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义力:乡村德治的文化视角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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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义力（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生）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和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时代产物和思想结晶，不仅注重从不同维度总结和概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强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经世品格。这一思想的形成，深刻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治国理政全局工作中的战略地位。习近平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由此而言，从传统文化的恢弘视野观察现代乡村德治，是认识和理解乡村治理现代化理论及其兴起发展的应有命题。

首先，现代乡村德治有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德治，即以德治理，强调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引领乡风文明，涵养大众文化，提升公序良俗，促进社会文明，体现了乡村治理的文化品格和价值厚度。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言，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乡土社会，从己向外推形成的波纹“差序格局”的社会范围，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着、由孝、悌、忠、信等道德要素维持着的，“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是在社会里生活的人自觉应当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信念。观乎中国今日之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我们追问的乡村治理应该选择何种模式、如何治理有效，乡村治理现代化何以生成、何以可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方案，也不是直接模仿套用来的翻版，而是渊源于自身条件、现实境遇和历史文化因素。在农耕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国，“德治”作为重要的乡村治理方式历经千百年沉淀而传承，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纵观数千年的陵谷沧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远古一直延续发展到今天”，历经岁月的沉淀洗礼以及自身逐步演进、深度重构和全幅创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正是传统农耕文化的逻辑先在性地位在现代乡村德治理论叙事中日益凸显，由中华民族特定的社会历史、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生活形态、语言文字等表层内容及其孕育、涵化和呵护形成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礼仪制度等深层内容构成的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体系业已渗透进乡村社会日常生活各个领域之中，落实为涉及广泛影响深远的制度安排，内化到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深刻影响着现代乡村德治体系的建设。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丰富的德治智慧。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德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古代社会的治理文化中，“德”关乎能否服众，一旦失德，就是有违天命。德礼为本，是一种建立在共同价值基础上的秩序追求，即以价值共识、道德教化、礼制规范以及一定的行政强制，实现以德服人的善治秩序。《论语·为政》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刑罚只能迫使人不敢犯罪，不能使人真正明白犯罪可耻的道理。反之，德的功用能够教化于民，施以德治，运用德的标准感化和激励，用礼仪规范思想和行为，使之于无声无息中自觉远恶迁善，常怀知耻之心。孟子有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德由善教趋于善治，形成了中国古代德治文化，也是现代德治元素的文化母体。

习近平强调：“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在几千年农耕文明孕育出的乡土社会生长起来的道德规范、公序良俗、伦理纲常等传统德治文化资源，培养了农民道德意识、赋予了农民道德实践、规约着农民行为动机、行为过程。经过历史的沉淀和岁月的洗礼，传统德治文化基因，充分汲取了传统农耕文化中蕴藏的乡村德治智慧，有效整合了乡村社会中潜移默化形成的传统乡村德治方略，并与新时代乡村倡导的文明新风相结合，嵌入现代乡村德治体系，在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彰显乡村社会的伦理秩序与道德规范。

最后，现代乡村德治与传统农耕文化有着深沉互动与共鸣。现代乡村德治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特征，与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乡土文化传统、乡村发展状况等因素息息相关。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明蕴含的德治智慧是现代乡村德治生长的资源，给予现代乡村德治以内生性价值认同。另一方面现代乡村德治的实践逻辑及其理论体系为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化提供物质基础、实践载体和理论资源并营造现实空间。振兴优秀乡村文化，转化传统治理智慧，需要植根于现代乡村德治体系建构的广阔实践。在传统农耕文化当中，从农事节气到生态伦理，从宅院村落到农业景观，从节庆活动到民间艺术，从祖传家训到乡风民俗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的鲜明标识和传统乡土文化得以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这些优秀农耕文明源于先人的历史性创造，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着深耕于心的伦理文化、接续传承的民俗传统，以及礼法并重的规约精神，都积淀和承载着基层社会的治理智慧和经验，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现代乡村德治宝贵的思想财富和智慧支撑，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功能。

当然，“对先人传承下来的文化和道德规范，要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易言之，既不能忽视传统，也不能昧于传统；既不能片面夸大传统，精华和糟粕一切抓，也不能全盘否定传统；既不能忘记本来，也不能无视当下和未来。既要反对厚古薄今、以古非今以及“以马废儒”“以儒代马”的错误倾向；也要警惕现代化“化一切”，不切实际、不分时宜地“化”，以今非古、盲目排外地“化”。因此，要立足新时代的新路向，在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引领下，对广大农民群众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进行创造性继承和弘扬，充分发挥蕴含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道德规范在凝聚人心、教化群众、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深入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不断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来源：乡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