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宝健：习近平关于县域重要论述的五大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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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宝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社长、学习时报社社长）

  01 从时间长度看，习近平关于县域的重要论述具有历史纵深性、时代连续性和未来前瞻性
  首先，历史纵深性。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环节和基础层级，两千多年来，县制的稳定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重要基础，而且为中华文明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所谓“郡县治，天下安”，就是说，县这一级治理好了，百姓就安定了，国家也就治理好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历史了然于胸，对县治的历史同样了然于胸。他在论述县域的地位作用时，多次讲到古人关于县治的论述，也多次提到古代选拔县官的重要性，还多次谈到古代县令的故事。
  其次，时代连续性。历史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从中国基层的农村大队（村）党支部书记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经历了除乡镇（公社）之外的中国所有层级的领导岗位，特别是在正定、在宁德、在福建省和浙江省直接领导、指导了县域发展治理实践，他的很多重要论述直接来自于他的领导实践以及他在实践基础上的思考、总结和提升。在作这样分析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忽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县域的主体是农村，七年知青经历特别是党支部书记的经历，让习近平对农情、县情乃至国情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的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时代连续性。
  最后，未来前瞻性。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讲，不仅要考虑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还要考虑全局的利益，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不仅要考虑眼前的事，还要考虑今后和长远的事，处理好近期和远期的关系，这是一个更高要求。这两者特别是后者又是一个政治家的必备素质。无论是在县、在地市还是在省的领导岗位，习近平谋划县域发展治理的时候，既没有局限于一地，更没有局限于一时，而是看得更深、想得更远，因为要使眼前所做的事既具有时代价值、又具有历史价值，如果没有宽广的胸襟、深邃的视野、超前的谋略，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今天看来，我国的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等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制度都能在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的重要论述中找到发端和源头。
  02 从场域宽度看，习近平关于县域的重要论述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区域性
  治理层级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我国历史上国家治理层级多有变化，从中央政府往下，少的时候有三个层级，多的时候有五个层级，目前我国有中央、省（区市）、市地、县市、乡镇五个层级。如果把行政村视作半级的话，那么我国的治理层级就是五个半层级。每个层级的治理范围、治理对象、治理方式都有很大的区别。同时，上一个层级包含了下一个层级的治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县域治理实践层级的演进，本身也是治理宽度的延展，相应地，县域治理所强调的内容和重点也就有所变化。
  第一，习近平作为梁家河（当时称大队）村的党支部书记，针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陕北农村的实际，为农民办实事，带领农民干实事，成为农民热爱的带头人。
  第二，作为正定县委书记，他为摘掉“高产穷县”帽子，走出“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在全省率先推行“大包干”，制定“人才九条”，广招天下英才，大抓农村党建，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在大街上面对面倾听群众呼声……当时的正定，在全国两千多个县中，不是一个大县，更不是一个富县，在华北地区却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应该说，当时全国绝大部分县都有和正定差不多的情况。经历了7年知青生活特别是农村党支部书记工作的磨练，大学毕业后又在中央机关历练一段时间，一个县的舞台就是一番大有作为的天地，习近平倾尽心血，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也使他对这片土地一直是“知之深，爱之切”。
  第三，宁德是福建沿海一个欠发达地区，也是当时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9个县有6个是贫困县，经济总量排名全省最末。从主政1个县到治理9个县，习近平以深入调研起步，建立“四下基层”制度，提出“弱鸟先飞”理念，倡导“滴水穿石”精神，下功夫改善基础设施，下决心带领百姓摆脱贫困，展现出“客观清醒、立足长远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从严治吏的领导作风，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真挚情怀”。
  第四，福建和浙江都是沿海发达省份，同时也是县域经济大省强省。得改革开放之先，两省的县域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创造了先进经验，涌现了许多全国典型。习近平把县域治理作为省域治理的重要内容和着力点，调研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县市。他7次下晋江，5次上长汀，7次赴临安，11次到义乌，边调研边思考，边思考边总结，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理念，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创造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在正定、宁德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县域治理思想。
  第五，直至到中央工作，特别是作为党的总书记，他紧紧抓住县域治理的根本保障——县委书记队伍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从而使有关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形成一个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
