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赵秀玲:乡村文化振兴的历史演进与创新路径

赵秀玲（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近现代以来，我国一直重视乡村文化建设，这主要包括以下阶段：一是西方文化视野下对乡村落后文化的改进，二是中西文化交融下对乡村文化的辩证理解，三是以主体自觉对乡村文化进行改造，四是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这是一个不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化、实践化的过程。目前，乡村文化振兴在文化知识、文化习俗、文化产业、文化道德、文化精神等方面都有探索创新，但仍存在难以突破的瓶颈问题，需在观念与路径上有所改变和创新。这包括克服乡村文化振兴的悲观论、空洞论、唯科技论，强化其价值选择与心意相通，并深化内容和创新形式，特别是要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将文化人才振兴作为根本抓手。

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被置于重要位置，它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一起，成为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目前，对于乡村文化振兴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绩，但孤立、笼统、个案、表面化的理解较多，有历史感、文化深度、创新思维的较少。本文将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视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并着眼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注重观念更新、思维变革、方式转变，强化问题意识和理论创新，以确立新的发展向度，实现新的发展目标。

乡村文化振兴是新时代的产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阶段。不过，它并不是孤立的，更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既包括继承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也离不开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启蒙，是一个不断中国化、实践化、本土化的过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开展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文化建设成为其重要环节，并从整体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乡村文化的结构态势，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西方文化视野下对乡村落后文化的批判

在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之前，乡土中国自然延续了数千年，它主要是乡土性的，是中国社会的稳固基础。然而，近现代以来，这一局面被彻底改变。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开始意识到乡土社会的封闭落后，于是发出启蒙、革命的呼声。梁启超的“新民议”虽受到中国古代“作新民”一说的影响，但也建基于进化论，“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鲁迅更是如此，他在《阿Q正传》《祥林嫂》《故乡》等作品中全力批判乡村文化，并以“逃离”乡村和“进入”都市的方式进行自我形塑。不过，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等文中一面倡导新精神、批判旧文明，“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另一面又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正态度。可以说，五四运动前后，对中国乡村文化的质疑、批判、否定之声是主调，许多文化先哲与乡土文学也基本遵循这一理路，这是透过西方启蒙这面镜子折射出来的。

（二）中西文化交融下辩证理解乡村文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阴影笼罩下，中国处于更艰难的时日，乡村社会生活尤甚。为改变现状，一批启蒙主义者开始全力投身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卢作孚、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人最有代表性。不过，比较起来，此时期他们对乡村文化的态度与之前虽有延续，但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即渐渐从中西文化交融和辩证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晏阳初曾写过《中国新民》,可见他与梁启超的关联。他还提出：“农村问题是千头万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又认定了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它，所谓愚、贫、弱、私。”“要根本解决这四个基本问题，我们便要从事四种教育工作，这四种教育是：(一)文艺教育；(二)生计教育；(三)卫生教育；(四)公民教育。”这显然与梁启超和鲁迅的国民性改造具有内在一致性，反映了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道德高位姿态，以及与农村农民和乡村文化的间距。不过，较以往有所变化，晏阳初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我们对农村建设事业要知其‘所以然’。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至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我们正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几年来工作愧少有成绩，亦正以此。”这显然是其认识到自己与农民的距离，也试图有所拉近，但知道那是很难的。梁漱溟的家庭世居大城市，他“对于乡村生活实多隔膜”,但有志于乡治，“有农村立国之想”,并“觉悟得中国不可能走西洋资本社会之路”,这就带来他对启蒙者高高在上的反思。他说：“我们是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这样，则我们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他们是被改造的，我们要改造他。譬如定县从贫、愚、弱、私四大病，而有所谓四大教育；很显然地贫、愚、弱、私是在农民身上，我们要用教育改造他。这怎能合而为一呢? 其中最核心的一点问题，就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新。”显然，梁漱溟认识到晏阳初以“贫、愚、弱、私”概括农民是有局限的，也不赞同其高位启蒙；但他也承认农民与知识分子是有“静动”与“旧新”之别的。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写了《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一文，对他的观点虽然也有赞同，但提出了批评：“这篇富于口号魔力的文章，骨子里，至少由我读来，是把封建传统的压迫和外来强权的欺凌归罪于中国农民自己的没有出息，咎由自取。这种要农民引咎的理论是和晏先生几十年来一贯的看法相吻合的，他一贯的看法是中国农民有四大病症‘愚贫弱私’。喜欢对称笔法的晏先生配上了‘知识、生产、健康、组织’四个口号。……从书本上学来的名词确是不会生根的。”费孝通一直深入农村调研，对农村农民和乡村文化比较熟悉，他认为：“普通没有到农村中去过实地工作的人，常以为农民是愚笨不可教的。但是从我们经验看来，农民是最善良而驯服的人，并且很聪明。”也是站在这个角度，费孝通对“文字下乡”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表面化的，因为跟农民打交道要靠“特殊语言”,是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心交心的方式，“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惟一象征体系”。因此，“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这样理解农民和乡村文化显然具有平等意识，也由原来的“外在”启蒙变成大家都是“我们”中一员的启蒙。

