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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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财政金融室）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经济要保持长期稳定需要在中长期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把长期经济增长动能架构在内部供需基本平衡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逐步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均衡。经济增长主要应当建立在报酬提高驱动的内需上，全面促进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任何政策启动，都需要财政政策支持，既要挖掘财政政策的潜力，更要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以及财政货币政策与分配、就业、社会保障、投资等政策的综合协调作用。

第一，完善分配制度，努力增加百姓收入。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只有收入增加，才能从基础和制度上带动消费。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协调统筹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之间的作用和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使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

第二，支持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地支持就业。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绝大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政府层面，要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从经济循环看，就业是沟通社会需求与供给的桥梁，是连接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纽带，是支撑经济运行的“基本盘”。财政、金融、就业政策紧密结合，促进就业公共服务，支撑经济，扩大内需。

第三，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和养老、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支持银发经济。明显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保证百姓基本生活。

第四，处理好中长期与短期扩大内需的关系。尽管长期扩大内需要靠收入水平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基础性设计，投资则可以在短期形成需求，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期不能忽视。考虑到我国储蓄水平比较高，经济下行期一般民间投资意愿不强，以政府投资启动和拉动经济回升，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可以进一步发力，创新地方政府专项债使用仍然是优先选项。政府专项债，直接支持有收益的公益投资项目，“自求平衡”，不计入财政赤字，却以同样的张力有带动经济的作用，现在还有较大政策空间。把长期支持扩大消费与短期支持投资相结合，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第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实现扩大内需合力。要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和政策负担关系，使各级政府支出、财政能力与刺激政策任务的承受能力相匹配。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合理安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实行差异化补助政策，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更加均衡，相应增强地方财政政策实施能力。

第六，支持扩大内需与支持扩大外需相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风险与机遇并存，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实际上，不管是疫情暴发的2020年，还是今年前三季度，出口和外需的贡献都有较大提升。

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经过2020年大规模扩张性刺激政策之后，2021年与2022年赤字、债务有所收窄，但依然处于高位；现在进入财政金融同时收缩期，形成罕见的“高通胀、高债务、高利率”；滞胀，甚至衰退概率增加，各国间汇率波动加大。这对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提出了巨大挑战。财政货币政策、利率汇率政策也要内外协调，以更好支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尽一切可能最大化利用扩大开放扩大外需，促进进出口、内外需相协调。（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