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必良等: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建设农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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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必良 耿鹏鹏（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安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从产品生产到社会福利的发展模式转换

摘要：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能够服务、丰富和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农业发展理论，其核心线索是谋求农业农村的要素贡献与食物供给，强调农业改造、生产发展以及要素的配置效率，但普遍忽视了由农耕文明、村落文化所承载的人文福利，忽视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及其相关联的生态福利。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严酷的人地关系、优良的农耕文化与丰富的生态资源决定了中国式“农业强国”的目标，必须是安全最大化基础上的福利最大化。因此，中国式“农业强国”需以物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从产品生产过渡到社会福利，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中，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关键词：产品生产;社会福利;农业强国

农业是立国之基、强国之本。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深刻阐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巨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调与核心，必须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所以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既是针对目前我国农业大而不强的客观实际提出的重大任务，也是针对现代化强国不能有明显短板与弱项而作出的重大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2。在已经走过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关键性支撑作用。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明显改善，自育粮食品种及其适应性不断拓展，农业社会化组织逐步发展壮大。截止2021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83.5公斤，远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中国用约占世界9%的耕地，生产了占全球近25%的粮食，养活占世界约20%的人口，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一世界农业经济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有力回击了一度甚嚣的“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3。

但必须深刻认识到，在保障巨大规模人口的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同时，我国特有的农耕文化所承载的人文精神与生态理念并未获得充分的关注与拓展。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必须充分挖掘丰厚的农耕文明基因、精深的生态哲学智慧与优秀的乡村文化积累，不断释放个人修养、美学欣赏、人文关怀、社会规范的时代价值，促进乡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相协调，让中华农耕文明的历史根脉成为支撑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宝贵资源财富与社会福利源泉，以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服务、丰富、创新中国式现代化。

一、农业与经济增长：主流理论的偏差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常论常新的重要话题，不仅是经济学家长期研究的核心对象，也是各个国家和经济体所关注的重点内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讨论主要涉及两种相互联系的定义：一是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持续增长（总产出持续增长）；二是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人均实际产出持续增加）。由此，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重点是：聚焦于国家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生产结构的现代化，发掘经济增长的内在规律性和发展周期性，探索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动力机制，谋求物质匮乏的最小化和经济财富的最大化。

长期以来，由于传统农业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且维持着劳动密集的低效率的传统生产模式，所以主流经济学往往视传统农业为低效率的典型形态。上世纪50年代，否定农业增长贡献而推崇通过国家工业化建设以实现经济飞跃一度成为经济学主流思潮，随即诱导了诸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优先工业化、忽视甚至损害农业的发展道路。然而，基本的发展事实却是，别说工业发展与经济起飞的实绩远未达到预期，普遍呈现的是这些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甚至国民基本的食物供给也缺乏安全保障（苗洁、吴海峰，2012）。

由此，“农业不能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观点遭到强烈的学界质疑，进而主张改造传统农业以形成可支持经济增长的现代“效率农业”。其中，刘易斯（Lewis,1954）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维持生计的部门”中的劳动力参与到以现代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部门”中就业，随着农业的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提高，农业会自发出现速水佑次郎和拉坦式的诱致性技术进步，并进一步强化农业生产能力。然而，刘易斯模型将农业视为附属部门，农业的增长与进步内生于城市部门的发展。费景汉、拉尼斯（1964）所修正的刘易斯模型虽然极为重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劳动率提高的目的在于节约农业劳动力并强化其转向城市的“推力”，这依然是农业附属于城市部门的刘易斯范式的逻辑延续，农业不可避免成为了赫希曼（1992）“不平衡增长”理论中所提及的次要部门。关于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舒尔茨（1987）驳斥了刘易斯的“零值农业劳动学说”，并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在于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杂交种子、机械这些物的要素和具有现代科学知识、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农业才可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与舒尔茨类似，库茨涅茨（Kuznets,1966）也认同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其核心关注点依然是动员农业资源所支持的工业化。显然，支持农业发展、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指向实际上仅仅是关注于农业的工具性价值。不可否认的是，诱导现代农业卷入工业化发展进程的理论实践确实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进步，但农业仅作为经济增长函数中或轻或重的一个变量，掩盖了农业内生的多功能性和多维价值属性。

