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重庆:返县青年与县域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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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吸引更多的青年下乡、返乡成为了乡村人才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着力点。但在具体的实践中，“返乡青年”类型的差异性却被忽视。

在当下的语境里，人们习惯于把从劳动力输入地返回输出地择业的青年称为“返乡青年”，并且想当然地将“返乡”理解为回到狭义的故乡即其出生地的村子里。“返乡青年”也往往被理解为主动回到家乡从事以农业为主的创业青年。个别因特殊原因无法在外继续打工，或者创业失败而不得不返乡的，则不会被当作“返乡青年”看待。总之，“返乡青年”往往被视为是一群在外有所成就，而今热爱家乡、选择在农业领域创业的青年人。

但事实上，今天青年人从劳动力输入地返回输出地择业，不可一概而论。其一，“返乡”不一定是返回狭义的故乡，而可能是回到其家乡所在的县域；其二，“返乡”也不一定是从事农业创业，而有可能选择非农就业。所以，与其称“返乡青年”“返乡创业”，不如叫“返县青年”“返县就业”。

人们不禁要问，大城市的就业机会多，有些青年人为什么要“返县”？道理很简单，大城市固然就业机会多、工资相对较高，但生活成本也越来越高了，算下来其实所剩无几。如果给“农民工”分代的话，今天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青年人，起码可以算为第四代“农民工”了。他们在生活习惯、消费观念上已经大大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如不愿意住雇主安排的集体宿舍，而宁愿到城乡结合部或者城中村自己花钱与人合租农民屋，只是现在城市扩张快，要么城中村被改造，要么城乡结合部越来越远离市中心。这些因素都导致居住成本与通勤的时间成本抬高。另外，初为人父人母的青年人再也不愿意将子女留在家乡当留守儿童，但把子女带到自己打工的城市一起生活又不堪重负。而另一方面，随着教育部门多年来在我国广大农村实施大规模的“撤点并校”政策，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于县城。所以，青年人为了让子女获得良好教育、核心家庭团聚及对家乡年老父母的照顾，回到家乡所在县城买房或者租房便成为近年来的新动向。

我国绝大部分县城已经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消费型小城市，教育资源集聚带动了人口集聚，教育消费带动了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房地产消费，诚如叶敬忠所言：“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并非农村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而恰恰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手段，是追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主义的战略安排。”一般情况下，今天县城的常住人口大概占到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人口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产业集聚，建筑装修、家教家政、托学托幼、饮食外卖、快递物流、保安保洁等第三产业也在县城里出现，这给在外打工而学有一技之长的青年人返县就业提供了可能。当然，小县城毕竟不是大城市，不仅工资相对城市偏低，而且就业岗位有限。贺雪峰认为，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已难以为进城农民提供制造业就业机会，县城无法容纳大量人口就业，那么，“县域范围内的农民进入县城，就只可能是过渡性的，会致使农民必须再次选择进城，一直寻找到可以就业的地方。”不过，我们在此讨论的“返县青年”并非贺雪峰所指的县域范围内初次进入县城的农民，“返县青年”其实也不是不了解县城就业的前景，只是因为人生阶段中诸多制约因素，不得不“返县就业”。

“返县青年”虽然有些无奈地从劳动力输入地返回输出地，但这依然值得致力于乡村振兴的地方政府重视。起码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打工潮”以来，离土离乡不仅是生计所迫，也是一代农村青年人的价值观念所系。不出去打工的男青年，往往在相亲时得不到女方的青睐。同样，如果从打工地撤退返乡，则被视为无能或者失败。加上十多年前的打工者没有像今天的人们如此重视子女教育，以及当时的县城尚未形成房地产市场，所以，曾经作为青年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基本上不可能选择“返县就业”。而第四代农民工选择“返县就业”，则既可以避免“返乡”可能遭受的非议，又可以凭其一定的经济能力和技能在县城买房或者租房安家就业。至于以后第五代、第六代“农民工”是否也会选择“返县就业”，恐怕还得看政府能够为当下青年返县就业或者创业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人才是关键。在青年人往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大势之下，青年人才严重缺乏已经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普遍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做青年群众的引路人”。那么，对待部分愿意甚至已经返县的青年人，我们是推动其进一步返乡创业，还是在县域城乡流动、县域乡村振兴的框架下为青年人发展提供帮助？

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善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与县城及县域范围内的联系日益便利，互动也日益频繁，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县域整体加以谋划。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以县域为单位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立足县域布局，以县(区)为单位创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把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城，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把城乡关系摆布好处理好，一体设计、一并推进。要强化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县乡村统筹，加快形成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的建管格局，推动公共资源在县域内实现优化配置。要赋予县级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可以说，在乡村振兴的空间单位已经从村域、镇域扩大到了县域的情况下，返县青年既在县城居住工作，又需要返乡照料父母，其频繁在县域城乡之间往返的生活，正好是其扮演县域乡村振兴重要角色的优势。从返县青年发展的角度看，与其鼓励其返乡创业，不如鼓励其如何在县域城乡流动及县域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作用。而此二者之间的政策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

如果是鼓励返县青年返乡从事农业创业，政策支持重点应该围绕农业生产方面(如高标准农田改造、水利建设、农业科技应用、土地流转、带动农户等)的补贴与奖励；如果是鼓励返县青年在县域城乡流动及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则政策支持重点应该是在县城或者县郊创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区以及青年创业孵化基地，鼓励、支持返县青年进入园区创业，提供贴息贷款或小额贷款，提供低廉办公场地或厂房，兴建廉租房，并为返县青年的子女在县城入托入学提供帮助。以此一系列优惠政策将本来是权宜性返县就业的青年留下来，并进一步吸引更多的青年返县创业。只有青年人才回流到位了，才能形成在地创业的局面，从而逐渐实现将产业链的主体留在县城的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青年强，则国家强”，也可以说青年强，则乡村振兴工作强。当然，“青年”并非一个同质性的概念，在青年群体中也存在不同的阶层，这决定了青年创业在起点、类型、规模、取向、目标上的不同。所以，支持青年发展，非常需要分类细化，以便因地制宜、因类而异地鼓励、引导青年发现各自优势，甚至还可以将表面上的劣势转化为优势，如返县青年平时不得不在县域城乡间往返的无奈其实也使得他们比别人更方便链接城乡，更直接了解城乡之间的相互需求。返县青年就是一批非常特殊的青年主体，如果我们能够将他们引导到县域乡村振兴的舞台上，他们就有可能发挥出在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时无法表现出来的才能。

返县青年在县域乡村振兴中扮演的角色可能并非新型农民或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他们可能离土不离乡，也可能离乡不离土。在青年群体中，返县青年的人数在规模上虽然尚未为人关注，但其在县域乡村振兴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却值得期待。我们应该像关注县域乡村振兴那样关注返县青年，支持返县青年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促进县域乡村振兴。(来源：乡村发现转自：《青年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