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学喜：退社行为对农民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分析

gecccn · 发表于 2020-9-30 09: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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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学喜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关注和研究合作社发展的问题，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合作社发展与政府的关系、农户参与合作社意愿、社员异质性、合作社运行机制和分配机制、合作社发展路径和机理等，这也说明了合作社发展研究是一个涉及到很多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复杂问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需要从不同理论视角去解读和论证。一方面，自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势头强劲，覆盖范围扩大，合作水平提升。从公开的资料不难看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经在农村遍地开花，每十户农户就有一两户加人了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促进农民增收起了很大的作用。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正从横向合作向纵向合作深化，从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拓展，从传统合作向新型合作演变，从农户间合作向社际协作迈进①。另一方面，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整体发展质量而言，仍有不如人意的方面，如“小、散、弱”问题突出，全国范闱来讲，即便是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比较好的江苏省，仍然有25% 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名不符实（姜长云，2005)。针对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现状，甚至农业部原副部长危朝安就曾指出：“从合作组织理论研究的现状看，适应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合作组织理论体系还未建立，理论指导大大滞后于农民群众的火热实践”②。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至今难免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有的专业合作组织成长速度很快，而有的则存活期非常短暂或生命力极弱？是什么因素制约着专业合作组织的可持续2011)。鉴于此，本研究以此为理论切入点，利用发展？学术界对此亦是众说纷纭，相关研究也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国内外学者在考察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似乎都忽略了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普遍存在的农户退社现象。农户退社行为虽小，但其却能引起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并最终可能影响合作组织的存亡（王鹏等，案例研究的方式专注于探索农户退社背景下农户行为与农民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这对于结合转型时期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引导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健康发展的思路及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研究评述
  就合作社发展相关研究而言，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研究视角：
  第一，侧重于从合作社内部运行机制层面论证影响合作社长足发展的因素，如基于成员异质性视角下的治理结构、内部利益博弈以及内部信任等方面。林坚等（2007)认为在异质性社员结构下，少数核心社员拥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并认为当前的所有权安排存在合理性，能够促进合作社长期发展；黄胜忠（2008)认为，合作社内部存在普通成员与核心成员之间的代理或控制问题，将制约合作社的长期发展；而孔祥智等（2010)则认为，基于成员异质性的制度安排结果能够有效地促进合作社发展。