主流经济学的价值判断是以效率实现和经济增长为核心标准。其中，经济利益对个人活动具有决定性支配作用，“利益最大化”成为个人的目标函数，文化、生态、道德伦理等非经济因素被排除在外。经济学范式中人与人的关系更多地让位于物与物的关系，谋求生产要素充分贡献与物品有效供给，强调生产发展及其对资源禀赋等自然力的“物尽其用”成为“物本化”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如萨伊（2009）所言，作为资本的机器以及科学对于财富增长的作用，正是促使自然力为人类服务以增加产品种类和数量，从而获得财富积累的真正原因。由此，主流经济学存在着重要的理论偏差：一是片面强调经济学工具理性而摒弃人文精神，以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自由竞争机制来保障效率和增长（张川川、李涛，2015）。但人类社会本质上并非“物本化”社会，而是有机的、历史的和具有人文属性的“人本化”社会，内含着关怀、尊严、人生追求和价值实现，以及对人类传统文化、生存智慧的珍视，对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二是功利性地谋求经济增长，缺乏对生态资源、环境价值、自然资本及其价值属性的关注，诱发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生态失衡，“生态赤字”问题愈发严峻（朱成全、罗影，2013）；三是“效率至上论”扭曲了人类的经济理性，摒弃了人类的社会理性和生态理性，忽视了人们的效用函数在本质上是福利最大化基本逻辑。早在1991年罗纳德•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他就深刻地指出：“经济科学从人类创造财富的道德科学变为资源配置中的冷酷逻辑，人性的深度和丰富度是最显著的代价。现代经济学不再是研究人类的学科，已经失去了根基，偏离了经济现状。因此，尽管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危急时刻人们迫切需要经济学家们的忠告，而他们却很难说出多少连贯且有见地的话。”4

同样，以农业效率增长为导向、以产品生产为核心的农业经济理论传统也存在着重要缺陷。第一，小农理性（经济人属性）以及对市场的敏感性虽被一些学者强调（舒尔茨，1987opkin,1979），但事实上农民出于其严酷的生存环境，为了规避风险而遵循“安全第一”的准则，小农在多数情境下甚至没有对于利益最大化开展计算的机会。因此，农民的经济行为往往遵循生存伦理而非纯粹的经济理性，道义规范和公正感比个体利益的计算更为重要（斯科特，2011）。韦伯、卡尔伯（2010）也发现，对农民而言，“挣得多一些并非那么诱人”。这意味着，以理性人假设和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度量农民的经济行为必然存在较大偏误；第二，农业的生命特性和多功能属性决定了农民经济社会活动的目标函数是效用最大化，而在以经济增长、开放竞争为核心的市场机制中，农业多维的非经济价值并不能得到充分体现。事实上，随着财富积累和生活条件改善，社会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作为对新的市场机会的响应，多元化、绿色化、健康化和精神化成为农民生产经营目标函数的重要变量。以产量与效率为导向的生产经济学，已然无法表达生态与社会功能所决定的广义福利经济学（罗必良，2021）。就农业本身的生物特性和价值功能而言，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农业所提供的物质供养，绿色食品产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与休闲产业及其农业本身所蕴含的丰富、深厚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福利价值成为人们的核心追求。这就迫切的需要诱导农业理论的创新，实现发展思路与道路模式的转型，构建以农业经济功能（产品生产、物质供给）为基础，拓展人文功能（农耕文明、文化传承）、生态功能（环境优美、农业生产可持续、绿色生产）和福利功能（生活福利改进、幸福感提升）的基本发展格局。

二、农业现代化与农业强国：对传统模式的反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我国的阶段定位依然是农业大国，从国家农业发展史的经验来看，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底线要求和重要依托（姜长云等，202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独特的中国国情、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历史进程，决定了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西方现代化那一套，而必须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独特的农耕文明和基本农情决定了农业现代化也必然是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模式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纵观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道路，以“地广人稀”、“大而粗”为核心特征的美国模式和以“人多地少”的“小而精”为核心特征的日本模式最具代表性，虽然因资源禀赋、人地关系因素而存在模式差异，但“唯生产率”准则和“产品农业”属性成为西方模式的共有特征，必须反思传统农业现代化模式，寻找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

（一）农业现代化的“美国模式”

