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长云：农业强国建设中需要澄清的几个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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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长云（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部署，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战略部署。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就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进行了具体部署。可以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大幕已经拉开。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仍有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亟待研究。本文试就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需要科学处理的几个关系进行探讨和分析，以就教于同仁。
  一、农业强国与实现农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是农业作为产业现代化的一般性与农业特殊性的有机结合体（姜长云，2023）。一个国家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意味着该国农业在整体上已经达到农业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具体体现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物质条件、科学技术、产业体系、经营形式、发展理念和经营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成为农业发展的普遍形态。农业强国是农业强的国家之简称，在世界农业竞争中呈现出规模化比较优势和强势竞争力，具体表现为“一底三强一高一足”特征，即以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为底线，农业创新力强、国际竞争力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农业现代化水平高、维护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发展的能力足（姜长云，2022a）。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立足国情农情，体现中国特色，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与我们强调的“一底三强一高一足”特征基本相同，只是角度略有差异而已。
  一个国家能够成为农业强国，其前提是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但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建成了农业强国。在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只有少数可称之为农业强国（魏后凯、崔凯，2022）。农业强国在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中，应该属于发展现代农业的佼佼者，农业或其优势部门的现代化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具有引领世界农业发展潮流的能力；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发展不仅能够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坚实支撑，还能够较好地应对国内外市场和农业发展环境“风云变幻”甚至“风高浪急”的考验，面对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的冲击，能够免遭实质性破坏并通过快速修复，维护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持续、稳健运行和安全发展的能力足。以此为基础，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发展呈现出规模化的比较优势和强势创新力、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姜长云等，2022）。相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更加强调增强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具有强势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国”，这几个方面都属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内容或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增强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往往要通过提高其附加值来体现；增强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体现农业强国建设追求的目标或达到的水平，“强强益善”。农业强国建设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增强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达到的高度。许多农业强国长期重视标准引领和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服务强农、品牌强农联动发展，切实推进涉农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顶天立地，促进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良性互动，并加强农业劳动力教育培训，培育农业后备人才（姜长云，2022b），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增强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农业强国更多体现提升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以及加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建设的目标、内容和要求。
  以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为底线，维护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发展的能力足，体现农业强国建设的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并非“高高益善”，只要能够筑牢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底线、筑牢抵御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风险的“屏障”，能够有效抵御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的“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冲击即可。因为第一，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应该坚持经济性和安全性相结合的原则，注意激发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否则很难吸引具有较高素质的从业者、较强竞争力的经营主体参与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发展；而农业经营主体没有竞争力，农业就不可能有竞争力；农业从业者素质不高，农业创新力就不可能强；农业关联产业也是如此。第二，特定国家为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必须进行部分资源和要素投入，而这些资源和要素投入也可用于提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维护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发展的能力提升，相当于增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机会成本。因此，在讨论农业强国建设时，强调粮食安全水平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强，强调维护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发展能力足，此处的“高”“强”“足”，更多具有基础夯实、防风险屏障筑牢的意思，并非“高高益善”。如果不计代价、不考虑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实际上会透支增强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效果，侵蚀农业强国建设的总体成效。第三，城乡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除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外，还有一些非重要农产品，如芝麻、茶叶、香蕉等；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农产品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化，甚至对农业的需求除产品外，生态涵养、文化传承、休闲体验等功能的重要性会日趋凸显。就我国的资源禀赋而言，如果我们将农业发展的视野仅仅局限在满足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消费，不仅会加剧非重要农产品供给短缺和依赖进口的问题，还会影响农业生态、文化、休闲等多重功能的发挥。