  从场域宽度来看，习近平关于县域的重要论述呈现多层级性，从县到地到省，直至中央；又呈现多区域性，从西北到华北到东南，基本上代表了全国不同类型的区域。我国发展面临两大不平衡，一是城乡差距，一是区域差距，在某个阶段这两大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该阶段东部一个县的财政收入甚至可以超过西部的一个省份。因此，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任何一个县都很难完全代表全国县域实际水平。在梁家河，习近平边劳动边读书，在劳动和读书中理解了陕北农村，理解了中国农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曾经多次谈起这七年知青岁月带给他的历练和收获，让他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梁家河不仅是习近平走向社会的地方，也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起点。从西北农村到华北县域，再到东南沿海开放大省，这种场域的转换、区域的跨跃，让习近平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实际和差异都有了切身感受，对改革和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03 从认识高度看，习近平关于县域的重要论述体现了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理论思维等科学的思维方法
  战略思维。战略思维就是从长远想问题、谋发展。“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就是对战略思维的最好注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战略问题和战略思维，这与他在地方领导实践中用战略思维指导工作是一脉相承的。对全省、全国来讲，县就是典型的一域。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郡县治、天下安”，鲜明地指出了一县和全国的关系。我们共产党人最远大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党内外特别是年轻人当中一些人对共产主义事业抱有怀疑态度，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1982年12月27日，习近平在正定全县的一次大会上针对“渺茫论”提出要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包括从世界上共产党成立到全世界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无论在过去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所做的努力，只要我们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人类历史上这一伟大事业一定会实现，从而坚定信心，振奋精神，满腔热忱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批驳共产主义“渺茫论”，不仅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战略思维，而且体现了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念。
  历史思维。所谓历史思维，就是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连通起来认识问题的思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树立历史思维，认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尊重历史、敬畏历史是树立历史思维的基础。在正定，习近平“知之深，爱之切”。知之深，就包括知它的历史。1984年，习近平在一份杂志上发表文章，全面介绍正定的历史。文章开头就说，“一个热爱中华大地的人，他一定会爱他的每一条溪流，每一寸土地，每一页光辉的历史。这里，我想向我的青年朋友们谈谈我的第二故乡——正定”。在文章中，他特意提到正定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尹玉峰。尹玉峰于1924年入党，与其他同志一起领导著名的正定农民暴动，打击了奉军的气焰，培养、锻炼了正定党的干部。1928年，尹玉峰同志积劳成疾不幸逝世，年仅24岁。
  辩证思维。辩证思维就是用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观点看问题。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也是领导干部应该掌握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习近平在地方的工作经历就是运用辩证思维的典范，他关于县域经济的许多论述都体现了辩证思维。
  1983年12月22日，习近平在正定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关于如何正确处理发展商品经济，他讲了六个关系，即正确认识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优势和劣势的关系、积极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关系、内涵和外延的关系、生产和服务的关系。在谈到优势和劣势的关系时，他说，拿我县“人多地少”这一点来说，用单一粮食经营的观点看待它，它就是个劣势，而用“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观点看待它，它又是个优势。地少，但是生产力水平高，粮棉生产仍大有可为；人多，加之靠近城市，交通发达，正可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可见，看问题角度不同，结论也完全不一样。
  在宁德，“弱鸟先飞”理念更是辩证思维的生动体现。闽东九县普遍贫困，无疑是一只“弱鸟”。“弱鸟”能否先飞，如何先飞？习近平提出，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没有这种先飞的意识。“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四面八方去讲一讲‘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
  系统思维。系统思维要求，在认识事物、考虑问题的时候，要把对象的相互联系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都考虑在内，既要见森林，也要见树木，还要见树木与树木之间的联系。所谓学会“弹钢琴”就是系统思维在工作中的应用。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提高系统思维、增强系统观念，认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比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就要坚持系统观念，避免倚轻倚重。
  在宁德，习近平提倡“经济大合唱”。他说：“一个合唱团，要做到异口同声，就得讲究一种主旋律、一种节奏。经济工作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强调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那非唱砸锅不可。所以，我们应提倡‘经济大合唱’。”他提出，一个地方的经济工作，上下左右要形成一个整体。各个部门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整体之外，也不能和其他部门隔断联系。任何部门搞“独立大队”，都是违背整体战略的。不仅看到某一个系统，同时还看到该系统又是一个更大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共同构成了一个大系统，这样的系统思维充分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认识问题的深刻性。
  1984年3月2日，习近平在正定全县传达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精神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农业经济已不仅是农业生产本身，而是由农业经济系统、农业技术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是人类的技术经济活动与生物系统和环境系统联结而成的网络结构。他还认为，人类不能只是开发资源，而是首先要考虑保护和培植资源。不能只是向自然界索取，而是要给自然界以“返还”，使自然资源更长久地为人类所享用、所利用。可以说，这就是今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源头。