与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迥异，美国是典型的“地多人少”国家，较大规模的家庭农场成为美国农业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且引领美国成为全球农业规模经营的典型代表。19世纪80年代美国男性劳动力人均耕种375亩土地，通过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以节省劳动力成为美国农业现代化模式的主导逻辑。上世纪50年代，美国已经形成机械总量大、覆盖环节广、专业程度高、生产能力强、自动化水平完善的农业机械化体系（张广胜，2021）。美国农业机械化在节约劳动力的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人均耕种面积，到1970年，美国农业机械使用是日本的45倍，男性劳动力人均耕种2475亩地。但与此同时，美国家庭农场规模不断扩大，但数量急剧萎缩，形成了资本密集型的具备企业性质的大农场主宰的美国农业（黄宗智，2014）。家庭农场的企业化助推美国农业走上了“生产率”导向下的资本化道路。一方面，美国家庭农场已然成为市场竞争中的现代企业，遵循市场至上、效率优先、谋求收益的经济增长逻辑，农业完全失去了除经济属性之外的其他功能，农业内生的人文精神、生态价值完全让渡于经济价值。农业经营的目的即为参与市场竞争、抢夺市场份额，完全剥离了传统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感情关联；另一方面，从农业企业化的发展结果看，美国农业的发展并未惠及广大农民。斯蒂格利茨（Stiglitz and Bilmes,2012）曾提出重要警示：美国现代农业的生产增长和效率实现正在“摧毁”传统农民的就业机会和家庭生计，企业型大农场的“生产率”导向诱发农业产出增长快于需求增长，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骤减并进一步导致信贷违约与需求降低，农民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最大牺牲品。显然，美国资本化的农业发展模式仅仅是将农业嵌入工业化的发展逻辑之中，严重忽视了农业的非经济功能和广大农民的整体福利。

除了机械化，旨在强化地力、提高产量的化学化过程也是美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典型特征。二战后，为提高农业产出水平，美国农业化肥农药使用量剧增且大量使用土壤改良剂以调节土壤酸碱度，走上了以化学要素、生物技术“征服”自然和改造农业的实践道路，与此同时付出了地下水污染、水土流失、土质退化等不可持续的代价，不仅导致了农业效益递减问题，同时诱发了严重的农业生态恶化格局6。实际上，美国农业现代化具有投入大、消耗高、污染强的特点。从投入到产出再到加工、储运、销售，全过程需要矿石能源（石油）支撑，农业现代化的美国模式实际上是典型的“产品农业”、“效率农业”和“工业化农业”生产模式，严重违背了自然再生产、生态福利化的农业本质。

（二）农业现代化的“日本模式”

日本农业的资源禀赋条件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性，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农业资源极度匮乏。日本耕地总面积仅有0.6亿亩，人均耕地占有量仅有0.45亩。由此，日本农业选择了“土地节约型”发展模式。
相比于工业生产，农业更严格地受到人地比例、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即使极度开发自然空间，但基本不可能如同工业那样大幅突破自然条件的制约。但事实却是，日本遵循经济增长的经济信念，不加区别地将“无机能源”机器时代的经济学理论移植于农业，普遍将农业作为机器时代的“产业”来理解和判断，片面断定农业产业可如同工业世界一样能够无限度的大规模扩增产量（黄宗智，2014）。遵循着这一理念，日本以农业生产率提高和作物产量增长为目标，极力推进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化肥化、良种化布局，强化农业生产的装备水平，依靠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大量的资本投入来提高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以期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到上世纪70年代，日本逐步实施农田从灌溉和排水为主的配套设施综合改良，到农田平整、土壤改造再到机械化的快速推进（韩杨等，2022）。水稻在内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达到90%以上，以机械化为中心的水利、良种和栽培技术达到较高水平。稻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近两倍，农户家庭收入与城镇职工家庭收入基本持平。日本学者柏佑贤对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做出定义：“栽培”、饲养具备有机生命的作物和家畜，以此实现更高经济价值的人类劳作，是带有目的性的营生。其本质是片面追逐农业的生产特性和经济价值（祖田修，2003）。

