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6%”的现实分歧和改革的历史遐想

国粮

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高级研究员）
  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去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年份，向来以中国奇迹和中国速度为豪的GDP增速兵临6%的关口，创自采用国民账户核算体系以来的新低，引起了学术界和政策层的高度关注和热议，在认识和讨论过程中也引起了越来越大分歧。
  一、6%关口的分歧：改革派VS刺激派
  分歧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从政策主张来看是“长期改革派”和“短期刺激派”，从各自理论基础来看是“结构论”和“周期论”。前者认为恰恰是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造成了当前的经济下滑，因此不能再继续饮鸩止渴进行投资和债务的扩张，应该保持定力加快结构性改革和去房地产化，依靠结构性力量来对冲周期性下滑，真正从速度情结中走出来实现高质量发展。
  而短期刺激派则认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很严峻，在货币刺激很难有效的情况下，必须立即采取财政“猛药”来进行逆周期调节，紧急制动“踩刹车”以防止汽车下坡过程中的失速风险，否则企业破产和人员失业等状况会进一步恶化。另外，当前的高债务和通胀都不是问题，财政赤字短期内也不是问题，所以政策层不应该有那么多顾虑，应该果断加大财政投资的剂量。
  政策主张的分歧最终落脚到6%的数字上，是继续把有限的和越来稀缺的“政策子弹”布局在6%的防线上进行“意义不大的抵抗”，还是退守6%的关口，集中力量布防5%？汇率破了7，集中力量布防7.1，不也是没出啥大问题吗？余永定等学者认为，6%非常重要，要尽全力守住，否则可能引起进一步的下滑。而且当前的政策不仅没有全面逆周期扩张，而且有许多政策还处于收紧状态，应该毫无顾忌的释放宽松政策来“踩刹车”，防止经济进一步失速以致于发生‘踩踏事故"。
  二、6%的真实体感与中国经济的三大“悬崖”
  6%就真的那么重要吗？数字当然是抽象的，但数据背后的人员就业和企业经营状等却是实实在在。6%的速度意味着什么呢，和7%有什么区别？只是统计局的数字游戏，还是中国经济的真实写照？是不是中国这个经济体，如果不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就会引发大批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那么所谓的从高速度转为高质量，是不是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速度和质量必须是替代的吗，没有了速度，质量能不能保障？
  从最近一段时间的调研和观察来看，“6%”的确在现实的微观层面演绎，身边的企业家朋友普遍认为很严峻，有的在裁员，有的在撤项目。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再加上CPI陡然上升，生活成本变相提高，实际工资水平在下降，6%的真实“体感温度”的确很低。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当前的宏观风险主要面临着三大“悬崖”，第一个就是速度悬崖，也就是并不是6%这个数字本身的水平大小，而是速度下降的太快。就像从6楼到1楼，用梯子一层层的下，一层层的消化和平滑下楼的风险，还是直接从楼上跳下来，这里面有个本质的区别，所谓的“减速治理”。所以短期刺激派主张加大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剂量的理由，就是为了防范速度下降太快造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第二个是财政悬崖，赤字扩张的太快，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的财政依赖特别强，政府的钱袋子一旦大幅缩水，就会影响政策能力甚至是国家治理能力。尤其是过去用财政赎买稳定的做法可能会大打折扣。如果政府因为赤字导致兜底能力减弱，对国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的信心冲击会比较大。从下面的两张图显示，2019年的财政赤字呈现自由落体的态势，而且地方政府的土地转让金支出开始大于收入，也就是长期依赖的土地财政都不赚钱了，这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第三个悬崖，过去可能觉得是长期变量，或者慢变量，现在也成为一个短期风险的来源，那就是“人口悬崖”。我们看到新出生人口的数量从2018年开始出现惊人的断崖式下跌，2019年的新出生人口竟然只有1100万。这个现象一方面会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对当前经济下滑到6%的一个反应。