（三）以主体自觉进行乡村文化改造

真正将农村、乡村文化作为伟力之本源，以欣赏和崇尚的姿态进行鼓与呼，是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的。农民运动早期，彭湃就策略地提出：革命运动从基层发动，不能摆高贵的架子，和妇女绝不谈新思潮，先不谈迷信问题。之所以参加群众拜观音，是为了便于联系群众。这是明智之举，也是坚持自身主体性与群众主体性的表现。1921年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重视“新民”,并强调“改造”,他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毛泽东于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中强调，艺术家要“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1942年在《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中，他又说，“文艺家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他们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这样来写工农，也就能教育工农，并提高成为艺术”,“老百姓唱的歌，民间故事，机关里的墙报，战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艺术。一字不识的人可以讲出美丽的故事，连说的话也是艺术性的，我便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忽视了这些，眼睛只看到高的，看不到低的，说老百姓粗手粗脚算得什么，轻视那些东西，甚至看不起普通的艺术工作者，看不起墙报、农村通信，不懂得士兵、农民能动手写几百字的填报具有很大意义，这是不对的”。这些与后来毛泽东亲切地拉着农民的手问他们需要什么，赞扬农民的伟力，以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一脉相承的。这是真正地将农民、乡村文化作为主体，并且是聪慧、伟大的创造主体。当然，广大农民需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被改造与提高，但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也要到农村和农民中接受改造。这对于打破以往的贬低农民和乡村文化，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对之不尊重和难融其间，是一种观念变化和实践创新。

（四）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和新时代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整体面临文化观念的巨大变化，简言之，就是确立中国文化自信、中国乡村文化自信，这对于克服长期以来存在的西方文化主导、对中国文化和乡村文化的不自信偏向，具有重要意义。费孝通曾表示：“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东方文明的这种经验教训可以为世界形成新的和平秩序提供一条值得思考的启示。”“我在答词中关于人类发展的过程，依据上述的东方精神，说了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并将“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予以强调，这有助于将乡村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置于更大的时空进行深度理解。一是对农耕文明、农业农民、乡村文化的重要性予以强调。习近平提出：“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二是充分肯定农耕文化、乡村文明、乡土文化、优秀乡村文化的价值意义。习近平认为：“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好风尚。”三是与百姓同心，将“民心政治”作为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曾指出，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2019年12月26日至27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他还在2018年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看来，乡村文化振兴比以往有更强的文化自信、人民本位立场、新时代的开拓创新精神。

百年来，中国乡村文化振兴走过了一条曲折发展之路。就其演进逻辑看，至少有以下特点：其一，由西方文化自信到中国文化自信，特别是乡村文化自信，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过程。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践化由弱变强，但贯穿始终的是更加自信和坚定的发展之路。其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乡村文化获得更大的价值增值，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被提到理性自觉的高度。其四，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主体性得以突显，成为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文化振兴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历史渊源和发展基础的。

与党和国家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倡导密切相关，全国各地在推进乡村文化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其中，一些制度机制探索创新很有代表性，也显示出强大的发展动能和生机活力，值得进行发掘、梳理、总结，这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