经济史学家瑞格里（Wrigley,1990）将农业定义为一种依靠“有机能源”的生产，区别于“无机矿物能源”维持的现代工业，土地面临着人地比例的最大极限约束，农业的生产率终究会达到最大临界值。也正因此，虽然日本农业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资源禀赋的局限使得即使劳动力配备更为丰厚的现代力量，依然无法再提高劳动生产率，日本出现了粮食和食品的自给率不断下降、财政补贴负担过重的系列问题。但日本“工业化农业”的发展思路依然在干扰农业政令决策，特别是政府“唯GDP”和“唯生产率”导向诱发的对农业过度干预问题，逐步形成了“农本主义”、“计划调控”、“农业政治”糅合的“泛农本主义”，并进一步导致日本长期陷入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推进但农业农村活力却不断下降的“悖论”之中（陈明，2022）。因此，在战后经济发展中，尽管日本的农民和农村实现了整体脱贫，也基本消除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但日本农村和农民的脱贫却是与日本农业的持续衰退和萎缩同步推进的，这成为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的独特景观（韩朝华，2021）。1985-2015年的数据表明，日本食物能量的自给率从53%下降到39%，饲料自给率不足25%，农业总产值下降了30%，农业收入下降了至少40%，撂荒的耕地已经达到总耕地面积的10%以上，农业从业者的平均年龄从59岁增加到66岁（2020年65岁以上的个体农业经营者已增加到69.6%）7。

（三）简要的评论

美国和日本的农业现代化模式代表了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两种典型道路。总的来看，两种模式虽各有不同，但却存续着共性特征：以“生产率”为导向，通过机械化、化学化和生物技术以改造农业，实现农业的“产业化”、“产品化”、“工业化”和“商业化”。其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农业产品生产的现代化。第一，农业成为工业化产业，但农业本身的禀赋约束和生命特征决定了工业化改造和单位面积的资本投入必将在“地力”的边界值面临着边际增长率递减的困局；第二，工业化改造农业生产也将带来能源的消耗和农业资源的破坏。美国著名医生卡奈尔早就提出了重要警醒：“食物虽保持原有的外形，但大量的生产导致营养成分大不如前，品质发生改变；化学元素虽可暂时提高作物产量，但却无法补充土壤中几近枯竭的全部要素，食物营养价值不断下降”8。显然，农业功利性发展正在诱发严重的食物安全问题，造成人类健康的极大隐忧；第三，无论是企业化的大农场还是集约化的小农生产，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均以市场化逻辑为核心载体，成为政治利益的核心保障，而农业本身承载的文化特质、社会福利在市场化过程中被普遍漠视。

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重构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从农业发展的基本形势来看，我国已经奠定了从农业大国转向农业强国的发展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农业强国”写进党代会报告，为中国“大国强农”建设做出了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布局，“描绘”出农业强国的发展蓝图。建设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必须吸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经验教训，立足我国厚重的农业发展历史和独特的农耕文化，基于国情、尊重农情，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农业与乡村发展的新理论，重构发展理念，走中国式农业强国之路。

（一）理解农业的本质：从产品农业到生命农业

人的食物主要靠植物提供，无论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的美洲，还是非洲以及亚洲文明均是如此，而且人口的增加与聚集也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不仅因为农业提供的热量远远胜于畜牧业，农业养活的人数也要比畜牧业多10到20倍（布罗代尔，1992）。孟德斯鸠在谈论稻米时候也说到：“土地为人的生存所服务”9。农业的基本属性是通过提供食物以满足人类的果腹要求和生存需要，因此，每当人口增长超过一定水平时，人类就势必更多地依赖农业，形成农业对人类的哺育和供养关系。但是，随着工业化急速扩张，人口及产业向大城市的集中，人们不再满足农业的自然供养，并期望农业可以做出满足“生存水准之上”的经济贡献，由此逐步演变为人类以工业化的方式“驯化”、“改造”、“征服”自然界以实现“产出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农业的工业化”。一方面，这是人类解决物质匮乏、提升供给效率以谋求生存的被迫选择；另一方面，这也是追求经济增长、财富积累的人类工业化思维向农业领域的“入侵”和“榨取”。正如Bray(1986）所说，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出来的“理性”或者“经济人”的经济行为模式，显然不能够理解“低效”的稻作农业。由此导致的是，农业成为供养人类生存的“产品农业”和支持人类发展的“效率农业”。