因此，在农业强国建设中，顺应城乡居民对农业和农产品消费需求的演变趋势，基于我国农业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特点，对非重要农产品和农业在产品功能之外的多重功能也要适当兼顾。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加力扩种大豆油料。深入推进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农业农村部拟“确保大豆油料面积稳定在3.5亿亩以上，力争再扩大大豆油料1000万亩以上”。这些举措对于夯实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基础、部分解决我国大豆和油料自给率低和饲用蛋白供给不足的问题具有必要性，但由此形成的对大豆、油料产品市场价格的影响和对相关农民利益的影响值得充分重视，并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审视观察。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后，我国大豆市场运行“新季大豆收购价高开低走，东北地区大豆收购进度偏慢”等情况，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警示。与上年同期相比，2022年12月大豆国际价格上涨了27.3%，但在此背景下，由于国产大豆种植面积和总产大幅增加的影响，尽管2022年全年我国大豆累计进口9116.67万吨，较上年同期减少5.5%；但大豆国内价格反比上年同期下跌4.6% ；尤其是在2022年8月-11月，在国际大豆价格持续走高的背景下，大豆国内价格还持续走低。今后，在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过程中，如何结合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完善，“健全农民种粮挣钱得利、地方抓粮担责尽义的机制保障”“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防止“谷贱伤农”，协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与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之间的关系，仍然值得高度重视。
  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演进的历史进步过程，本就是一个国际比较概念。我国农业现代化实现程度如何，取决于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相对于世界农业发展先进水平的位置。换句话说，这不仅取决于我国农业发展的状况，还取决于世界农业发展先进水平潮涨潮落对评判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反向作用。但是，相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更强调农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前文所说的“三强一高一足”特征，都是基于国际比较得出的结论。比如，农业强国往往具有较强的农业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由于资源禀赋充足、农业生产效率高，农业能以较低的成本和价格占领国际市场。二是具有较强的质量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由于农产品质量高、品牌影响力大，虽然农产品价格高，但在农产品高端市场仍然具有较强竞争力（姜长云，2023）。如果将农业竞争力从产品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延伸拓展到涉农要素市场、期货市场和资本市场等，在此背后，则是农业强国在农业及其关联产品市场、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呈现出较强的规则制定权、产品定价权和资源、要素、产品掌控权。许多农业强国跨国农业企业发达，且涉农产业组织呈现多元化、综合化、网络化发展态势，为增强其规则制定权、产品定价权和资源、要素、产品掌控权提供了便利。
  从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创新力强的角度看，世界农业强国往往是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策源地，在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领域拥有一批从事基础研究的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能把基础研究转化为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和相关技术的大学、科研机构，特别是企业、市场化新型研发机构、创新中心等。类似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也是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中增强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创新力不可或缺的产业生态。我们对世界农业强国的研究显示，这些农业强国创新能力强，农业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产业聚链集群成带发展水平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创新创业生态健全且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现代农业与涉农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姜长云，2023）。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延伸出一个问题：自中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后，是不是每个省份都要尽快着手加快建设农业强省（强市、强区）行动值得认真研究，甚至未来能够率先建成农业强省的，到底是粮食或农业大省，还是江苏、浙江、广东等经济强省和现代产业体系较为发达的省份，则很难说。对于多数省份来说，与其要推进农业强省建设，不如找准自身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中的位置，久久为功、绵绵用力，靶向施策、协同发力。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切忌追求“速战速决”，将“战略部署”误作“战役攻坚”，将“持久战”打成“突击战”“运动战”，将“联合作战”打成各自分散作战、毫无章法的“麻雀战”。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也是如此。当然，在此也不否认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鼓励先行地区、先行省份发挥探路先锋甚至旗舰作用，甚至创建农业强国建设试点省、试验区，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这些先行地区、先行省份发挥探路先锋作用，应该允许、鼓励不同模式并存发展、竞争合作、融合互补，助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以便提升其整体效能。
  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并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作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的内容之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项战略部署，是推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实落地的重要抓手。“宜居”即适宜居住，是让农民在居住地就近过上现代文明生活的要求。“宜业”即适宜就业创业，是新发展阶段推动农村居民更多更好地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创业的要求。“和美”即和谐美丽之意，要求城乡之间、乡村邻里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现代乡村生活与农耕文明等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体现和谐包容之美，尊重城乡之间、乡村之间和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之间和而不同、和谐包容的多元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的乡村便民生活圈、完善服务圈、繁荣就业圈、活跃创业圈，甚至体验旅游圈，提高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基础设施可及度和公共服务便利度，体现了让“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要求，有利于推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协调提升再上新台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联动激发乡村多重功能价值，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过程；要求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协调推进自然生态、人文生态优化提升，并将促进乡村产业发展与加强乡村养老、教育、医疗卫生、应急管理等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结合起来。