（一）乡村文化知识振兴

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乡村人才大量外流，毕业后的大学生不愿回乡工作，退休的乡贤难回家养老，传统文化不受重视，导致乡村文化变得薄弱和流失，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技艺知识处于加速消逝状态。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村庄也在悄然消失，乡村文化知识也就难逃消亡的命运。有的村庄即使还在，也有文化沙漠化的忧患。为此，如何留住乡村记忆，保住乡愁，守住乡村知识技艺，这是不少地方的乡村文化治理和振兴的关键。其一，建立村落文化主题的村史馆。随着乡村劳动、生活、审美方式的变化，一些老物件、传统手工艺、乡贤名人、村规民约等很难保存，于是有的乡村建立文化大院和村史馆。这样既可保留村庄文化知识记忆，还可形成乡村文化空间，培养人们的公共意识，可谓明智之举。当然，通过建村史馆还可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宣传村庄文化知识。在这方面，山西省闻喜县、万荣县较有代表性。据统计，仅万荣县就建成村史馆52个。这些村史馆有的展示旧时的生产生活用具，有的介绍当地特色的传统手工艺，还有的收集乡贤名人、村规民约等内容，让本村历史和文化熏陶下一代人。村史馆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延续历史文脉、回忆乡愁的好去处，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传承文明、守住知识的重要平台。其二，收集、出版和宣传村规民约、家谱家规家训。原来，村规民约、家谱家规家训随处可见，现在则越来越少，难得一见。一些乡村开始做这方面的抢救工作，希望留下历史记忆，如《浙江传统家规家训》《郑氏规范——文史系列丛书》等。山西省闻喜县委宣传部还组织出版《裴氏家风故事》《裴氏家训汇编》《中华宰相村》等。这些工作虽有一定限制，但对留住乡村文化可谓意义重大。其三，鼓励知识下乡和建设农村书屋。这是一种外援式乡村文化知识重建，可快速补充乡村文化的空乏与克服沙漠化，除了农民喜爱的科技知识，还有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读本，以及文学艺术类的书籍。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数字农家书屋的发展具有创新性。如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的农家书屋采用卫星数字农家书屋的全覆盖模式；山东省潍坊市向原省定的贫困村发放数字农家书屋的“E播宝”设备，实现农家书屋与县图书馆“一卡通”的并网互联；重庆市数字农家书屋覆盖所有农村的教学点，为农村儿童打造良好的数字阅读阵地；浙江省温州市探索数字化、文化活动、全民阅读、实体书店、文化礼堂、非遗、学生之家、文旅等八大“农家书屋+”模式，实现农家书屋的融合共存、转型升级。另据调研统计，截至2022年12月底，全国数字农家书屋达36.1万个，占全国农家书屋总量的3/5,比2019年的12.5万个增长近两倍。安徽、江苏、湖北等省已实现数字农家书屋的全覆盖。其四，打造农村文化礼堂。这是集教学、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农村文化载体，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知识，通过身边事、身边人弘扬良好的社会风气，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方面，浙江省起步早，做得实，走在全国前列。目前，文化礼堂已在浙江农村普及推广，并进入深化发展阶段。以台州临海市为例，该市立足“文化礼堂 精神家园”的目标定位，着力推进以“文化礼堂”为中心的农村“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建设，搭建“县级礼堂总部—镇街礼堂分部—村礼堂理事会”三级体系，全链条保障礼堂的管理运行。此外，它还推行“一村一堂一品”,丰富文化礼堂的内容与形式，如白水洋镇上游村的黄沙狮子非遗展馆具有代表性。所有这些知识的收集、储存、讲座、宣传都很有价值，有助于乡村知识增长，特别是扩充现代新知识，这是乡村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乡村文化习俗振兴