著名的环保行动者温德尔·贝瑞（Berry,1986）曾警示道：“无论生活多么都市化，但人类的躯体必须依赖农业且最终回归土地，农业与人类血肉相连，以生命资源为生存的代价是自我毁灭”。如果说，开发农业的供养价值是人类维系生存的策略选择，那么，在满足农业产品供给目标和人类物质需要后，依然延续“效率农业”的增长目标无疑是对人类生存源泉的亵渎和对人类生命价值的伤害。“农业的工业化”所带来的机械化、化学化，诱发了“生产增长—消费增长—废弃增长”的恶性循环，以及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加之工业化模式的流水线以及现代都市的过度密集所导致的焦虑和孤独，诱致人们开始关注农业的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罗必良，2021）。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后工业时代人们对农业的需求正在发生本质性转变，“产品农业”、“效率农业”不仅违背自然发展规律，而且与人类需求和人性本质相背离。农业具有涵养水源、净化大气、增添自然景观等生态价值，也具有承载文明、传承文化的社会价值，农业生产的正外部性催生出农业的本质，即从以产品供给、效率增长为核心的“生产的农业”向以追求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活价值的“生命的农业”的转变。由“生产的农业”到“生命的农业”是一种质的转换，农业的功能也实现从经济功能向生态功能、社会功能的拓展，谋求农业经济价值的色彩逐步消退，而凸显了对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活价值的追求（祖田修，2003）。

（二）大国农业的核心：从竞争、安全到福利观

在谋求产品供给、经济增长的市场化逻辑中，农业仅被保留了其经济属性而与工业一同成为市场竞争的重要参与主体。尤其是在国际自由贸易格局中，农业竞争的策略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与通过产品竞争抢占市场份额的交易秩序。传统农业竞争力的定位侧重于通过农产品国际贸易来保持贸易顺差或者平衡，所以往往强调采用低成本与差异化策略获取竞争优势，其核心是追求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和贸易收益的最大化。显然，依此逻辑，以谋求增长、强化竞争力为核心线索的大国农业，无疑会面临两方面的重要挑战。
第一，经济世界中总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竞争格局中的“收益最大化”往往与风险系数密切关联。这意味着，在不确定性情境下，尤其是面临着国家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农业政策的竞争取向将严重动摇国之根基。因此，大国农业的核心要义在于握紧“饭碗”、保障安全。特别是地缘政治格局、国际政治摩擦加剧、重大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的新常态中，交通阻隔、经济封锁与贸易链断裂，不仅会使农业的“两种资源”难以得到有效配置，“两个市场”也无法得到有效对接，结构性短缺无疑会成为国家农业安全的重大隐患。显然，大国农业的发展格局不在于如何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而在于如何提高国家整体的防御力；不在于如何谋求某个时期或阶段的可赢利性，而是要如何保障自身能力建设的长期可持续；不在于如何获得“收益最大化”，而是追求“风险最小化”与“安全最大化”，提升国家农业安全的保障能力。

第二，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竞争观往往会忽视公平与和谐。美国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农业强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大国，但却也是典型的饥饿大国。现阶段，美国“食物无保障”的人数高达五千万以上。农业的过度资本化、企业化使得“资本家倒牛奶”的状况不断发生，食物公平问题不能得以有效解决。农业生产率提高、市场竞争力增强的市场化逻辑，不仅扭曲了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关系纽带，利润最大化的丛林法则及其过度市场化，显著造成了社会的分化与撕裂，而且也扭曲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联纽带，从而使人类失去了与农业自然资源互动中可以获得的美丽生态欣赏的生态福利和生活愉悦、敬畏自然、感知文化、传承文明的社会福利。农业隐含的福利功能不断式微。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人口大国，面对自然、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巨大不确定性，必须坚守“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农业安全底线。中国农业竞争战略思维需要从低成本策略转向低风险策略，不是单从经济成本考虑贸易赢利性，而是从政治成本来考虑国家风险性。同时，也需要从差异化策略转向完备化策略，不是单从比较优势考虑国际分工，而是从供应链断裂来考虑国内供给的产业完整性。应该强调，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人们生活幸福程度的衡量标准并不只是物质财富的多少，也需要充分考虑人们对生活信念、生活方式以及在生活环境中的对比感受等其他因素。因此，农业的多样化功能在社会转型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罗必良，2021）。注重构建农业发展的公平享益格局，重视农业康养价值与人文价值的提升，开发功能型产品以及多元服务形态。从“生产农业”回归“生命农业”，从“产品农业”回归“情感农业”，重构大国农业安全观和福利观。