  理论思维。理论思维是相对于感性思维、经验思维的思维方式，能够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时跳出感性和经验的局限和束缚，跳出问题看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而能够把握事物的规律性。基层领导干部整天面对繁杂的具体工作，很容易陷入到事务主义中去。实际上，不管在哪个层面上，不管做什么工作，具有理论思维对做好工作都有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理论思维，他指出，“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
  从习近平地方工作经历看，他不仅是一位能够很好处理实际问题的领导干部，而且是一位始终具有理论思维的领导干部。从正定到宁德，再到福建省、浙江省，这种理论思维既体现在他的讲话、文章中，也体现在决策和部署上。在浙江提出并实施的“八八战略”就是他理论思维的结晶，也展现了他高超的理论思维能力。“八八战略”至今仍是浙江现代化强省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在福建，他七下晋江，全面总结经验，分别在人民日报、福建日报发表重要理论文章，提出了“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不仅对福建，而且对全国的县域经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04 从实践厚度看，习近平关于县域的重要论述，许多成为党的十八大后治国理政理念的重要源头，体现了深刻的历史穿透力
  关于加强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建设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的重大主题和根本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论述最多的就是党的建设，特别是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的重大论断，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新的伟大工程来推进。党的建设包括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贯穿其中的制度建设。
  习近平在地方工作中，针对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多次作出重要相关论述。《知之深 爱之切》一书收录习近平在正定时期的讲话、文章、书信等共37篇，其中有8篇直接或主要论及党的建设。《摆脱贫困》收录习近平在宁德的重要讲话、文章29篇，其中有16篇直接或主要论及党的建设，可见，党的建设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和工作中的份量。1984年3月2日，习近平在正定全县的一个会议上，提出“政治上要敏锐”的要求，“我们考察干部主要就看两条，一是政治上是不是敏锐，二是工作上能不能创新”。
  关于党的作风建设。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把作风建设上升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中，形成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成为我们的传家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从抓作风入手，出台“八项规定”等一系列制度规定，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持之以恒纠治“四风”，推动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大振，党的面貌和形象焕然一新。从十八大以来抓党风的实践和实效回看习近平的地方领导实践，我们深刻认识到，几十年来习近平抓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以贯之的，许多制度规定和重要论述是完全有迹可循的。
  1983年12月，正定新的县委班子产生，习近平主持制定旨在改进领导作风的《县委一班人要遵守六项规定》的文件。这六项规定是：一、纵览全局，抓大事；二、反对官衙作风，注重工作实效；三、搞好一班人团结，维护县委领导的统一；四、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五、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六、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率先创优。这六项规定，每一条都包含许多具体内容。从“六项规定”到“八项规定”，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始终不逾抓党风建设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历程。
  在宁德，习近平同样把作风建设牢牢抓在手里。《摆脱贫困》一书收录了习近平写于1990年的文章《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文章开头即写道，中国有句古训：“得民心者得天下。”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靠什么得民心呢？靠的就是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认为：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他指出：我们必须过好“两关”，第一关是自我关，第二关是人性关。此前的1989年8月16日，习近平在宁德地区廉政公告大会上强调：“各级领导首先做好廉政自律，正人先正己，从我做起，当好表率，严格要求自己的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涉及自己和家属的问题，要做到不庇护、不隐瞒、不说情，用党性作为衡量自己行为的准则，严格执行党纪制定的廉洁自律规定。”他把查处干部违法违纪建房问题作为突破口，在全区全面展开惩治腐败。他对一位有顾虑的干部说：“你们是愿意得罪两三千名的干部，还是闽东二百七十万人民？”1989年3月29日，宁德地委、行署出台《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主要包括12条。一个月后，《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出台，又增加了5条。