中国的乡村民俗特别是少数民族习俗古老而丰赡，是传统文化最为内在深厚的土壤。有学者称：“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历史遗存，也是该民族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它是自民族诞生之时起即同时并存着的精神世界的东西。”这些风俗有优劣之分，但往往好的留不住，坏的则难以根除。因此，乡村治理如何对优秀风俗文化进行开掘、激活、创新，对恶风劣俗进行抑制、改造、转换，是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课题。如贵州省榕江“村超”通过体育赛事与民俗文化相结合，既传承民俗文化又强化公共意识，在全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榕江除了少数民族的特色美食，还有蜡染、刺绣、银饰制作技艺、民族文化表演活动，以及农特产的播种、管理、采摘和认领果园果树等，并以线上线下的方式进行广泛传播。短短一个月，彻底“火出圈”的“村超”全网流量竟突破300亿次，带动游客、球迷多达42万余人次。还有安徽省的民俗灯舞洋蛇灯融合乡村文化振兴,安徽省池州市通过傩戏活动，民俗资源得以传承，当地乡民的乡情得以维系，以此为基础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乡村自治模式。其实，赛龙船、舞狮子、斗牛会、山歌会等都已被一些乡村充分利用，成为乡村文化风俗振兴与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当然，还有一些地方的移风易俗，像江西省的高彩礼改革、安徽省涡阳的婚丧嫁娶与谢师宴改革等最有代表性。如涡阳推出移风易俗的多个文件，也发出多封倡议信，还有相关的章程与流程，反映了制度规范的详尽程度。涡阳县委和县政府印发《关于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的实施意见》《党员文明节俭操办红白事承诺书》《关于督查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文明办理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关于文明节俭操办红白事的通知》《抑制大操大办 倡导勤俭致富——致全县广大贫困户的一封信》《移风易俗 向我看齐——致全县党员、干部的一封信》《抑制高额彩礼 摒弃婚事陋习——致全县广大妇女姐妹的一封信》《抑制大操大办 倡导勤俭致富——致全县贫困户的一封信》《告别谢师宴 创意表师恩——致全县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的一封信》《拒绝铺张 文明经营——致全县餐饮单位倡议书》《红白喜事会章程》《村规民约之移风易俗》《移风易俗文明节俭操办红白喜事宣传标语》《〈涡阳县“告别谢师宴 创意表师恩”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涡阳县移风易俗工作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方案〉的通知》等，这些文件既系统细致，又考虑严密，还颇具指导性和引导力，是关于移风易俗和文明新风制度建设的典范。另外，涡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移风易俗，成立领导小组，建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红白理事堂、禁毒禁赌会，倡导党员干部带头，规范严格，奖惩分明，形式多样，宣传有效，多有创新。如“谢师会”一改原来的大操大办宴请，变为演讲、歌咏、写作比赛，既活跃了气氛，又倡导了文明新风。从全国的文明新风建设来看，文化风俗至为关键，但移风易俗难，有创意的制度规定更难，以上列举的典型案例是颇有成效和启发性的。

（三）乡村文化产业振兴

文化产业既属于经济范畴，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乡村治理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经济发展，也离不开文化振兴，而文化产业具有兼容性。不少乡村充分利用地域文化、民间文化、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文化产业振兴，其实这也是另一种意义的文化振兴。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被称为“中国编织工艺品之都”,当地政府利用编织品推进文化产业发展，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2017年9月，博白县被评为“国家级出口竹木草制品质量安全示范区”,成为广西芒竹编织产品的主要出口基地。现在，博白县有编织企业386家，固定从业人员2.8万人，临时、季节性从业人员20万人左右，全县编织产品形成十大系列的5万多个品种，广泛用于家庭、宾馆、办公、旅游、节庆和艺术装饰、装潢等领域，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为40多亿元，每年创收的外汇有10多亿元。另如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实施“乡村工匠”培养工程实施方案，2022—2024年共培养6000人次，被确认为人才的有近千人，并带动万人就业创业。这些乡村匠才包括“土状元”“田专家”“厨达人”“绣能手”,为助推乡村治理和文化振兴做出了较大贡献。还有，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前旗的“文化村长”扛起乡村文化振兴的大旗，有被聘任的歌唱家带领村民跳广场舞，有被聘任的学者作为文旅行业的示范样板，“在聘用过程中，科右前旗突出文化文艺界专家型人才的引进，重点发挥专家型人才的理论优势、视野优势、资源优势，为嘎查村的文化产业发展量体裁衣和制定策略。这些策略聚焦实际、针对性强，不仅能显著带动嘎查村文化产业发展，还能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向周边资源相近、情况相似的村屯辐射，进而发挥引领整个区域发展的示范作用”。当地直接聘任“文化名人”当“村长”,打破了长期以来用人的固化思维，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治理具有引导和启示作用。