李玉勤(2008)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一个经济载体是要赢利的，由于内部利益博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被某些人控制，出现对普通社员不利的走向，从而影响合作社健康发展；邵科等（2008)认为，应该确保理事会、监事会成员的相对同质性，在社员大会的领导下实现有效制衡，避免产生“一会独大”现象，从而更好地促进合作社健康发展；夏冬泓等（2010)认为明确合作社各种收益及其归属是保持合作社服务社员与获取营利平衡协调、体现公共利益政策的必然要求，制约着合作社的发展进程；何安华等（2012) 认为，内部资源禀赋对合作社成员合作利益分配具有深刻的影响，将决定着合作社发展的重要方向。此外，还有研究表明合作社内部信任是影响其长足发展的关键要素。如Harris(1996)发现，影响合作社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成员彼此之间相互信任和拥有共同的价值观；Puller等（2008) 发现，社员的兼容性、彼此的信任、信息的质量、社会环境和社员之间的关系都是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杨灿君（2010)、徐志刚等(2011)则探讨了信任、承诺等对农户合作及合作社发展的影响。
  第二，侧重于探讨外部因素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机制，如政府功能以及合作社外部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苑鹏(2001)指出在合作社的日常经营决策中不应该出现过多的政府身影,否则会影响合作社的健康发展；郭红东（2002)认为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让合作社走上自助、自主、自强的健康发展之路是政府扶持的最终目标。政府扶持的具体手段包括立合作社立法，产业、资金和税收政策，以及完善的监督管理等;范水生（2007)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是依托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而形成和发展的,这其中政府部门起了非常大的支持和推动作用。此外，孔祥智等（2005)实地考察发现区域法律环境因素和社会发展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第三，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部分学者认为合作社健康长足发展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LeeEgerstrom(2004)认为，合作社和企业 —样都属于正式组织的范畴，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受行业内竞争对手、供应商、购买者、潜在进人者以及替代品的影响，还受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只有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迸行综合考量，才能促进合作社的发展；张晓山（2005)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它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育度等多种因素紧密联系；姜长云（2005)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诸如当地文化环境、商业传统以及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韩俊等（2006)认为有很多因索在影响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这些因素除了政府扶持措施的落实程度、合作社对政府或龙头企业的过度依赖外，物质资源和客观条件也对合作组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刘婷（2011)以应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论ANT)作为理论基础来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形成时发现，合作社形成是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虽然大量文献对合作社健康、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较为深人和全面的探讨,但是，基于合作社成员退社行为研究合作社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文献相对匮乏。研究视角重点在于探讨果农退社行为本身的内在运行机理（王鹏等，2011);然而，仅有的研究中对果农退社行为与整体果农组织发展之间的影响机制尚没有涉及，亦未对合作社成员退社行为与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给出理论解释，更没有进一步将两者之间关系细致分析。鉴于此，本研究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案例分析定性研判合作社成员退社行为与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两者之间的内在机制。
  三、案例研究
  (—)果农退社方式与果农组织可持续发展的界定