  关于密切联系群众。《习近平在正定》一书的封面照片，是习近平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倾听一位老大娘说话，其情其景其貌，让人印象深刻，过目不忘。这张照片是习近平在正定接待群众来访的真实写照。在正定三年，习近平经常当街摆上一张桌子，坐下来面对面倾听各界群众的呼声、建议。2022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通过信访渠道摸清群众愿望和诉求，找到工作差距和不足，举一反三，加以改进，更好为群众服务。”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首先要对群众有感情，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在《习近平在正定》采访实录中，有很多同志深情回忆习近平密切联系群众的事。比如，他只要在办公室的时候，特别是晚上，门都是开着的，群众可以随时进来找他反映情况。比如，他经常骑自行车下乡，随走随看，遇到群众就聊家常。3年内，他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所有公社所有大队。习近平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他的家风传承有直接关系。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同志就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干部的基本功》，副题就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关于脱贫攻坚大业。习近平在陕北七年知青岁月，特别是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后，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够带领乡亲们吃饱饭，并为此而作出了努力。农民的贫穷、农村的贫困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对此的认识和理解也成为他宝贵的财富和坚定领导脱贫攻坚的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与贫困作斗争贯穿习近平工作始终。如期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进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成为他最大的牵挂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宁德虽处沿海福建，但却是一个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摆脱贫困》是习近平在宁德重要讲话、文章结集出版的书名，也是他在宁德三年工作的主题。宁德的扶贫是党的十八大后全国脱贫攻坚战的一个序章、一次前期探索、一场有价值的实验。他从深入调研开始，从解决认识问题入手，带头实践“四下基层”，提出树立“弱鸟先飞”意识，倡导“滴水穿石”精神，强调扶贫先扶志、淡化“贫困意识”，带领一班人真抓实干，为改变贫困面貌打翻身仗，从思想到理念，从经验到精神，为20多年后的全国脱贫攻坚积累了一笔厚重财富。特别是“滴水穿石”富有深刻哲理，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方法，成为“精准扶贫”理念的“星星之火”。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为人类贡献的重要思想理念。发展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怎么发展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这样一个问题，习近平在地方实践中早就开始思考。2002年11月24日，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的第四天即前往浙西南的丽水调研。在连续3天的调研走访中，看到丽水的“秀山丽水”，他对当地的干部说，从长远的眼光看，丽水的资源优势是无价之宝。随后，他在全省推动“绿色浙江”和生态省建设。在一系列县市考察中，他持续强调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给县市领导们留下了深刻印象。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来到安吉县的余村。正是在这里，他提出了著名的“两山”理念：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实际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浙江的许多县都坚定不移地按照这一理念走上了“生态立县”的路子。党的十八大之后，“两山”理念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两山”理念不仅改变了浙江，也改变了中国。今天的祖国各地，美丽中国的画卷越来越引人入胜。
  05 从理论深度看，习近平关于县域的重要论述具有内容的丰富性、体系的系统性、实践的指导性
  内容的丰富性。有人做过比喻，在县域这个层次，除了没有外交国防，其他各种元素齐全，各方面功能齐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县，大的有几十万、上百万人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功能齐备。习近平关于县域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正定、在宁德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县域治理的方方面面。
  对《知之深 爱之切》的37篇文章，我们可以逐篇梳理，主题包括政治要求、老干部工作、思想教育、教育文化事业、精神文明建设、党风、人才、妇女儿童、团组织、青年、基层组织、机构精简、商品生产、农村基层班子建设、清理农村财务、县委班子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发展商品经济、“半城郊型”经济、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领导干部领导水平、农业农村经济、领导干部政治和工作要求、向基层学习、念好人才经、改革要讲效率、改进领导方法、如何对待有争议的能人、深化改革、中青年干部“尊老”、以史为镜、改革工作、刹住不正之风、增强企业活力、整党工作，等等。
  《摆脱贫困》中29篇文章，在“摆脱贫困”的大主题下，还论及许多其他方面内容，如密切联系群众、廉政建设、秘书工作、信访工作、新闻工作、财政经济、畲族经济、林业经济、民族团结、产业政策、乡镇企业、人大作用、共青团改革，等等。在福建、在浙江，针对县域治理，习近平论及的问题更加广泛而深刻，如，环境保护、生态文明、民营企业发展、林权改革、对外开放、海洋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立县、山海协作、“千万工程”、强县扩权、“绿色GDP”、农村新型合作体系、基层民主监督，等等。
  完整的系统性。对习近平关于县域的重要论述进行系统性研究的成果目前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根据本文的初步研究，可以认为，习近平关于县域的重要论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系统，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科学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习近平关于县域的重要论述既立足当时，又与时俱进，系统回答了县域发展和治理需要解决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看似个别、部分独立的论断，统筹集合之后就具有了内在的联系、逻辑的严密，整体性、系统性骤然突显。习近平关于县域的重要论述围绕为什么要搞好县域发展治理、怎样搞好县域发展治理，回答县域发展治理的目标任务、对象内涵、方式方法、激励动力、环境条件、根本保障以及如何避免走弯路、走岔路、走错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实践的指导性。理论的价值要在实践中体现。对实践的指导性越强，理论就越具有价值，也就越具有深度。一种理论的指导意义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别人赋予的，而是来自它的科学性、真理性，来自它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习近平关于县域的重要论述不仅可以指导县域发展治理取得成效，而且其中许多观点在党的十八大后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成为国家制度和战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今天的县域治理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或者说，经过时间的磨砺，习近平关于县域的重要论述愈加显示出理论的巨大威力，显示出对实践的指导价值。（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7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