析性适用中出现偏差，从分析性适用到规范性适用的转变发生阻滞，变成用理论硬套现实而非用理论指导现实。因此，西方民主理论在后发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并不具有显著的规范性适用效应，反而导致了一些西方模式迷信国、跟随国民主转型的崩溃与现代化发展的挫败。而中国等实现民主政治发展顺利推进的国家，则无不是坚持民主理论自信与实践自主的国家。3.中国民主发展路径选择思辨在西方民主理论众声喧哗的背景下，中国民主话语体系呈现出从“西方化”向“本土化”转变的发展趋势，如何将现代民主价值与中国现实国情有机结合，寻绎科学恰适的民主路径，引发了人们的论争、思辨。择其要者，在全过程人民民主正式提出之前，核心论题聚焦于如下方面。第一，选举与协商之争。协商民主优先论认为，选举民主是一种弱意义民主，作为一种强意义民主的协商民主并非选举民主的补充形态，而是民主发展的一个更高形态。“选举是民主的本质”的流行观点是衍生于现代西方代议民主的经验总结而非普遍真理，无法充分有效解释其他非代议民主形式，在实践中有可能沦为阻塞民主道路选择、排斥民主形式创新的有害工具。更为尖锐的批判认为，西方的“选主体制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应“从理论和实践上寻求‘选主’体制以外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相较于选举民主过于侧重竞争选举与统治权合法、权力授予与公权消极约束、个体理性与既存偏好聚合以及单一的形式性平等而言，协商民主对选举民主具有多重创新超越意义，即更加重视对话协商与政策合法性、公民参与与公权积极行使、公共理性与偏好引导转换以及复合的包容性平等。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现实条件、责任使命与基本理念，决定了协商民主在政治发展中的路径优位，民主路径的程序选择必须以协商为价值偏好，开发内生性的协商资源，发展中国特色协商政治。选举民主优先论认为，作为代议制核心架构的选举民主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是现代民主的关键标志，以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多元化利益关系及非竞争性集权体制为由，倡导避开选举民主而优先走上协商民主之路的论调难以成立，选举民主是发展现代政治无法绕行的必经之路。复合互嵌论认为，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始终贯穿着鲜明的协商意蕴，协商与选举共生共存、相辅相成，协商民主有利于消解民主的整体运行阻力，票决民主则有助于保障和巩固民主的合法性，协商先行、票决跟进是中国复合民主的典型特征，寓协商于选举之中，更加重视协商民主对选举民主乃至整个民主政治的支撑带动作用，在竞争性民主持续推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和增进协商民主，构成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选择。第二，治理民主。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范围内兴起了治理革命，而治理成功需要以民主价值为支撑，以治理吸纳民主，推进民主与治理有机融合。发展治理民主，赋予治理以民主意蕴，更好落实人民主权原则，实现民主与权威、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超越代议制民主制的框架局限，破除政治民主与行政集权的机械分隔，在公共事务治理结构革命性变革进程中实现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有机融合与包容发展，成为当代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选择。治理民主是治理与民主的复合变奏，但二者之间并非天然的辩证统一，而是充斥着内在张力，治理与民主的平衡以参与性、回应性、制约性、责任性等为辨识维度，民主政治的渐进发展、社会自治的逐渐强化、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与公民文化现代发展等构成的治理生态所起的综合性作用是治理民主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通过选举实现政党轮替的西方民主形式对于实现中国治理民主而言乃是一条歧路，中国治理民主得以成功推进必然离不开政党、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西方民主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遭遇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和治理危机，在自由民主框架内推进治理民主步履维艰，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而生发和勃兴于中国的治理民主则彰显出超越自由民主的路径优势。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发展人民民主两项议程在中国交汇融合，发展治理民主在实践中更具现实可行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过程中尊重并体现人民意志，引导人民以各种形式具体地现实地参与治国理政，依法行使人民民主权利，也愈发成为治理民主的理论共识。第三，民生政治参与。民主民生互促共进是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与基本逻辑。稳健的民主化战略不仅要保持民主建设的渐进性与现实性，更为重要的是将民主建设与民生建设有机结合，求取民主化的民生绩效，在人民主体地位有效保障及其生存发展境况持续改善的辩证统一中切实推进人民当家做主。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将发展民生作为推进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实践遵循，以权力下放式的民主改革与立法、公众参与、基层协商以及监督问责制与监察纠错制的施行有效推进民生建设，增进民生福祉与治理效能，彰显了中国式民主的民生特色。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参与的扩容增效，以治理型参与推进中国政治参与的结构优化，推动治理型参与渐次深入日常生活，成为合理均衡政治参与本体性价值与治理性意义的现实选择，而较为务实的战略突破口就是治理型参与中的民生政治参与。相较于将民主政治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难题简单归咎于思想禁锢、传统意识形态阻滞、非规范的党政关系制约、权力结构功能滞后以及既得利益阻障等而言，由下而上、由小而大、积极有序的民生政治参与在现代政治文化转型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具有显见作用，以其推动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双重变奏与互动发展或许更为务实有效。