  根据笔者的追踪调查，可以将果农退社方式归纳为四种形式、一是主动退社。社员经过慎重考虑权衡后主动提出退社请求，并且按照合作社相关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主动办理退社手续，以此退出并最终离开合作社。社员主动退社大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理性选择的结果。二是盲从退社。如果没有其他退社成员的影响、动员或劝说，该社员并没有明确的退社意向和打算#。但是看到他人退社或受到已退社社员的劝说，从而产生退社的念头，主动提出退社要求，并按合作社相关规章制度和规定主动办理退社手续，最终离开合作社。这种退社方式带有很强的盲从性，多是受到他人的影响后做出的选择。三是隐形退社。农民本身多是为凑齐合作社规模、获取国家资助或是申请示范合作社时“被加人”社员，虽然是合作社社员，但是并没有享受合作社社员权利，也不履行社员义务，他们所加人的合作社多为一些“皮包合作社”或“伪合作社”-。四是被迫退社。退社行为的发生超出农民预期，是普通合作社社员无法预见的。多是由社员所在的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面临解散，或是因为社员与合作社之间产生了合同纠纷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不得不退出合作社—。
  (二）本研究样本抽样方法及标准
  本研究采用分类随机抽样方法对果农合作社以及调研果农进行样本筛选。首先，对果农合作社的选择采用分类随机抽样方法获取样本。因考虑合作社要能够区分发展水平又需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采用分类随机抽样方式将渤海湾苹果优势区109家合作社分为三种不同发展水平各随机抽取1家合作社，共随机抽出3家合作社作为研究样本。然后，对抽出的合作社样本再次按照退社果农、合作社经营者、在社果农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等四类对调研人员进行分类。最后，在此分类中按照随机抽样方式共抽取80名人员进行深度访谈。
本研究对这三家果农合作社选择的标准为：其 —，果农合作社中曾经出现过果农退社现象；其二，为求典型性，被选三家果农合作社最好具有不同性质，即能代表不同发展程度的合作社;其三，被选三家合作社最好能够覆盖本研究中所涉及的不同退社方式；最后，三家合作社案现状均为正在运营。并且，为了能够详实厘清果农退社对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利用案例研究中常用的 “证据三角”原则-搜集相关数据，力求全方位深刻揭示上述三个案例中果农退社可能对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机理。此外，基于上述文献梳理部分的启示,本研究将通过内外两个方面共同表征果农合作组织的“可支持发展”性质，其中，内部层面主要包括果农合作组织内部凝聚力、果农合作社内部成员积极性；外部层面主要包括果农合作组织外部声誉、政府资源利用。
  鉴于上述标准，本研究从渤海湾优势区中选择了三家不同性质的果农合作社作为研究对象。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此处的案例研究应合作社经营者的要求对其名称做隐蔽处理，暂将其分别命名为 H果农合作社、Q果农合作社以及Y果农合作社。这三家合作社均在努地具有一定代表性，其种植苹果均在国内享有一定知名度，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表征渤海湾优势区果农合作组织发展的现状。为便于更详实分析案例基本情况和对案例进行深人探讨，下文将对所选取的三个案例背景进行简要介绍。
  (三）果农合作社基本情况及背景
  1.H果农合作社。H果农合作社成立于2003 年2月，成立之初合作社注册资金80万元，目前拥有成员256户，经营范围涉及苹果种植、苹果销售以及3家苹果深加工企业,是为数不多的XX省示范合作社。H合作社成立之初仅是依靠S村的33 户果农联合成立，后续因有国家政策扶植、苹果产品质量较高以及与苹果销售企业合作密切等多方面优势而不断发展壮大，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本村果农的大量人社，亦有附近村镇果农的积极入社，使最终的果农人社数量逐年增多。H果农合作社近年来发展迅速，不仅依靠制度安排的合理运行，更有基础设施及政府投入的大力保障，截止本研究凋査时H果农合作社共计占地538亩，获得国家、省市级及县级财政优惠补贴年均160万元，与全国共计83个苹果销售商有业务往来，3个深加工企业年产值在600万左右。H果农合作社虽然发展较快，但也有一些问题，如发展过程中每年仍有部分果农退出合作社，近五年的年均退社人数为5人，年均退社率为2.果农合作社高级管理人才引进困难，而合作社自有人员管理能力不足，难以培养真正核心管理人才；果农人社率不断降低。
  2.Q果农合作社。Q果农合作社成立于2008 年5月，主要发展苹果采摘和农家乐等依托于苹果产品生产及果园风景旅游发展起来。Q果农合作社建立之初由7名村民发起，利用筹集的60万资金投资建成。Q合作社的核心优势在于其所拥有的500亩果园既是优质苹果产区亦距离该省主要 AAAA级旅游风景区不足30公里，可以说是该风景区的一个外延，据统计，每年在苹果采收时节来旅游的人中有多达54.8%会来该果农合作社采摘苹果。截止2012年1月，Q果农合作社已经发展为拥有成员98户、占地816亩、人社果农年均收人 7万元的合作组织。Q果农合作社的理事会由五人组成,理事会负责合作社长期发展规范、干部人事调整以及制定生产经营方案等主要职能。监事会由一名监事长和两名监事构成，由成员大会在合作社成员中选举产生。此外，每年Q果农合作社还会获得所在县政府财政和省旅游局财政方面的政策和资金支持。Q果农合作社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入社果农与合作社的利益纠纷不断，部分果农因此而愤然退社;部分人社果农工作积极性不高，有关合作社管理及人事安排方面的抱怨较多；现有合作社规章制度难以完全得到落实和贯彻。