  三、让子弹飞一会，等待边际上的改善转换为趋势性力量？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形势的确很严峻，而且呈现出断崖式下跌和速度失控的态势。那么是不是就应该不计成本的重新加大货币和财政刺激，包括继续用房地产等手段来拉动经济而不惜牺牲结构呢？
  我认为也未必。事情要分两面来看，风险和问题总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但经济内生的韧性却是在潜移默化的发生作用，这是所谓的“结构性力量”。另外，如果经济下行的太快，经济自己会产生一部分反抗力量，也就是所谓的“周期性力量”。而且，巨大的财政悬崖的背后，是减税和基建投资等大幅扩张，这些投入不可能不激起一点水花，仍然会赎回一定的“经济增速”。
  事实上，现在很多指标也在边际上悄悄的发生变化。比如说作为投资先行指标的挖掘机产量和销量在大幅反弹，战略新兴产业PMI指数表现不错，消费者信心依然维持在高位，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完成额止跌回升，尤其是，作为景气先行指标的制造业PMI在11月份改善明显，重新回到荣枯线以上；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自5月份以来虽然仍然是负增长，但降幅已经大幅收窄。这些迹象都表明，经济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而且有筑底的迹象。
  所以我的观点是，先不要着急用猛药，毕竟现在财政手中没多少钱，货币政策在通胀的压力下也越来越有限，政策资源已经变得非常昂贵，所以钱更应该用在刀刃上。我的建议是，在当前经济已经出现稍微缓和的情况下，还是让子弹再飞一会，保持现在的政策力度先不变，看看这些改善的迹象能不能成为筑底的力量，或者至少可以降低经济下滑的速度，也就是为经济着陆搭建一个梯子或者缓冲垫。这也是对中国经济韧性的一次有耐心的检验。
  四、北宋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从历史中寻找启示
  中国历史上当经济和财政出现问题的时候，也会遇到类似今天的分歧。比如北宋宋仁宗后期，军事花费较大，财政出现亏空，经济也没有起色，国家面临较大的困境，所谓的“三冗危机”。
  这个时候出现了两种声音的改革派。一个称为温和改革派（类似现在的供给侧改革派），代表人为范仲淹和富弼，主张精兵简政和政府干预，减少税收和其他攫取，让利于民等等，所谓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条建议，主要是整顿吏治。这个方案一度给社会带来了希望，引起了各方面的欢迎。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一是执行走形，很多基层官员利用改革的机会乱作为，造成了不好的后果然后怪罪于改革派；二是改革触动了很多官员的利益，引发了官僚阶层的反抗。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当然留下了流放千古的《岳阳楼记》。
  另一个称为强硬改革派，主张强化政府权力和国有力量，通过政府强势介入经济来赚钱的方式解决商人垄断和财政亏空问题，该派的代表是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王安石改革的核心是国有化经营，比如均输法，就是政府自己经营运输业；青苗法，就是政府自己经营信贷业；市易法，就是政府自己经营商业，等。而募役法，方田均税法等，不过是重新核算人口和土地来提高征税。改革的结果，短期内的确改善了财政，但是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扰动，出现了大量因青苗法强迫贷款后还不起债和募役法交不起税而流离失所的流民。按照学者郭建龙（见其著作《汴京之围》）的观点，王安石改革的负面影响倒不是改革本身，而是为了强推改革将一些道德低下和没有能力的年轻官僚送上了权力层，为后面的党争和乱局埋下了伏笔。
  历史很复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真相还需要进一步挖掘。但是，设想一下，如果范仲淹的温和改革能够推行下去，宋朝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气象。拿当前来看，温和的供给侧改革已经是共识，减税的效果似乎在显现，但是执行的力度和精准度（比如有些税越减越多）还需要加强，尤其是在政府自身的供给侧改革层面，最近几年因为债务扩张形成的财政幻觉，增加了很多冗余部门和人员，进行了很多无效投资，如果在这方面精兵简政下点功夫，会不会又可以置换部分政策空间？
  在经济增速抵达6%的关口，是保持定力坚持温和改革，还是下猛药实施货币和财政刺激，或许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历史的教训实实在在的摆在那。如何让在宋朝改革失败的范仲淹，在今天能够按照供给侧改革的逻辑顺利推行，这可能是比保6%还是保5%更加严肃而迫切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