（四）乡村文化道德振兴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重“德”,并以“德行”为上，这也是选人用人时通常以“德”为先、才能为其次的重要原因。当前，乡村文化道德面临困局，遭遇滑坡与败坏的情况，全国不少地方都试图进行文化道德振兴，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思路和做法。如郑州市建起“乡村文化合作社”765个，注册4661人，上传视频6660个，组织开展活动多达万场，百万人次从中受益。郑州市巩义竹林镇实行“积分管理制”,按正式和非正式的乡村制度规定，以户为单位，积分可换取日用品，还与村级的年底分成挂钩，既提升了诚信道德水平，又增强了人们的公民意识。这种“乡村文化合作社”和“积分管理制”改变了长期以来流行的文艺下乡和宣传模式，让广大村民当主角、成为文化主体，大力倡导道德新风，既发挥了乡村文化的民间智慧，又加大了治理主体的参与度，使乡村文化道德振兴成为自己的事，也成为自我创新得以发挥和实现的重要载体。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嘎查村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十大行动”,包括学习教育行动、爱国爱乡行动、遵纪守法行动、礼仪礼节行动、爱岗敬业行动、诚信友善行动、孝老爱亲行动、健康生活行动、生态文明行动、志愿服务行动。如生态文明行动，用网红主播探秘污水问题，在报纸上创办生态专栏，开展进企业、社区、校园、农村等“六进”活动；又如举办孝老爱亲行动，让村镇区的工作人员和全盟的122 116名网格员充当“侦察兵”,第一时间帮扶“一老一少”,评选孝亲模范；开展精准化的志愿服务行动，为老，爱幼，助残。还有江西省庐山温泉镇党委和政府为农村养老建章立制，其中规定：在一年中的三个重要节日，镇扶贫站、老协、民政所、党政办和所有党员干部、职工都必须不定期到健康灶看望老人，与老人聊天，捐献物资，给老人加餐。镇领导还带自家孩子前往，自掏腰包赠送水果和慰问金，让孩子从小养成尊老爱老敬老的习惯，做个有爱心的人。乡村文化道德建设表面看有些笼统，但落在实事上就大为不同，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具有根本性和内在性的意义。

（五）乡村文化精神振兴

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由知识、风俗、产业到道德，然后进入精神，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乡村文化的内核之所在。如果失去乡村精神的支撑，所有的知识和技术也就变得平庸甚至坍塌。费孝通曾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他说：“物质文化需要一相配部分，这部分比较复杂，比较难于类别或分析，但是很明显的是不能缺少的。这部分是包括着种种知识，包括着道德上、精神上及经济上的价值体系，包括着社会组织的方式，及最后，并非最次要的，包括着语言，这些我们可以总称作精神方面的文化。”在此，费孝通将“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进行区分，也把“精神”与“道德”及“知识”分开。这启示我们，作为文化的“精神”有着与知识、道德等不同的内涵与价值，那是更具形而上意义的内容。乡村精神是一个由知识到道德，再到思想、文化、观念、智慧的不断渗透与提升的过程，它们之间有交叉也有融合，但基本理路和边界是明确的。当然，这样的乡村文化精神也就更多了一些哲学意蕴。山西省闻喜县充分继承和发挥楹联书法这一传统文化载体，用短视频形式推广、宣扬乡村社会的真善美，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一种精神向度的追求。贵州省长顺县凯佐村大补羊寨的妇女在解决生活温饱后，重视村寨治理、人际关系、生活品质、精神追求、人生意义、幸福指数，“大补羊的妇女是幸福的，因为她们认为自己有福气”,这被称为“文化”的“健康”。成都市天府新区以永兴街道的南新村打造“五梦”(振兴梦、田园梦、安居梦、文化梦、致富梦),这个“梦”本身就是精神层面的。还有杭州市推动农村公路的“五美”(设施美、环境美、管养美、服务美、共享美)建设,以及浙江省一些地方将中国传统绝美元素融入建筑和乡村风情，都显示了一种心灵与精神上的不断超拔的境界。

乡村文化振兴在全国各地有各种探索，特别是其制度性和精神性的内容更有价值。它需要突破许多限制，融入一种创造性和创新性的观念方法。如理解古今关系、中西关系、城乡关系、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都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在观念上需要有所突破和超越。目前，不少探索创新虽远未达到全面、完整、系统，也有不够成熟的局限，但一些理念与做法还是颇具引导性和示范作用的。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乡村治理滞后于国家治理；在乡村振兴中，文化振兴落后于物质发展；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又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亟须进行突破创新，以获得新的发展动能。因此，如何站在乡村文化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在已有乡村文化振兴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找到难点、抓住重点、选准焦点、突破要点，为今后可持续的快速发展确立基调与方向，就变得非常重要和十分迫切。

