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等：数字经济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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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欧阳日辉（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数字经济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至关重要。数字经济的发展始于数字技术的发明创新，技术进步推动了数据要素的普及应用，数据要素的全面深入普及应用带来了要素市场的成长成熟，随着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体系不断建立健全，促进并最终实现了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的高度融合。

1.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数字经济源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早期的技术化阶段，数字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数字技术。随着计算机的发明和普及，信息化经历了两个高速发展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个人计算机的大规模普及应用，人类迎来以单机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大规模数字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大规模商用，以联网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带来第二次数字化浪潮。

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两项关键技术。这两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对经济社会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处理技术的出现、算力的发展和应用，方便了数据的收集、存储、加工和处理；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兴起深刻影响了人类生产生活，促进了数据的海量生产、交换和流动，移动互联网快速普及，推动全球数据爆发增长、海量集聚；三是近年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复合应用，产生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数字技术逐渐成为通用技术，为数据要素化转化和应用提供了高效可靠的技术支撑。比如，基于大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和呈现等技术，实现了海量数据的实时与近实时处理。

数据成为生产要素进入经济系统也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通信技术推动了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即时通信等新经济模式的发展。数字技术被实体产业广泛应用，技术从助力社会经济发展的辅助工具向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转变。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数据逐步融入实体经济，促进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进而催生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数字经济。依托数字技术，长期积累和储备的数据资源得以转化和应用，从而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数据的采集、存储、加工、流通、分析与应用快速发展。例如，区块链技术推动数据要素实现跨部门安全共享，隐私保护计算技术在充分保护数据和隐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使用可控可计量”，大数据技术极大地扩展了数据分析处理的应用空间。数字技术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企业能够接触和使用大数据。当数字技术融入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成为基本的管理工具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管理者主导的经验型决策转向高度依赖数据分析结果的科学决策模式，即“数据驱动型决策”。

在数据要素化阶段，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共同驱动数字经济发展，数据要素成为关键生产要素。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数据可以自动化、模式化、持续不断地实时在线获取，实现数据流动自动化，而且数据复制和传递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数据规模越大、种类越丰富，产生的信息和知识就越多，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数据要素不仅推动传统生产要素革命性聚变与裂变进而产生倍增效应，而且提高了传统要素的配置效率，驱动经济加快创新发展。因此，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数据要素具备了关键生产要素的典型特征，最终，数据要素成为数字经济繁荣的核心引擎。

随着我国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及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属性不断凸显。数据要素作为核心引擎推动数字经济深化发展，是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必然选择。

3.实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机制

数据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必须依赖市场机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市场主体能够探索更灵活的数据交易模式，提升数据交易流通的效率。不断完善相关市场机制，有助于发挥数据要素的叠加倍增效应、激发数据要素的价值潜力。

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2014年—2020年，我国大数据交易处于起步阶段。在此期间，数据交易主要以单纯的原始数据“粗加工”交易为主，数据成交率和成交额不高，难以满足社会的有效需求。数据交易过程中缺乏全国统一的规范体系，无法有效破解数据定价、数据确权等难题。2020年4月，中央明确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部署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标志着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进入全面突破阶段。之后，一方面国家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相关的政策文件，致力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厘清数据要素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平衡数据有序流动与数据安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政府牵头下，上海、深圳、北京、湖南等多地加快布局数据交易所，聚焦解决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入场难、监管难等共性问题。

实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必须建立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重组原有的数据交易所，吸收大型互联网公司、大型IT厂商、垂直数据服务商、金融机构等主体参与，建设区域性数据市场；形成全国性市场与区域性市场、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综合市场与专业市场共同发展的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体系。

4.数据要素制度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数据要素制度体系是统筹数据要素收集、流通、交易与应用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基础类制度，包括数据采集制度、数据产权制度、收益分配制度等；二是发展类制度，包括技术标准、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制度、流通交易规则、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数据综合利用规则等；三是治理类制度，包括数据伦理、数据隐私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等。

制度创新是激发市场活力、拓展创新空间的关键保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权利保护、跨境传输管理、交易流通、开放共享、安全认证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深入开展数据资源调查，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这标志着我国全面启动数据要素制度化工作。保护数据安全和隐私、平衡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成为推动数据要素应用的核心问题和要素制度化的重点。我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积极开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立法和标准制定，构筑起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安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安全防护网。

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是数字空间构建中融合数字技术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多元的新型治理模式、机制和规则。当前，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构建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1年数字经济报告》称，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表现出极大不平衡，呼吁采取新的全球数字治理框架，以应对全球数字治理的挑战。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尚处于探索期，由于各国数字治理关注的重点不同、发展程度有别，未来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将呈现差异化、多元化、层次化、多机制共存的格局。

5.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提出，“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数字文明是基于数字技术、以高科技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如何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共同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

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需要推进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作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建立公平、透明、开放和包容的新型世界经济秩序，共同化解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中可能面临的制度、规则、安全等多重风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合作共赢、和衷共济才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出路，封闭排他、对立分裂只会走进死胡同。中国正在积极推进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基础上，有能力成为全球数字文明的最大推动者，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