  3.Y果农合作社。Y果农合作社成立于2007 年9月，由苹果种植能人带领6名果农组建而成。合作社成立之初注册资金40万，主要从事有机苹果的培育、加工和销售。该合作社目前有300亩有机苹果培育基地，人社果农82户，集生产、加工和销售于一体。Y合作社曾经由于定位准确而苹果销路畅通、利润丰厚，人社人数不断增加，其成员曾一度突破300人。Y合作社设置了完善的内部组织机构如理事会、监事会以及成员大会。然而，当 Y合作社发展风生水起之时，2009年7月却接到了XX县政府的内部整改通知，因无法与已签约企业达成销售买卖合同而造成严重损失，一时间成员大量退社，合作社经营陷入低谷。当地政府责令Y 果农合作社清退“伪成员”，并收回部分已发放财政资金。虽然Y果农合作社发展有机苹果的市场定位较好，并且有一些前期市场积累，但是，整改后随着核心成员受到追责退出，Y合作社成员仅剩 82户，难以采取有效措施争取更多果农入社,发展大不如前。目前的状况是，即使一些曾经“十分努力工作”的忠诚社员也受到退社人员影响而萌生退意，合作社面临较大发展危机。截止本研究调查结束，该合作社仍有5起经济合作纠纷没有完结。
  (四）案例研究方法及访谈对象
  本研究利用案例研究中常用的“证据三角”原则搜集相关数据，力求全方位揭示上述三个案例中果农退社可能对果农组织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机理。如表1所示,本研究不仅通过查阅二手资料了解案例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还采用对退社果农、合作社经营者、合作组织成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面对面访谈的形式获取案例研究所需的资料和数据。

  (五）主要研究发现
  1.果农退社对合作组织凝聚力的稀释与其发展水平成反比。通过对三个案例中不同退社人员以及果农合作社经营者的访谈，发现果农退社对果农组织的凝聚力有一定影响，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合作组织的凝聚力产生冲击。并且，退社行为对不同发展水平合作组织凝聚力的影响不同，合作社发展水平高，退社行为对其凝聚力的影响程度就相对较低。如表2所示,根据学界通行标准将企业凝聚力分解为合作社管理、合作社环境、合作社效益、合作企业精神以及合作企业文化等五个方面。比访谈结果发现，果农退社社对合作社凝聚力具有重要影响。按照案例分析中关键语句的示例，果农退社对发展程度较高高H)、发展水平一般般Q)、发展水平较低低Y)合作社凝聚力的破坏程度依次增强。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发展程度较高的H果农合作社中较少的果农退社现象，合作社经营者却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制度代谢，并没有影响合作社效应，反而增强了笔者合作社的运营质量。为了追踪这一发现，笔者又对H果农合作社做了进一步调查，发现少量退社果农更多的是主动退社,并且没有与果农合作社产生任何冲突。主动退社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年龄较大、身体不适、照应子女小孩或主动外出学习等原因，并没有给H果农合作社其他成员造成负面影响。
  参考表3可知，相比H果农合作社，除隐形退社之外，Q果农合作社和Y果农合作社则更多地受到不同退社方式的负向影响。
  2.果农退社对中低发展水平的合作组织声誉具有不良影响。以Y果农合作社为例，当其整改前达到“辉煌”发展阶段时，大量成员分享其利益，包括隐形退社成员。当隐形退社果农与普通入社果农共同分享合作社盈余时，果农受“集体行动闲境”的影响，隐形退社果农的“搭便车”行为便会发生。按照奧尔森制度学理论，当“搭便车”果农不断增多时，所有果农从合作社中所能得到的收益会不断减少，并且会有越来越多的普通果农也产生 “搭便车”行为，最终导致集体非理性行为的产生，进而使所有果较普遍具有一种坐享其成的心态。当Y果农合作社带头人发现这个趋势后，他和决策层商议减少隐形退社果农分成或将其真正劝退之时，矛盾升级，最终成了Y果农合作社发展的 “拐点”。在这种情况下,更为严重的是，Y果农合作社的组织声誉遭到了严重破坏,其深层原因是由退社果农“搭便车”的行为所致。按照新制度学的理论逻辑，随着合作社群体果农数量的不断增加，果农合作社中每个果农对组织声誉的贡献会相对变小，即每个果农愿意维护组织声誉的贡献会相应减少。并且，具有“搭便车”行为的果农会为了自身利益忽视组织声誉，甚至损害组织声誉（如退社果农告发其合作社）。

  由表3可知，从不同退社方式层面而言，主动退社方式对H果农合作社具有积极影响，其他退社方式对H果农合作社无影响；除主动退社对Q 果农合作社无显著影响外，其他退社方式均会对 QY果农合作社的员工积极性产生显著负面效应，尤其是隐形退社影响最为强烈。
  3.果农退社对中低发展水平合作组织中的成员积极性具有不良影响。这个影响在Q、Y果农合作社中表现最为明显，尤其是整改后随着Y果农合作社大量隐形果农被清退，其他果农“人心惶惶”，严重影响积极性。
  以Q果农合作社为例，因为当初合作社建立门槛不高，组织结构虽然“五脏俱全”，但是少数几个关键人物具有决定权，原本设立的理事会、监事会以及果农成员代表大会有其形而难落其实。加之Q果农合作社缺乏规范化管理，很难利用强有力的制度去规范和约束果农退社行为。准确说，在 Q和Y果农合作社中，真正的民主管理尚未形成，这类合作社更多的是靠“能人”牵头发展起来的，整个组织机构的有效运营主要依赖少数几个人来维系，在重大项目和政策制定中难免会出现决策不民主，或将普通成员阻隔在参与管理的门外。由此，当部分果农因利益纠纷被迫退社时，其行为定会对现有的组织架构和制度安排形成冲击，可能会加剧其他果农对少数人一股独大现象的不满程度。当其他果农的不满和抱怨达到一定程度时，一般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仿效其他果农产生盲从退社；二是在心理上怠慢现有工作，出现消极工作情绪。换言之，在类似Q果农合作社和Y果农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若是出现果农退社现象，会对原本不完善的治理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进而对其成员积极性产生不良影响。