而制度先行文化半步的实践是塑造民主主体与民主模式现代性的关键途径，以民生政治参与为战略突破口不断深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而带动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便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纵深发展的理性选择与有效路径。民生政治参与作为民生建设与民主建设的路径接口，在时代变迁中以其变动的属性实现民主绩效的改进，将更为有效地适应和满足国家及社会的发展要求与治理需求。当前，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提出及系统推进，更具多样性、时代性的路径选择正不断融汇于中国民主政治实践，进一步推动中国民主价值、道路、制度、模式创新发展，有利于更好地生成和开创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三、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成中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作为新时代民主建设的生动实践与系统安排，全过程人民民主开创和生成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在多个维度彰显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创新超越趋势，将为世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民主政治的中国方案。1.民主价值校准：人民中心的价值遵循价值是民主之魂。代表何种阶级、阶层的利益，为何种群体服务，秉持何种价值取向，是民主必须予以回答的首要问题。价值取向不同，则民主服务对象选择也不同：自然生长的原始民主是氏族成员共有共享的平等民主，奴隶社会的城邦民主是公民资格身份限定的公民民主，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精英群体偏向的有限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本位的全过程民主。就当代世界的两大民主形态而言，资产阶级民主旨在为少数精英群体利益的实现服务，其个人本位与社会中心取向背离了民主内蕴的人民性和公共性价值；而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主要是为人民利益的实现服务，国体民主与政体民主从根本上决定了在中国享受民主权利的主体是人民，而非少数政治精英或其他特殊群体成员。一直以来，西方习惯于在理论话语中标榜人民主权的价值优势。而事实却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其现代政治框架的基本确立，实际政治运作中的人民被巧妙的制度设计刻意限制甚至过滤掉，呈现出虚假在场、逐渐退场的特征：当人民以积极面目出现时专指少数精英分子，而当人民以负面形象出现时则泛指普罗大众，曾经作为实体力量的人民蜕变为个体形式的原子式公民，人民从主权者变为委托者，“人民主权”退化为“人民同意”，民主政治被窄化和降格为选举政治，并不断劣化为“选主”政治，不断走向通往资本政治之路。近年来，西方民主功能异化、民众权益悬浮、治理效能下降等征候已为此作了注脚。与之不同，人民是决定当代中国政治的根本力量，在民主实践中始终真实在场。中国政治情境中的人民是在革命、改革、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动态发展、不断演化的政治实体，人民的构成要素、内在结构、组织支撑在民主实践中得以不断充盈、塑造、强化，最终形成由中国共产党同广大群众紧密结合的整体力量，推动着中国民主进阶发展。作为新时代人民民主的进阶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人民民主与“全过程”的简单相加，而是人民民主被融入“全过程”内涵之后所呈现的人民当家做主功能强化与实践绩效帕累托最优的一种新形态民主，彰显出民主主体的人民性特色。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兼顾个体自主与人民当家做主，是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由中国共产党与广大群众结合而成的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既是中国民主实践模式的设计者、多元渠道的开拓者、方法手段的创新者，亦是中国民主权利的享受者、过程的实践者与绩效的受益者。全过程人民民主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以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和不断趋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将人民当家做主功能强化、人民合法权益实现以及民主绩效的帕累托最优为价值原则，实现了民主价值校准与守正创新，在价值维度上呈现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创新超越趋势。2.民主道路拓新：中国特色的民主新路道路是民主之轨。走歧路、邪路、老路无法推进民主的健康良性发展，寻找科学恰适的发展道路是民主繁荣的基本要求。历史地看，从人类进入现代化以来，自然生长的原始民主和奴隶社会的城邦民主逐渐被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所取代，而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之外，又在中国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民主。西式民主与中式民主作为民主在当代的两种亚类型逐渐生成并推动现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新的分流，两类民主共存竞合已是毋庸置疑的基本历史事实。然而，在西方长期抹杀压制之下，作为一种亚类型的中式民主并未取得应有的理论地位。随着中国民主的生长以及自主理论话语体系的初步建构，破除和超越西方标划的民主—威权二分法，证成中国民主模式与道路正当性与合法性已成为一项重要议题。中国民主的生动实践与创新发展也有力地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的民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全过程人民民主道路越走越宽广，实现了民主道路拓新与范式革命，在道路维度上呈现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创新超越趋势。中国民主道路是在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中形成的，内忧外患中的中华民族不得不“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争得民主、探索民主、发展民主。