（一）创新观念和突破成见是今后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

众所周知，人是由思想观念左右和决定的，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同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进化论和人的解放为标准的，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循环论和天地观大相异趣。今天，乡村文化振兴虽在全国各地开花，有的甚至结出了硕果，但仍存在观念上的误区和偏见。“农村现代化发展不得不考虑文化问题，也就是说在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时，中国农村现代化治理应做何选择?”这就需要对有些看法从根本上予以纠正和调整。其一，多余论和无用论。不少人对乡村振兴特别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兴趣不大，也缺乏根本动力，一个更内在的原因是其错误地将乡村振兴理解了城镇化发展。他们认为，既然要推进城镇化，那么农村早晚会消失，面对难以避免的乡村消亡结局和命运，再实行所谓的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振兴是毫无意义的。退一步说，当大量农民进城打工，当人们都纷纷逃离乡村，乡村社会留下的多是所谓的“三无”(老人、孩子、妇女)人员，那是没有办法实行振兴的。这种认识不只在乡村干群中间，在专门研究乡村治理的人中亦不在少数。这就关系到正确的认知问题。其实，城镇化并不等于去乡村化或无乡村化，而是在向城镇发展的过程中仍要保留一定的乡村比例，只是在城乡均衡发展中需要确定乡村所占的比重。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是奠基于农耕文明的，农村人口众多，城市病和城市的高成本与高风险，以及人类命运的健全发展等原因，都不可能让中国失去乡村。关于这一点，也可能只有在为乡村消亡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人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乡村振兴和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其二，空洞论和肤浅论。不得不承认，让乡村振兴重视经济发展，哪怕是经济至上，人们都不表示反对；然而，一旦谈到乡村文化振兴，就少有人能真正认识其重要性，或者说从根本上理解“文化振兴”之于乡村的至关重要性。就好像让一个家庭认识到读书、上学的重要性一样，更多人往往是目光短浅，看到的主要是眼前利益，至于知识、道德、思想、精神、智慧就容易变得虚无缥缈。因此，要从观念意识上强调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特别是要真正让广大乡村干群充分认识到文化振兴的关键性、内在性、长远性、有效性。这就需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培训，更要用事实说明，并在实践中让人们真正改变观念。其三，唯科学论与技术论。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不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也受到其影响，特别是信息服务的快捷便利使原来的治理变得简易和高效。于是，人们产生乡村文化治理就是数字化治理和信息化治理的观念，导致治理的外在化甚至出现“肠梗阻”。其实，文化治理除了知识增长，还要有思想、心理、语言交流，更要有精神的契合，这也是近现代以来文化先哲一直强调乡村文化治理的平等、内在、心通、意得的原因。也是在此意义上，费孝通说简单的文字下乡远没有平等的心交心来得重要。因此，要改变这样的观念：乡村文化振兴就是提高科学技术知识，通过“线上”达到比“线下”特别是实践更有效的成就。其四，复兴论与回归论。目前，乡村文化振兴强调的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少人往往忽略了“优秀”二字，认为只要传统就是好的，于是不加区分地回归传统，甚至将传统糟粕也当宝贝，其结果是陈旧、迷信、专制等思想有所抬头。这是值得引起高度警觉的。应重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念与能力，特别是在新时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传统文化的重塑，否则就会导致新的封闭、保守、愚昧。总之，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观念转变，没有观念的突破与超越，就很难实现根本转变，只能做慢慢地向前蠕动，或原地踏步不前，或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二）深化内容和创新形式是当前文化振兴的要义所在