（三）中国式“农业强国”建设的新理念

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密的国家，人地关系极为紧张，人均耕地面积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但中国所具有的厚重农耕文明底蕴、优良的文化基因、丰富的农业生态功能，又赋予了中国农业发展独特的优势和动能。所以，中国式农业强国的核心目标必须是安全最大化，在坚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兴盛农耕文化，释放生态红利，从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中，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1. 端牢饭碗——中国式农业强国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农业强国

习总书记反复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10、“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题，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11。粮食安全即是生存安全、生命安全，“民以食为天”，“家无粮不稳，国无粮不安”。没有粮食安全，一切生活福祉将失去存续的根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没有饭吃、没有稳定，什么也干不成。所以，中国式现代化，首要目标只能是“粮食安全”“社会安定”，这是比“经济发达”更加迫切更为本质的要求。把这个目标要求落到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上，就是要绝对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绝对保证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和支撑夯牢夯实（罗必良、陈良彪，2022）。因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在任何时期、任何发展阶段都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本底线与核心任务，也是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基要性评判标准。然而，需要高度重视的是，我国粮食安全问题面临着多重的内源性和外源性挑战。第一，耕地禀赋的刚性约束。我国人口规模已从2000年的12.67亿人增至2021年的14.13亿人。但耕地规模却从第二次全国国土调查的20.31亿亩降至第三次调查的19.18亿亩。相应地，人均耕地面积已降至1.36亩。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格局引发的“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极为严峻；第二，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应对之策。然而，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不稳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等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了直接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使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的重要性，纷纷实施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规避国际粮食市场波动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因此，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牢牢把握“立足国内基本解决我国十四亿人民吃饭问题”的战略方针，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底线。

2. 传承文化——中国式农业强国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农业强国

中国是以农立国的文明大国，具有灿烂且极富价值的农耕文化，这不仅是历史所赐予的丰厚财富，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内在灵魂。习总书记深刻指出：“要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12。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加快，市场因素、经济思维冲击，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和村落文化正在与中国现代农业渐行渐远。传统特色民居、古朴历史街道逐渐“消逝”，传统耕作习俗、民歌、民艺“悄无声息”，外部经济因素冲击之下出现了村落传统价值观的“撕裂”和现代市场价值观的重构，传统村社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秩序的约束力逐渐弱化。尤其是作为传承农耕文明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基础力量的小农户，正在发生重要转型。现代经营格局下，农业商品市场的要素、产品和交易特征将小农卷入现代市场体系，小农经济成为产品生产最大化的经济学，镶嵌于小农经营格局中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逐渐式微。农业是文明与文化的标志（布罗代尔，1992），提供丰富的食物产品和稳定的物质供给是农业供养人类的基础功能性价值，其本身还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通过原生农艺与乡土情境为人们提供农耕文化体验，也包括通过景观、休闲、观光和养疗服务为人们带来的身心愉悦（张露、罗必良，2020）。中国乡村要振兴、农业求发展、农民谋福利，不仅要塑造农业之形，通过改善生产以实现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也要铸造农业之魂，传承农耕文明，挖掘厚重的农耕文化基因与优秀的乡村文化积累，不断释放对个人文化修养、人文关怀、社会规范的时代价值，将文化之根铸入农业强国道路的血脉之中（耿鹏鹏、罗必良，2022）。“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中国式农业强国“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强农富民之路“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

3. 和谐共生——中国式农业强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强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3、“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4。习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生态福利与共同富裕的“生态福利观”重大意蕴（罗必良等，2021）。人口大国的基本特征使得中国农产品供给压力巨大。在确保粮食有效供给的任务下，以有限的耕地资源实现粮食连年增长，离不开化肥、农药等现代农业化学要素的高密度、高强度使用。2020年《中国生态环境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农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593.2万吨，占全国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62.1%；农业源氨氮排放量为25.4万吨，占全国氨氮排放量的25.8%；农业源总氮排放量为158.9万吨，占全国总氮排放量的49.3%；农业源总磷排放量为24.6万吨，占全国总磷排放量的73.2%。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污染较为严重，过量施用化学品和农业废弃物引致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污染会直接危害生态环境，也会通过自然循环、生理摄入等多种渠道损害人类健康，而农业对水土等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粗放式的生产行为诱发生产成本上升和农产品质量下降，阻塞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通道。显然，中国农村生态环境问题面临较大挑战，解决生态环境保护问题面临着艰巨的复杂形势。我们坚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道路。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5，彰显了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因此，探索农业绿色化发展是推动大国强农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国式农业强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强国。