延续中华文明传统、维护国家统一性与建设人民主权的新型现代国家的多重逻辑，对中国民主道路选择发挥着综合规约作用。中国民主化内生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与现代化相伴相生、相辅相成。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使得传统封建专制与王朝政权岌岌可危，中国被加速卷入西方先导的世界现代化浪潮，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民主革命推动新型现代国家建构和现代化发展成为中国民主化的主线任务。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得民主的现代政权建构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独立自主地展开人民民主制度的实践探索，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民主多维度的深化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也逐渐由被动植入现代化向追求自主现代化与发展中国式的现代化跃迁升级。进入新的历史征程，党和国家立足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现实，准确把握现代化与民主发展议程，作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战略部署，并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理论地位与实践方略作出了科学系统安排。在民主—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演进中，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历史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中推动人民民主稳妥发展，循序渐进地扩展人民权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民主的顶层设计，坚持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并举，积极倡导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的道路，高度注重寻求民主价值与成本之间的合理平衡，将协商民主作为推进重点，注重激活基层民主活力，克服了时空压缩背景下后发国家民主建设的重重困境，走出了一条自主自觉、自力自强的中国特色民主新路，打破了长期以来所谓“现代化=西方化”与“西方化=民主化”的道路迷思。3.民主制度建设：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制度是民主之基。民主制度是民主价值与民主道路的载体，制度属性、制度内容、制度结构的不同，是中西方民主政治发展分流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中西方民主治理效能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从比较政治的视角来看，西方民主制度受到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与市场逻辑的深层宰制，始终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权为目的并随时代发展演变，没有统一模式。“一个总统、两院制、三权分立、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笔杆子）、军队国家化（枪杆子）、司法独立”是典型的民主架构或民主配方，在民主历史演进中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并非西方主流舆论所标榜的具有普世性、能长久实现良治善政的稳固制度保障。由于内在的制度性矛盾难以消除，国家—社会、政府—市场与精英—大众关系走向失衡、激化与断裂，政党制度在代表性流失中日趋衰落，公共领域也因公权私狭化与权利悬浮化而呈现出不可遏制的陷落之势，西方民主制度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困境与治理性危机：不仅无法有效集中、整合动员全国力量团结一致解决事关全民福祉的共同事务，而且使得民粹主义的反抗性浪潮汹涌激荡。相较而言，中国始终将人民民主置于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来加以推进，高度注重制度建设在民主有序健康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以成熟完善为方向不断推进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民主制度体系建设，为增进民主治理效能提供了整体性规范与系统性保障。第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有机组合，形塑了一套全面广泛、有机衔接的人民当家做主制度体系，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结构体系的“核心制度群”，为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重要制度载体、独特制度安排与多元畅通渠道，形成了上下联动、循环反馈、民主集中的完整制度程序，彰显出“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制度优势。第二，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结构体系的“保障制度群”，为中国民主的稳步发展与顺畅运转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法治保障、效率保障、军事保障、自主保障、监督保障，使全过程人民民主沿着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的道路行稳致远。第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体系、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结构体系的“基础制度群”，系统夯实了中国民主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基础、文化基础、民生基础、社会基础、生态基础，优化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转的基本面。科学有效的制度设计是民主发展的核心驱动，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关键支撑。