  从党的十九大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进而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强调“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乡村建设规律和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也体现了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特别是让广大农民拥有幸福美好家园对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新要求（胡春华，2022 ；金文成，2023）。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涉及农村生产生活生态方方面面，既包括乡村“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乡村“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包括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现代化，又包括乡村居民素质和精气神的提升，并更加重视带动乡村小农和低收入人口参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分享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果。这不仅顺应了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利于增进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广泛认同感，有利于减缓甚至规避农村优质资源、优质要素、优质人才向城市过度流失的问题；还呼应了部分城市居民对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环境的青睐，有利于畅通乡村吸引城市居民、城市人才、要素下乡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激发乡村人气和活力。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更多体现推进农村现代化的内容，也包括部分发生在农村或涉及城乡融合的农业现代化内容。当今世界，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日益呈现融合互动、 耦合共生的特点，后发型发展中国家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关系更是如此。基于前文分析可见，建设农业强国与推进农业现代化既是一体两面，又是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高标准严要求。因此，建设农业强国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可以呈现融合互动、 耦合共生关系，二者互为必要条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存在一定交集。如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必然要求农业和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呼应，以便为农民甚至下乡的原市民、新农村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空间和生活环境；而农业和涉农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农业强国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与建设农业强国不是简单的包容或从属关系。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不可或缺的条件，其建设中涉及产业发展的内容与建设农业强国有部分共同性。基于这一点，可以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但据此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全部归入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容，也是不适当的。因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部分内容，如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开展现代宜居农房建设，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能力建设等，虽然有利于吸引城市人才下乡参与农业强国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有利于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不是农业强国建设的内容，充其量属于农业强国建设的有利环境。有的学者将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作为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内容或目标方向，实际上存在着对农业强国或建设农业强国概念过度泛化和扩大化的问题，不利于农业强国建设突出重点，精准定位，靶向施策。我们之前的研究显示，当前在我国，建设农业强国虽有一定基础，但在许多主要方面与世界农业强国仍有较大差距，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任重道远（姜长云等，2022）。而为了切实推动农业强国建设行稳致远并不断取得实效，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保持战略定力，注意明晰重点，聚焦发力，努力做到靶心不散、目标不乱，是必要的。
  三、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自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关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研究迅速升温，相关研究成果迅速涌现，在总体上带动了对农业强国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但是，也有少数研究并非基于对农业强国共同特征、普遍规律和个性特色、国情农情的深刻把握，而是存在人云亦云，甚至偷换概念的倾向。比如，有些人研究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问题，实际上就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或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将前者与后者等同的倾向。但是，如果二者能够等同，那么，“农业强国”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个概念的独特性何在？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又有何必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不是基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或“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之意造出的时髦新词。而对同一种现象、同一个事物，指望通过造出新词来指导新时代新阶段的“三农”工作，只会让工作越来越乱。据此，显然不能将农业强国简单等同于农业农村现代化，也不能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简单等同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只有深刻认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这个命题的独特性，才能更好地认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丰富内涵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远见卓识，更好地用中国式现代化指导农业强国建设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求“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主要属于农业及其关联产业振兴问题，并更多基于产业链供应链视角和城乡融合发展思维考虑以下三大问题，培育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一是增强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三是提升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因此，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乡村产业振兴问题，但又不限于乡村产业振兴。其多数内容发生在农业农村，但也有部分内容发生在城市，在农村之外；但与涉农乡村产业振兴密切相关，甚至是影响涉农乡村产业振兴的“牛鼻子”。这些发生在城市、在乡村之外的农业强国建设内容，往往与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中高端环节相关，甚至属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关键领域或制高点，对提升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的创新力、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甚至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如农产品期货市场、涉农跨国公司或行业协会总部、农业基础研究等。乡村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支撑条件或约束因素，但其中只有与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相关的部分才属于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容。当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也罢，坚持系统观念和生态思维，注意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相互支撑和促进作用，注意突出重点与协同推进的有机结合，激发其连锁效应和关联影响，都是推动其高质量发展所必须的。