4. 福祉安康——中国式农业强国是福利最大化的农业强国

“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老百姓利益着想，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16，“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17，“共产党就是追求人民的幸福，人民群众在什么方面感觉到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排忧解难”18。习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断不仅阐明了党的事业与人民幸福的内在联系，更是指明了经济增长与政策努力的最终目的都在于提高人民的福利享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0—2021年，中国名义GDP增加了61倍，人均名义GDP增加了49倍，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名义可支配收入分别增加了31倍和28倍。但“世界幸福感报告”的数据显示，同期中国居民的平均幸福感从7.3分下降到了5.34分（满分为10分）。2010年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2010～2021年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数千名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调查表明，中国幸福感水平的排名一直在60位之后，2021年中国幸福感水平的排名位居全球84位。显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居民幸福感的明显改善，这意味着，中国出现了“伊斯特林悖论”。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生活的幸福程度的衡量标准并不仅限于物质财富的多少，生活信念、生活方式以及在生活环境中的对比感受等都是农民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实现人民幸福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民人均总收入已经达到了26362.54元，但幸福感指数普遍偏低，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19。在总书记的强国思想中，农民生活幸福是衡量经济发展成效、农村发展成色的核心衡量指标。强国建设中，“三农”不掉队，农民保幸福，共同谋发展是“大国强农”的本质要求。有必要重新审视物质最大化的发展观，构建以福利最大化为中心，维护人民福祉安康，引领人民实现生活幸福的广义发展观。中国式农业强国是实现人民福祉安康，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农业强国。

四、中国式农业强国：实践逻辑与路径选择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我国新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重点。“大国强农”建设不仅要实现中国农业保产、增收、高效的供给侧核心目标，也要注重农业人文精神的传承、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社会福利提升。强农建设需要思路的调整与转换，更需要发展路径与策略的合理选择。一个可行的实践逻辑是通过树立大食物观以维护食物安全、大空间观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大功能观以实现农业生态价值、大福利观以实现农民福利最大化，实现从产品生产走向社会福利的中国式农业强国的时代演变。

（一）树立大食物观，坚守粮食安全的底线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20。随着粮食供给保障性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对于食物有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求吃饱、吃好，还要求吃得健康、丰富。因此，要树立大食物观。第一，要持续提高粮食生产能力。首先，发展农业科技，强化农业生产，现阶段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逾61%，而荷兰的农业科技创新贡献率达97%，德国、美国均超过了90%，有必要将生命科学、工程科学、信息科学等前沿科技充分运用于农业领域，加快农业科技化步伐。其次，农业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和要素采纳的前提性条件。鼓励农地流转、连片种植、规模饲养，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与规模经济性；促进农业的“代耕”“代管”与“代营”，降低交易成本，改善迂回经济与分工经济；推广标准化生产，发挥农业机械装备的作业能力和专业化的服务效率，降低农业物化成本和生产作业成本，促进农业增产提质增效。第二，拓展食物来源。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不能单一依赖于有限的耕地来兜底我国粮食安全，必须充分拓展资源边界，面向完整的国土资源，多层次、全领域汇聚食物资源，因地制宜，开发粮食、经济作物、牧业、渔业和林业等多食物来源。第三，有效统筹“两个市场”功能。协调使用市场和政府力量，增强粮食和食物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合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提升防范能力，确立响应机制，提高农业食品国际供应链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二）树立大空间观，秉持城乡融合的发展逻辑

建设农业强国并非农业、农村、农民独立发展的实践，必须“跳出乡村来谋划乡村振兴、跳出农业来谋划农业强国”。一个重要的方向是确立大空间观，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重心在于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农村集体成员身份权的封闭性与土地产权的排他性所构成的内生性制度约束，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与城市偏好的外生性制度障碍，一方面构成了现代要素与生产力进入农业农村的制度壁垒，另一方面也构成了村庄资源存量难以盘活与潜在动能难以激活的制度阻隔，由此城乡融合发展陷入困局。但当前农民工流动半径逐步缩小，就近择业已成为新趋势。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的新特征，为以县城为载体的农村城镇化，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及其融合发展，为开放村庄激活潜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契机。因此，农业强国的大空间观要实现如下基点：一是推进县域城镇化，发展县域经济、做大做优县城、打造小城镇产业集群，形成县域（县城）、乡镇（中心镇）与村庄（中心村）的联动融合，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的交叉融合。其中，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农村城镇化尤为必要。二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县城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作用，增强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增进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三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加快培育区域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农民就业空间，鼓励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四是通过吸纳县域内农业转移人口缓解人地矛盾，做优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为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保障粮食安全提供支撑。

