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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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先强1,2 赵心源1,3

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2.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

                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大数据研究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7期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教育机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全国教育代际流动性从“50后”的0.7左右下降到“80后”的0.55左右（李力行和周广肃，2014）。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学校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是他们自身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王卫东等，2020），也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方法（王瑾，2008）。因此，加强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问题的相关研究，对于寻找提升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途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教育代际流动性是衡量社会机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国内外研究中，儿童保育政策的实施（Havnes and Mogstad，2015）、学制改革的推进（林莞娟和张戈，2015）、义务教育法的实施（陈斌开等，2021）等外生冲击被认为在提升教育代际流动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罕有研究关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重要作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项重大的公共投资项目，不仅能够改善农村地区的交通条件，还能够通过影响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水平等，间接提升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

鉴于此，本文将中国21世纪初逐步建成的“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视为一项准实验，应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本文不仅从社会效应这一角度分析了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方面的价值，还从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和外出务工收入的视角展开拓展性分析，探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影响的潜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降低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流动成本，改善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状况，由此对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可能会增加子代务工的预期收入，进而增加其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也可能提高父代收入，进而使其放松对于子代教育投资的预算约束，影响对子代的教育投资决策。此外，相比高学历父代，低学历父代往往面临着更大的预算压力（Brown and Park，2002），故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流动成本时，这种流动成本的降低往往在更大程度上放松了低学历父代面临的预算约束，促使他们产生更强的外出务工动机，进而改善自身收入状况，增加对子代教育的投资，使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潜在地提升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1。

H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提升。

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父代普遍存在性别偏好，倾向于给男性子代更多的教育投资（Das Gupta，1987）。此外，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也是父代对子代教育投资不同的重要原因。已有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会提升农村的教育回报率，且女性劳动力的教育回报率明显高于男性（李强等，2022）。这意味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在非农部门找到受雇或自雇的机会。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推断，外生冲击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是存在性别差异的。相比男性子代，女性子代与父代的教育代际流动性更容易受到外生冲击的影响。由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地区可被视为一种外生冲击，本文推测，它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差异。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2。

H2：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并且将在更大程度上改善女性子代与父代的教育代际流动性。

相较于富裕的农村家庭，低收入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通常面临着更大的约束。因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会在更大程度上放松低收入父代和子代流入城镇的预算约束，从而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低收入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迁移行为（Cai，2020），对低收入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可能更大。同时，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与其受教育水平正相关，低收入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往往较低。据此，本文提出假说H3。

H3：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低学历、低收入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水平的提升程度更大，从而改善教育代际流动性。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以中国21世纪初逐步建成的“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为准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构建探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影响的基准模型。

（二）变量说明

1.教育代际流动性。教育代际流动性可以划分为两类，即绝对教育代际流动性和相对教育代际流动性。本文主要关注相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由于教育代际流动性等于1减去教育代际相关性，而教育代际相关性可以通过教育代际回归系数、教育代际相关性系数和教育代际秩相关系数三种方法（Emran and Shilpi，2019）直接测度，故本文实证部分主要通过考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教育代际相关性的影响，来得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通过子代和父代受教育结果的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标准化和受教育年限排序，来体现教育代际相关性，进而体现教育代际流动性。

2.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衡量方式：子代12～15周岁享受通路的年份数份额。本文基于“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的建设来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首先，根据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2001－2007年不同样本村到最近国道主干线球面距离的面板数据。其次，根据不同样本村首次达到截至2007年与最近国道主干线的最小球面距离的年份来定义不同样本村的通路年份。最后，参考Hoynes et al.（2016）的研究，根据子代12～15周岁所处的年份区间和子代所在样本村实现通路的年份，计算子代在12～15周岁享受通路的年份数份额，得到子代在12～15周岁这一阶段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程度。

3.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体、家庭和村级三个层面。其中：个体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子代性别、子代户口类型和子代健康状况；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否乡村干部家庭、是否党员家庭、是否少数民族家庭；村级层面控制变量包括样本村的地形特征、样本村的经济区域类型、是否属于城市郊区、是否属于工矿郊区、是否属于乡镇政府所在地、经济发达程度。

（三）数据来源

国道主干线各路段建设和开通时间数据来源于《中国交通年鉴》（2001－2007年，历年），地理行政边界数据和“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系统地理信息数据来自云南测绘地理信息中心。样本村的地理位置数据来自百度地图，并借助ArcGis软件测算样本村到国道主干线的最短球面距离。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调查数据。本文将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调查数据和村级层面实现通路时间的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得到一组截面数据。其中，基准回归中被解释变量选取的是2013年的调查数据。在样本选取方面，权衡研究需要和样本量之后，本文选取了截至2013年，1979－2001年出生并已经确定受教育年限的子代群体。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子代12～15周岁享受通路的年份数份额越大，子代与父代之间的教育代际流动性越高，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假说H1得到了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本文将基准回归中子代的年龄段由12～15周岁替换成17～21周岁，进一步评估子代17～21周岁享受通路的年份数份额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显著改善17～21周岁子代与父代之间的教育代际流动性。

2.其他稳健性检验。（1）在基准回归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建设期间村级硬化路建设情况，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2）在基准回归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建设期间村办小学投资额变化情况，以控制撤点并校对实证结果的干扰，回归结果同样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五、进一步讨论

（一）性别异质性分析

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按子代性别分样本展开分析。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男性子代与父代之间的教育代际流动性没有显著影响，但会显著提高女性子代与父代之间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假说H2得到了验证。

（二）拓展性分析

此外，本文在拓展性分析部分还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学历的父代与子代外出务工时间和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并在这一部分采用两种实证策略以避免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系数难以解释的问题。其中，第一种策略为在实证模型中控制村级固定效应以及个体、家庭和村级层面的控制变量；第二种策略为采用De Chaisemartin and D’Haultfoeuille（2020）定义的多期多个体倍分法（DIDM）的估计量。

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父代和子代外出务工时间的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形成促进子代教育投资的收入效应，也可能形成阻碍子代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改善了低学历父代的外出务工状况，从而改善他们的家庭收入结构。然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学历子代外出务工时间的影响都不显著，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并未给子代接受教育带来显著的机会成本效应。

2.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父代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较之于外出务工时间，外出务工收入能更直接地体现家庭经济状况。实证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改善了低学历父代的收入状况。低学历父代的子代因此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教育投资水平，进而提升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较之于男性子代与父代，女性子代与父代之间的教育代际流动性受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激励父代外出务工，增加父代的外出务工收入。相较于中高学历父代，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增加低学历父代的外出务工时间和收入，显著改善他们的收入状况。但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子代外出务工时间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一是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并在投资决策中兼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效应。同时，政府在制定交通规划、完善公共服务时，应该特别考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代际公平方面的作用，从而实现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关注农村中女性子代的教育需求和机会，消除性别歧视和偏见，保障女性子代受教育的权利。例如，可建立和完善教育资助制度，向女性子代提供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多种形式的资助，降低女性子代接受教育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三是支持父代外出务工，提高自身收入水平，进而鼓励他们加大对子代的教育投资和关注度。可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建立和完善外出务工登记制度，为父代提供更多的外出务工信息和机会；加大外出务工社会保障力度，为父代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加强外出务工培训和教育，提高父代的职业技能和素质，增强父代就业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