目前，乡村文化振兴还比较单一，表面理解多，存在类同、重复、搬用的情况，导致形式主义做法。其实，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容异常丰富，形式也是多样的。这需要不断开拓视野，增强文化的涵容，还要以新颖的角度与方式，从更深层面切入，并获得现代意识和创造性发展。如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举办红色主题集体婚礼，以推动婚俗改革。其具体做法是：新人骑自行车一边参观红色革命文化旧址，一边走红地毯上舞台，还在太阳花上描绘“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的字样，并寄语未来，许下“经营好小家，建设好国家”这样的愿景。这样的红色婚礼还通过制作集体婚礼主题短视频，在抖音、快手、朋友圈等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推送，产生广泛影响。总之，将“卡通形象大使”“520结婚”“骑行接亲”“复古着装”等现代时尚元素融入红色主题集体婚礼，这种方式深受年轻人喜爱，并为整个社会移风易俗提供了创新性思路。另以乡村文化空间为例，治理者应多引入现代元素，通过平台、广场、公共空间等创新和深化乡村文化发展。基于此，乡村文化礼堂就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讲座、歌舞、书画知识传授，更应成为一个可与农家书屋、国家图书馆、大学讲堂相互联系、切换、融通、共建的公共平台，一个开放、发展、创造、超越的时空概念。还有，可将乡村墙报、田间地头、休闲场所与广播、电视、手机、微信、短视频、网站等联系起来，与乡村夜校、培训学院、报纸、电视台、媒体统合起来，真正做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让广大干群成为乡村文化振兴平台的受益者和真正主人。当然，充分运用协商民主形式，营造和创新乡村协商文化氛围、内容、方式、技巧，通过真正的全过程、有效协商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协商既关涉乡村文化内容，又与包容心、对话性、忍耐力有关，还与道德修养、思想品质、人生境界紧密相连。如在乡村社会真正建起现代协商民主文化，矛盾冲突就会大量减少，人心就会变得整齐，治理效能也会大大提高，社会道德与精神风貌更会面目一新，因为许多问题往往是由于隔膜，是文化心灵的不解或误解所致。如今天乡村治理中常出现这一情况：不少干部确实想为村民造福，他们经常是“白加黑”与“五加二”地辛苦工作，结果村民不但不领情、不合作，还躲着走和怨声载道，这让乡村干部大惑不解，且多有怨言。其原因当然很多，但有一条可能最重要，即干部的文化素质和工作作风有问题，即与村民缺乏平等、对话、协商、交流，尤其不能站在村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和进行决策。当一个乡村干部总是高高在上，多从自身需求和欲望出发，做专断式决策，就会远离村民愿意与需求，导致与村民的隔膜，这是文化治理之大忌和盲点。因此，从现代的深层意义看，乡村文化振兴是一种关于“心通”的治理，也是全心全意、同心圆、心连心的共鸣式治理。以贵州省凯佐村的内生式农村文化为例，大补羊寨妇女成立“合心会”,开始是互帮互助，后来变得亲如姐妹，这极大增强了乡村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让人的精神面貌和幸福指数大大提高。这种乡村文化振兴才是内在和深刻的，也是可持续和靠得住的。

（三）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

乡村文化振兴实践要避免两种倾向：一面是西方现代化的制导性作用，另一面是墨守中国传统文化成规。二者都不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不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也是目前最难解决的问题。今后，应从“中国式”的角度理解乡村文化振兴和现代化发展，这主要包括：其一，所谓“中国式”,不是中国传统的过去式，而是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要求。所以，乡村文化振兴要立足于当下中国实际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如“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都要求乡村文化振兴自强不息，保持恒心定力，有公共精神，重协同发展，任何轻视、孤立、自私甚至认为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现代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又如，在向西方学习借鉴国家治理和制度创新时，也要高度重视中国传统的“家治”与“心治”,并结合当前的特点进行现代重塑与理论提升。关于这一点，家规家训、知行合一的“心学”大有可为。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钱学森生于钱氏世家，祖上的家规家训家风深厚，又得父母言传身教，才有后来的学成归国、报效国家。母亲自小教钱学森向岳飞学习，并以“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寄望于儿子；父亲以“兴教救国”为己任，鼓励儿子要像庄子笔下的大鹏一样志存高远。当钱学森留学美国，父亲特为儿子买来《论语》《老子》《庄子》《墨子》《孟子》等典籍，并嘱咐说：“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它的历史中。因此，精读史学的人，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的人。”轮船启航，父亲匆匆把一张纸条塞进儿子手里，并说“这是父亲送你的礼物”。后来，钱学森常回味父亲纸条上的话：“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孝!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乃父告之。”当钱学森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学成归国时，美国当局百般阻挠，并不解地问：“凡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弹以及武器设计这类教育的中国人，均不准离开美国，你要回中国有什么目的?”钱学森回道：“因为我是大唐的后代，我的根在中国，中国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只图报答她。”这是从“中国式”理解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家训所具有的现代价值意义之所在，钱学森让“家”与“国”在“爱”的闪烁中放光。其二，“中国式”的理解有助于深化乡村文化振兴的意涵，避免作机械和表面式附会。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厚的内蕴。具体到乡村治理，它既要求确立自然生态意识与和平文明新形态，更要有道德生态、精神心态、审美生态、和谐之美，以克服乡村文化中的过分娱乐化、无羞耻感、不道德行为、不知敬畏等。在传统农村社会中，被视为不正之风的赌博、不正当男女关系、不孝敬老人等，如今在一些地方竟变得平常、正常甚至习以为常。这是金钱至上和不良文化影响的结果，要从道德陶冶与心灵净化的精神高度予以克服。其三，“中国式”有助于确立中国文化自信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克服个人狭隘的认知误区。从鲁迅到梁漱溟再到费孝通，其实一直存在着对中国文化劣根性的认知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从西方特别是现代性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确有诸多弊端。不过，像辜鸿铭和林语堂这类学贯中西、在国外生活多年的文化通才，对中国文化则有不一样的认识，这有助于帮助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式”乡村文化振兴等问题。如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实在传之太久，尽你怎样好的文化，到此时也将只见短处不见长处了。”“中国文化实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化，而幼稚形态未除。”然而，辜鸿铭却不这么看，他认为：“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它既有着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简言之，作为一个民族，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在于他们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真正的中国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两相比较，同样谈中国文化的古老与幼稚，辜鸿铭比梁漱溟显得更真实、内在、辩证，其看法也更令人信服，这与他更开阔的视野、犀利的眼光与历史的深度直接相关。

