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文、朱鸿鸣：打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张“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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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昌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朱鸿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除了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外，还强调了“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如何理解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什么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是支撑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重要因素？如何发挥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
  所谓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是指规模庞大、供求多元、创新活跃、拉动力强的内需市场。我国是超大规模经济体，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是这一属性的重要特征。近年来类似的提法是“强大国内市场”。“强大国内市场”的提法首次出现在2018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19年七项重点任务之一，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对“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作出具体部署。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与强大国内市场本质上是一致的，均强调巨大的市场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与其他物质资源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稀缺资源；巨大的市场也是一种优势，而且是一种与其他生产要素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比较优势。
  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我国并不是一直就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才逐步形成和显现出来。特别是这些年来，我国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增长动力逐步从过去依赖较大规模的出口转向以国内有效投资和消费为主，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
  那么，为什么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是支撑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重要因素呢？
  一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决定了我国经济运行更具韧性。如果说小规模经济体的市场是“小池塘”，那么我国所拥有的超大规模市场就是“海洋”。两者的差别在于规模性和多样性。“大海”规模更大、多样性更强，从而更具韧性，能经受住“狂风骤雨”。一方面，庞大的市场规模使我国有吸收外部冲击的腾挪余地，有能力通过内部分摊的方式降低冲击强度。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出口部门面临的压力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强大国内市场吸收和分摊的。同时，大市场的内部分工更易形成和维持产业配套和完整产业体系，有利于稳定产业链。另一方面，多样性即产业、区域发展异步性也可以带来韧性。我国产业门类齐全、各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支柱产业不尽相同，内外部冲击难以形成区域和产业的共振效应，经济发展稳定性更强。此外，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有利于稳定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关系。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大规模市场更是宝贵的稀缺资源，可以对全球可持续、包容性增长发挥正外溢性，从而推动我国在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更好应对外部冲击。
  二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更有活力。经济发展前景好不好，关键看经济活力够不够。海阔凭鱼跃，“大海”的经济活力更强。首先，巨大市场空间意味着更多的创新场景、更低的创新成本和更高的创新收益。强大国内市场，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8亿多的网民，为各类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创造了理想试验场，能让新技术、新产品迅速产业化和规模化，试错成本可以被快速摊薄，创新潜在收益大。其次，巨大市场空间意味着更好的竞争生态和创新创业创造生态。在小经济体内部，企业格局、产业生态和经济结构易固化，而超大规模经济体内部的企业纵向流动性更强，大企业垄断市场的难度更大，新创企业和中小企业拥有难得的成长空间和市场机会，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可能性更高，企业的纵向流动性更强。此外，巨大人力资源总量孕育强大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力。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总人数一直保持较大规模，研发人员规模稳居世界首位。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三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决定了我国经济更易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现代经济越来越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型特征，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更有利于形成和保持竞争优势。首先，有利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先发优势。规模性的经济含义和战略意义在于，可以更好分摊新型基础设施和战略性前瞻性技术投入成本，更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更早布局相关技术，抢占制高点，赢得先机。比如，由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确保了商业可持续，我国推动5G商用的节奏将快于很多国家。从经济史看，历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也都是同时代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其次，有利于更好发挥规模效应，形成竞争优势。我国所拥有的大规模要素供给、大规模市场容量，有助于更好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效应，使相关企业、行业拥有经济规模带来的效率优势，并快速地转化为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比如，我国许多行业包括纺织、钢铁、光伏风电等，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行业。
（二）
  需要看到的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只是一种潜在优势。充分释放这种资源和优势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还需要通过多种政策去引导、培育和激发，必须“做好自己的事”。
  第一，充分认识优势，保持战略定力。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以及超大规模经济体的其他属性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结合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一属性意味着我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既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利于分散风险；既有利于保持活力，也有利于保持韧性；既有利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也有利于形成先发优势；既有利于提升政府作用的有效性，也有利于拓宽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既有利于更好发挥国内潜力，也有利于更好利用国际资源。同时，超大规模经济体属性也意味着我国的经济追赶进程难以“一帆风顺”。追赶型经济体一旦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其外溢性意味着守成大国随之而来的围堵和遏制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前，这种挑战已经充分显现。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是我国成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并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绕不开、躲不过的坎。只要我们充分彰显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就可以在激发活力、增强韧性中赢得竞争优势，就可以把握未来、赢得主动。
  第二，应对好外部压力，实现技术的“开放自立”。尽管当前“卡脖子”风险凸显，但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为我们实现技术的“开放自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多年以来，我们“卡脖子”风险的累积，一定程度上是技术“开放—依赖”发展模式的结果，即市场开放和技术依赖。这既有人才缺乏、体制约束、投入不足等原因，也离不开全球化分工的“马太效应”形成分工锁定的大背景。解决“卡脖子”风险，就是要从“开放—依赖”走向“开放—自立”。当前的外部压力恰恰为我们实现“开放—自立”，真正解决“卡脖子”问题提供了难得的、能够抓住的“机会窗口”。要用好国内强大市场的优势，加大核心技术的资源投入和统筹协调，形成在关键技术上与发达国家间互相制衡的局面，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抢占先机。
  第三，调动三个积极性，增强经济活力。一是调动地方积极性。调动地方积极性，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激发制度活力、提升制度质量、保持制度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和突出优势。当前，要适应各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客观实际，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改革创新和政策突破的自主权；加快建立容错机制，激励一大批“既政治过硬，也本领高强”的党政干部更好发挥作用；调整优化央地财政关系。二是调动创新创业企业积极性。要着力打破包括行政垄断在内的各种垄断，真正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不断改善营商环境，维持企业纵向流动性和打造创新友好型的市场环境。三是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必须紧紧依靠企业家和科技人员。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活力；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保护企业家权益，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文化和社会氛围，为各类企业家的创新创业创造营造更加健康的环境。
  第四，抓住主要矛盾，加快建立适应国内最终需求的供给体系。当前国民经济供需循环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供给体系不匹配、不安全和质量不高。不匹配是指与生产需求相关的供给体系仍不太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生产需求，人才供给、技术供给、金融供给等均存在短板。不安全是指大量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生态的供给依赖于国外供给，供给体系自立性不强。质量不高是指国内供给体系在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求方面，在质量、多样性、稳定性方面还存在缺陷。要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发挥需求的牵引作用，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与供给能力提升之间的良性循环，在提升供需匹配性、供应链安全性和供给质量进程中加快建立适应国内最终需求的供给体系。
  第五，推进高水平开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发展。我国过去这些年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答案是，不仅不能封闭起来搞建设、谋发展，相反，应该实行更加开放的制度和政策。只有更大力度和更高水平的开放，才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才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发展。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开放，重点在于：一是促进从市场开放转向制度开放，加快形成与先进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制度政策体系和监管模式。二是以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向前发展，加强对欧、对日和对东盟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实现共同发展。三是以开放促开放，坚定维护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继续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扎紧中国与全球的经济、技术纽带，巩固和维护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创新链的韧性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