（三）树立大功能观，创新农业多元价值功能的拓展逻辑

农业具有多功能属性，而在谋求经济增长、资本积累、自然力使用的传统农业发展理论之中，农业的功能被单一化为提供食物、工业原料，开展贸易实现经济增长，改善就业与收入状况，维护国家安全等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农业的文化、生态属性被普遍忽视。农业的经济功能可以满足人类的生存与安全需要，农业非经济功能则能够满足人类对文化认同与群体归属感、价值实现和自我认知的需求。中国的农业强国之路是实现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过程，因此要关注并满足人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农业的重要功能既包括通过原生农艺与乡土情境为人们提供的农耕文化体验，也包括通过景观、休闲、观光和养疗服务为人们带来的身心愉悦，既包括为社会做出的食物产品贡献，也包括减少有毒有害要素使用和污染物排放做出的生态福利贡献。由此，大国强农建设要从经济增长的效率性演化为功能拓展的稳定性。开发农业人文价值，传承农耕文明，充分关注并挖掘、利用好农业中所蕴含的独特农耕基因、精深的生态哲学智慧与优秀的乡村文化积累，不断释放对个人修养、美学欣赏、人文关怀、社会规范的时代价值。第一，大力传播优秀传统道德情操，通过教育、宣传，让“勤俭节约、自强不息、与人为善、崇尚和美”的高尚道德情操再次深入扎根乡土，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提升农民的精神风貌；第二，大力推行“孝老爱亲、诚实守信、推己及人、邻里互助”的良好行为规范，确立“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乡村集体意志，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人文基础；第三，大力保护“丰富多彩、特色鲜明、乡情浓郁、古色古香”的乡土文化遗产，把乡村文化遗产的展示体验深度融入现实生活，让乡村文化遗产始终保持与时代的互动交流，让中华农耕文明历史根脉绵延不断并随时代发展进步而发展演进，成为支撑乡村振兴的宝贵资源财富（罗必良、陈良彪，2022）。

（四）树立大福利观，弘扬人民福祉安康的幸福逻辑

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而建设农业强国的终极目标也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并提高广大农民的幸福指数。但经济的增长、财富的积累绝不等同于农民的幸福感，满足物欲、追求产出与经济增长最大化的经济学也仅仅是大国强农进程中的初级阶段。“顺天应时、约取节用、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生存智慧和生态哲学，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罗必良、陈良彪，2022）。因此，必须破除“收入神话”、“经济增长神话”，增进农民幸福感，建立广义的文化福利观念、生态福利观念，弘扬旨在实现人民幸福感与福祉安康的发展逻辑。第一，在新的时代，比起金钱和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充实感，并关联着人们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凝聚。重视并塑造农业的文化“灵魂”，强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保护乡村传统自然和人文风貌，营造融洽和谐的农村文化氛围，通过生动活泼的文化活动形式，实现农民精神富足，强化农民文化自信，提升乡村广大农民生活品味和质量。第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环境保护与生态发展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赋权、生活质量强能，更是一种包容性发展，要强调“以人为中心”的包容性发展，不能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丰裕，更要谋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融合。一方面要充分发掘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当代意义，引导人民自觉遵循“保护自然就是自我保护，毁灭自然就是自我毁灭”的生态伦理。另一方面要全面推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大力弘扬“约取节用、养育资源”的传统生态保护理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切实加强环境治理和景观保护，留住蓝天白云，留住青山绿水，留住田园风光，留住乡韵乡情。与此同时，农业发展必须遵循自然生态循环规律，严守生态承载力红线，改进生产和消费方式，提升生态保育度；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以生态宜居增进农民幸福感，赋予农民更为充分的发展权利，从而在自由、平等、和谐的生活环境中追求幸福生活，实现农民的福祉安康。(来源：乡村发现转自：《南方经济》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