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志勇等:数字经济时代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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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志勇 刘畅畅（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数字基础设施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实现了显著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制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其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仍然严峻。根据国际惯例，基尼系数超过0.4，被视为收入差距较大，而在2020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8，处于国际警戒线水平。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依然是制约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和人民幸福的关键因素。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国逐渐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同时，数字基础设施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先行官，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对缓解城乡“数字鸿沟”具有重要作用。作为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数字基础设施是否会成为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新方向？它如何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作用？基于此，研究数字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于加快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步伐、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现有研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如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要素，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因素，基础设施因素。对基础设施的讨论多数学者落脚于交通基础设施等传统基础设施，少数文献关注了数字基础设施的分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聚焦于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经济主体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应用和经济主体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三个方面构建数字基础设施指标体系，系统地评价了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为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和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关系，分别设定门槛变量为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和城镇化水平，研究其在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中存在的门槛效应。

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

改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能够使贫困家庭的收入提高，从而使城乡住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已有研究表明，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于促进农民增收是有利的，并且还可以间接使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本文主要从助力农业增收和提高非农收入两个角度来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如何促进农民增收，使得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从助力农业增收的角度分析，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生产、销售和流通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有助于增加农民的农业收益，导致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降低。其一，在生产领域，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可以帮助农民及时发现农作物的市场行情，降低农业信息搜寻成本，增进农民与专家的线上联系，有助于农民作出理性的种植决策，采取科学种植方法，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最终提高农民收入。其二，在销售领域，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建立可以带动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增加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使农民可以通过电商直播带货的方式售卖农产品，扩大宣传力度，传播范围更广。其三，在流通领域，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动农村流通业数字化发展，帮助农产品快速出村、出城，缩短农产品流转时间，拓宽农产品流通渠道。而且，互联网水平较高地区的流通业发展能够促使农村住户增收，进而使城乡收入差距减小。

从提高非农收入的角度分析，为使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缩小，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可以通过增加就业渠道和提升人力资本两方面来带动农民非农就业，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的建立与改善不仅可以使农民能够通过网络直接获取招聘信息，而且还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增加了新的就业渠道。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的建立与改善使农村人口接触到高质量的网上教育，提升人力资本，适应现阶段的就业形势。农民可以获得与城镇住户同等的线上教育资源，以较低成本提升专业能力，增加农民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改善能够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假设2：数字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助力农业增收和提高非农收入两个机制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

人力资本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就业结构转换的过程中，只有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和教育水平的劳动者才能够满足新型就业岗位的需求。而且，教育人力资本能够提高农民工对于互联网的使用频率，进而增加其选择新型就业岗位的机会。因此，在教育设施较完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农村住户文化水平程度相对较高，对智能化设备和网络技术掌握较快，容易满足新型岗位的要求，从而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农村住户对数字化设备和网络应用掌握不熟练，较难达到就业岗位对新型人才的要求，不利于农村住户收益的提升，难以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人力资本能够使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显著。

交通基础设施也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从物流方面为电子商务带来发展，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的应用。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物流业的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条件优越，能够带动物流业促进经济增长，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则会阻碍物流业水平的提升。因此，交通基础设施能够通过带动农村电商的发展，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应用，使农民的收益提高。另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的进步还可以通过促进农民增收来改善农村住户人力资本投资能力，为数字基础设施及数字经济的研发提供储备人才。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改善农村住户的教育观，提高其对教育的投入，加速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使农村住户农业和非农业收益增加，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因此，一个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条件优越时，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更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交通基础设施可以使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明显。

在城镇化的收入效应、消费升级效应和消费环境改善效应作用下，城镇化水平已经是影响网民规模、互联网普及率等数字经济发展指标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硬件支撑。根据城市领导理论（Urban Leadership Theory），城镇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支持，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更高发展水平的平台与载体。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会使政府的财政收益增多，提高了其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农村住户的收益不断增加，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因此，当一个地区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时，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更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城镇化水平可以使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显著。

