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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瑞雪
为什么“积分制”能在乡村治理中“生根发芽”?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对村民来说,积分制符合村民朴素的公平价值观和对公平正义的守望。传统乡土社会较为封闭和稳定,很多事不需要说得太明白、算得太清楚,不然就伤了情分。人们常说“公道自在人心”,平常爱去别人家红白事里帮忙,等自己家有事的时候,来帮忙的人自然就多,人际交往和付出、乡村正义和公平在长期动态里实现平衡。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乡土社会的稳定性被打破,传统习俗的约束力降低,部分村民“不道义”“不讲理”很多时候让人无可奈何,有了积分就有了更为明确的事实依据和评价标准,可有效避免老实人吃亏的问题。 对村干部来说,积分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治理工作“没依据、没抓手、没人听”的难题。当前村庄不同程度地存在村级干部老龄化、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后备干部人才匮乏的情况,部分村级干部本领恐慌,“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加上有些村集体经济薄弱,影响了在村里的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村民在村级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参与度不高。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而积分制正是把纷繁复杂的村级事务标准化、具象化,并将村民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让治理工作可量化、有抓手,因而大大调动了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啃下治理“硬骨头”。 对乡村而言,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正是适合积分制生长的土壤。一谈起农村工作,就会说到这句话,“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这说的是党员干部在农村工作中的重要性,也从侧面反映了在农村这个熟人、半熟人社会中村民间的紧密联系。是否参与村级公共事务,是否孝敬父母,是否按规定移风易俗,这些都很难逃过村里群众的眼睛,而积分制的执行正需要这样低成本的监督机制。并且,积分高低兑换物品的多少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面子”“脸面”更为重要,能够有力提升村民的参与积极性。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定义目前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对它的定义都包含“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程序化”等标准。笔者以为,把复杂的评比内容具体化,把无形的道德标准有形化的积分制正是向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如何在实践中用好“积分制”?笔者以为需要注意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党建统领,抓实抓细抓长远。乡村治理是个复杂而系统的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既然如此,就要坚持和加强党建统领,为积分制的实行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确保它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谨防“一阵风”“运动式”等问题。 二是充分依靠群众,真正凝聚群众。在积分制实行的过程中,要充分给予群众“参与权”“评价权”“知情权”,让群众成为治理工作中的决策主体、执行主体、监督主体,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 三是合理设定规则,虚功做实重在“用”。积分制是为实际工作服务的,一方面在每项加、减分的分值权重上设置应合理,另一方面要加强沟通协调、互动联动,把积分制的结果融入到村民自治、环境整治、信访维稳等多个社会治理环节,真正影响到村民的生活,正向推动基层群众“崇德向善”。(来源: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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