（四）全力吸引与培育人才是乡村文化振兴必须解决的瓶颈问题

当前，乡村文化振兴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人才匮乏。其一，老龄化严重的问题。原来一些乡村文化精英随着年龄渐大开始退休，即使不退休也很难跟上快速发展的国家形势及世界变化。原来的许多文化工作随着干部老龄化也很难开展和发展。其二，干部流动频繁的问题。乡村社会人才缺乏，一些年轻有为干部特别是有文化的年轻干部千方百计离开乡村，到城里工作。如果年轻有文化干部逐渐离开，外面的又不愿进来，乡村文化振兴就会陷入僵局。其三，知识结构单一的问题。整体来说，乡村干部学历不高，文化水平有限，特别是没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者大有人在，这就决定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根基不稳，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新形势，更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不符。其四，专业性不强的问题。在乡村文化振兴中，干部既需要全面的文化素养，也要有专业知识，像修缮家谱、书写村史、互联网服务、医保护理、志愿者行动、开展民主协商等都离不开专业文化知识。换言之，在技术知识之外，乡村文化振兴更需要相关人员具有政治学、心理学、金融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内容。如江苏省徐州市梁寨镇的新乡贤组成结构是：退休回家者占10%,曾任“村两委”的超过50%,没任过职的村民为40%;年龄在六十岁左右者居多，最大的超过八十岁；初中以下学历占20%,初中学历为30%,高中及以上学历有30%。比如，现在的乡村治理面对诸多难题时，倾向于向学者求助，并形成合作式研究。从协同共赢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件好事，但从侧面也反映了乡村治理特别是文化治理的薄弱。直言之就是乡村社会基本没有多少文化人才可用，特别是在进行具有理论性、思想性、构想性、前瞻性的治理方案设计时更是如此。有学者说：“那些先进的现代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依赖运用它们的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无论哪个国家，只有它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相互配合，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真正能够得以实现。”“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可见，我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突破人才关，进行具有开放性、制度化、细化、科学化的文化人才工程建设。在此，除了大力吸引外来文化人才外，以夜校、乡村学院、文化礼堂、农村书屋等方式进行培训，提高乡村文化的内生力就显得尤其重要。问题在于，一定要将创新的标识度作为重点，把现代意义的文化振兴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如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嘎查村通过打造农牧民文艺活动平台培养乡村文化人才，就是一个突出例子。其主要做法是，把舞台留给群众，让群众自编自演，真正让群众“唱主角”,在“群众演、群众看”的过程中发挥乡村文化建设功能，发现和培育乡村文化人才；以文化站(室)、文化馆、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等为载体，整合人才资源，并通过新媒体平台、微信朋友圈加大宣传力度，评选“百件优秀农牧民文艺节目”“百名优秀乡村文艺人才”,并给予优厚的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这样海选式的人才成长之路，充分调动了农牧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人才也就容易脱颖而出了。

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要点和难点，也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新的增长点。它既联系着传统，又与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探索不无关系，还标示着新时代与未来的文化发展走向，值得好好研讨。乡村文化振兴不只是一个点，其实它牵一发动全身，关系到整个中国式现代化大局。只有站在这一战略高度思考问题，并在观念、理论、方法、路径上有所突破和创新，才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来源：乡村发现转自：《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