  由表3可知，基于不同退社方式而言，四种退社方式未对H合作社成员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主动退社行为还对其工作积极性产生了轻微的正向影响；除主动退社对Q合作社无显著影响外，其他退社方式均对QY合作社的社员产生显著负面效应。
  4.退社致使中低水平果农合作组织浪费国家经费和资源。为了促进农民合作社的健康发展，我国财政每年均会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合作社给予经费支持，中央及各级政府对达到要求的果农合作组织给予不同程度的政策优惠和扶植。在利益驱动下，一些伪合作社和皮包合作社往往会通过“巧妙”手段，以短期利益或小恩小惠诱导果农入社以骗取国家支持。当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利益后，往往又会通过各种形式迫使果农退社，或是令果农隐形退社。以Y果农合作社为例，当其利用不正当手段得到同家政策和优惠后，由于其本身成员较少，除去200多个伪社员之后仅剩82户果农，难以支撑300个果农规模的预期发展“承诺”，即使那些伪合作社果农没有被清退，他们仅仅依靠现有人力资源也很难达到国家要求“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容易使国家经费进人果农领导者的私人腰包，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国家支持不能用到实处而形成资源浪费。
  由表3可知，基于不同退社方式而言，四种退社方式均未对H合作社政府经费申请和利用产生显著影响；盲从退社对政府资源利用也没有影响；隐形退社对Q合作社具有负向影响，但对Y合作社则具有正向影响；被迫退社对QY合作社政府资源利用均具有明显负向影响。

  四、结论及启示
  为了细致厘清果农退社行为与果农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本研究利用三个典型案例研究发现：第一，果农退社行为会稀释中低水平果农合作组织的凝聚力，且主动退社、被迫退社和盲从退社均会对其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隐形退社则不会对其产生明显影响。案例研究表明，果农退社行为会在合作社管理、合做社环境、合作社效应、合作企业精神以及合作企业文化等五个方面对果农合作组织造成冲击。进一步研究发现隐形退社对果农组织内部凝聚力没有影响。其原因在于隐形退社成员多为未出务工的“伪成员”，他们实则是与合作组织脱离的，仅是一种名义上的存在，所以，他们之前与合作社内部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并不多，甚至大多并无交集，故隐形退社行为对果农合作组织内部凝聚力难以产生影响。由此，政府应该对仍处于中低发展水平的合作社基于合作社管理、合作社环境、合作社效应、合作企业精神以及合作企业文化等五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高果农合作组织的凝聚力，防止果农退社行为对其产生不良影响。
  第二，退社行为的发生是高水平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且与其他不同发展程度的果农合作组织相比，退社方式对较高发展程度的合作组织的负向影响程度相对轻微。主动退社行为对较高发展水平合作组织的组织声誉和成员积极性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此，合作组织要想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采取有效措施制定相应的制度安排，保障合作组织主动退出成员的合理退社机制。
  第三，果农退社会对中低发展水平合作组织声誉产生不良影响，但不会影响较高水平合作社发展。由此，对于中低发展水平合作社而言，应鼓励合作组织管理者采取合理的组织治理模式，有效防止隐形退社社员的“搭便车”行为,逐步消除退社对合作组织声誉的损害，真正实现合作组织健康发展的长期目标。
第四，退社对中低发展水平合作组织的成员积极性具有不良影响，但不影响较高水平合作社发展。由此，合作组织管理者在注重合作社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对合作社成员的精神动态进行人性化关怀，如可以基于不同福利措施或心理健康教育等方式驱动成员积极性，从精神层面减少退社现象的负面影响。
  最后，中低发展水平合作组织中的退社行为会导致国家经费和资源的浪费，但较高发展水平合作社则较少出现这种情况?由此，政府在给予中低发展水平合作组织支持时，应当对发生过退社行为的合作组织进行深人调查和及时备案。政府应对合作组织发展水平不高的支持项目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抽查和监督，明确了解政府支持是否用在了真正需要的良性合作组织中，使其能够为合作组织发展和农村经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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