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同向发力，民主制度体系及其内部机制更加成熟定型，民主制度优势的开源节流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转化提升提供了更为强劲的动力支撑，有力地规避民主失效与治理失灵，在制度维度上呈现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创新超越趋势。4.民主模式重塑：政党主导的复合民主模式是民主之道。民主模式是解决民主问题的经验性规律总结与参照性指导方略，科学的实践模式有利于正确价值导向、恰适民主道路、有效制度设计的有机结合，使民主实践结出优质硕果。反之，则会因模式的缺失或非科学性难以实现民主的预期目标。在人类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波浪式现代化浪潮中，驱动现代化与民主化的组织形式依次为公司制、官僚制和政党制，并相应形成了三种主要的民主模式：最先生发于英国—美国自由民主道路的商人阶层主导模式，随之形成于德国—日本法西斯道路的官僚体系主导模式以及晚近兴起于俄国—中国农民革命道路的政党主导模式。由于组织化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内在张力，官僚体系主导模式仍处于成长之中，苏联的政党主导模式并未持续存在，而是在个体权利运动对高度组织化的反弹中走向解体。而商人阶层主导的社会中心模式长期处于优势地位，以至于自由民主自诩为西方乃至全球的民主灯塔。在苏联解体后，西方对社会主义极尽抹杀压制之能事，企图用自由民主取代和终结社会主义民主，大肆以威权论、崩溃论诋毁和唱衰中国民主。然而，西方国家不仅未能如愿，反而陷入了内忧外患的民主困境中：内部兴起了民粹主义，指头政治、空头政治的虚幻形式难以为继，认同政治、身份政治的痼疾难消，街头政治、码头政治的撕裂极化持续蔓延；外部则阻碍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维持霸权的惯性力量引发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剧全球民主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不断解构着西方主导建构的霸权体系。反观中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民主驶入制度化、法律化发展的快车道，人民民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维度纵深推进，并在新时代呈现全面发展之势，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上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生成了一种模式更为成熟完善的复合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政党主导的复合民主，遵循政党推动的民主发展逻辑，坚持党的领导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预期目标的根本保证。党在民主实践中将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决策领导穿透于人民民主全过程，持续强化党组织的民主方向引领与组织动员功能，充分发挥党员在民主实践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形成了党建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长效推动机制，彰显出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特色与领导优势。而党的全面领导又使得全过程人民民主形成了复合民主的内在结构形态，即民主过程和成果、程序和实质、直接和间接、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的全方位民主，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相衔接的全链条民主，民主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以及贯穿统合“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覆盖民主，协商先行与票决跟进、高度民主与科学集中、赋权民主与治理民主、政治民主与政策民主有机统一于民主的复合形态之中，彰显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形态特色以及持续、完整、有效的过程特色。中国政党主导的复合民主，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围堵与垄断，在模式维度上呈现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创新超越趋势。结 语 人类在民主起源上是“生而平等的”，从自然生长的原始民主到奴隶社会的城邦民主再到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民主在接续不断的形态演替中得以实现自身普遍性的历史建构，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随着现代民主进一步分流与演进，社会主义民主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之外的新类型，并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护持先发优势，西方发达国家将民主批判矛头由封建专制转向社会主义，理论话语由批判性向护卫性转变，政治性压倒了学术性。然而，西方近现代塑造的资产阶级民主存在着名实分离的吊诡和“伪普遍性”的霸权，对中国等后发国家民主发展进行压制、误导、抹黑的企图并未如愿，也不会得逞。近年来，西方民主日趋走衰、转型国家民主崩溃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现实，进一步揭示出西方民主理论“普世面具”下的“伪普遍性”实质。随着民主话语从西方到中国的转换以及人民民主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进阶跃迁，中国开创和生成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在民主价值、道路、制度、模式等维度彰显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创新超越优势，有利于打破民主原教旨主义和西方民主中心论，为人类政治发展提供民主政治的中国方案。编辑：思齐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10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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