  基于这些认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任务（唐仁健，2023），而不是相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部署，是基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按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行的进一步安排。就谋划和推进今后的“三农”工作而言，这不是更换频道，而是升级频道；不是调整方向，而是进一步聚焦发力，明确了目标任务、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
  在新发展阶段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构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两大支柱；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构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三大重点领域，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强化科技创新驱动构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三大动力源。2022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注意推动其落实落地；换个角度看，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可以说是拓展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内容。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都涉及相关的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内容。如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过程中，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属于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的内容，也影响着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与其相关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和水质提升专项行动、农村电网巩固提升、智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民培训和农业科技创新推广相关的公共服务，也是推进乡村建设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过程中，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部分内容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形成交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也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也罢，健全党组织领导的乡村治理体系，都可以发挥凝心聚魂作用。完善乡村治理，也可以推动二者协同发力，共同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乡村底蕴和发展基本盘。因为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农业农村仍然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
  四、建设农业强国与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并且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当然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科学指南和行动指南。
  那么，以中国式现代化指导农业强国建设，首先需要科学把握农业强国建设的共同特征、普遍经验与基于自己国情农情的中国特色之间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强国”的目标，要求“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并在相关部分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但除在总体上提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文化强国前加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外，从未提及建设或建成“中国特色”的任何强国。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在于“强国”是基于国际比较的概念，不是可以“自弹自评”的。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中，不可过度强调“中国特色”，轻视世界农业强国建设的共同特征和普遍规律。否则，容易多走弯路，影响农业强国建设的高质量发展；也容易转化为自降标准、避难求易的借口，如此建成的农业强国难以获得世界广泛认可和国民广泛认同，更难以实质性增进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但是，在尊重世界农业强国共同特征和普遍规律的前提下，由于国情农情不同，推进农业强国的具体道路和实施路径，又应该努力体现中国特色，立足国情农情特别是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要求，体现一定的中国风韵。这也是推进农业强国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顾国情农情、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要求，不注意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具体道路和实施路径的中国特色，盲目追求“高大上”的项目或形象工程，不仅难接“地气”、难以落地，难以真正解决影响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近忧远虑”问题，难以激发广大农民和涉农经营主体参与农业强国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也难以推动农业强国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并有效应对发展过程中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的冲击。
  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国具有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特点、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在我国，坚持用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农业强国建设，首先必须牢牢守住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底线。要牢牢把握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主动权，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当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要求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这实际上涉及到影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突出短板，也涉及到激发农民农村特别是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共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分享中国式现代化成果的问题。况且，贫困和饥饿往往是一对孪生兄弟，从巴西等国的经验来看，随着城乡差距的扩大和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农村贫困问题容易传导为城市贫困问题，进而转化为城乡低收入人口因买不起食物而发生的饥饿和食物供给不足、营养不良问题。
  基于我国国情农情，以中国式现代化指导农业强国建设，还需要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完善联农带农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甚至农产品行业协会、跨国农业企业等现代农业产业组织通过优势互补、网络联动，协同带动小农户参与农业强国建设，合力拓展增收致富渠道。近年来，中央文件反复强调“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宏观或广义上说，这也是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的重要方式。中国有农耕文明的丰厚历史底蕴，有崇尚天人合一和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分形思维的文化传统，坚持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农业强国建设，要求更加重视推进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的绿色低碳转型，坚持生态为底、文化为魂，通过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建设道路，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与加快推进农民转型结合起来。坚持加强农业劳动力教育培训，重视农业后备人才队伍建设，尤其是加强对青年农民成长的支持，是世界农业强国建设的普遍趋势和共同路径（姜长云，2023）。基于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长过程中，如何促进农民转型、如何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如何引导现代农业产业组织更好地联结带动小农户，恐怕是我们始终绕不开的突出难题。
  原文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