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仅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选取指标是远远不够的，本文还从数字基础设施的应用情况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两个角度来选择指标。由于数字基础设施指标的测算存在困难，现有针对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指标较少，本文选取3个一级指标和12个二级指标反映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从光缆、移动基站、互联网宽带、域名和企业网站五个方面反映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数字基础设施应用主要从数字电视、宽带互联网、移动电话、计算机使用四个方面反映经济主体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应用情况；而数字基础设施利用率的测度指标较少，因此，选取电信收入、信息就业和电商销售额三个方面的指标侧面反映经济主体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利用率。本文采用熵值法对上述指标进行处理，计算综合得分。由于移动基站密度的原始数据受限，本文在对31个省份（除港澳台外）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后，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出2013—2020年各省份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的值。

本文选取了2013—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模型（1）展示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渐地缩小，符合本文的假设1。

模型（2）和模型（3）是从助力农业增收的角度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由模型（2）可知，数字基础设施对农业收入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而模型（3）表明了数字基础设施与城镇经营性收入之间不存在明显关系。结合两个模型的结果，说明数字基础设施可以缩小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因此，数字基础设施能够通过助力农业增收，缩小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模型（4）和模型（5）是从提高非农收入的角度论述数字基础设施的进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模型（4）表明了数字基础设施确实能够促进农村住户非农就业，以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而模型（5）则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与城镇工资性收入之间没有明显关系。结合两个模型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而对于城镇住户的工资性收入没有明显作用，从而缩小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

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呈现出缩小趋势。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出现了新特征，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南北差异”逐渐成为新气象。而且，在2017年两会时，李克强总理也曾提到，中国经济走势分化转变为“南北差距”。因此，为考虑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影响，本文将全国样本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两个样本。由模型（6）和模型（7）的回归结果可知，由于不同地区之间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程度不均衡，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南方地区较为明显，而在北方地区不明显，体现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

前文对数字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线性关系进行了回归检验。为了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本文引入面板门槛模型。选取人力资本（edu）、交通基础设施（lntra）和城镇化水平（lnurb）作为门槛变量，确定模型存在门槛效应后，本文依次对模型进行了单一门槛检验和双重门槛检验，最终只展示了三个变量分别对应门槛模型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由表3所示。

门槛变量为人力资本（edu）时，由表3可知，人力资本的两个区间中数字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有差异，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当人力资本水平不同时，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人力资本的发展会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也会加强，符合研究假设3。

门槛变量为交通基础设施（lntra）时，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之间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而且，越过门槛值后，交通基础设施对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好的地区而言，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会更强，符合研究假设4。

门槛变量为城镇化水平（lnurb）时，由表3可知，城镇化水平的两个区间中数字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有差异，表明数字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这表明，当城镇化水平低于门槛值时，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缩小作用；而当城镇化水平高于门槛值时，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会增强。因此，城镇化水平确实在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单一门槛，符合研究假设5。

研究结论

本文在理论剖释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2013—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其一，从线性角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不断改善，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其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可以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导致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和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其三，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南方地区优于北方地区；其四，从非线性角度来看，数字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会随着门槛变量的不同区间取值而发生变化，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和城镇化水平均在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中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并且人力资本水平越高、交通基础设施越发达、城镇化水平越高时，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会显著增强。

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数字基础薄弱，5G互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基于此，政府应通过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发展，推动5G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基础设施向农业领域延伸，加快智慧农业生产、物流、加工等步伐，培育数字基础设施利用的新型农业经济组织与新农人。

第二，运用数字技术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数字化、信息化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应用促进城乡公共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加大优质资源数字化供给，做优做强数字教育培训资源，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数字工作能力；构筑城乡公共服务网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网络化、互联化的特点，推动城乡各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数字公共服务公平普及。

第三，实现城乡的深度融合。推动城乡信息化融合发展，促进城市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向农村流动，并推动城乡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形成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来源：乡村发现转自：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