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农民为何上街抗议？农业补贴的“罪与罚”

gecccn

　　2024年1月15日，德国农民开着拖拉机在柏林夏洛滕堡区示威。

　　2024年伊始，农民抗议如星火燎原之势从德国开始席卷欧洲。

　　1月中旬德国农民抗议高峰时期，三万余名农民开着五千多辆拖拉机从德国各地赶赴柏林示威。2023年底德国政府宣布取消农用柴油退税补贴是此次农民抗议的直接导火索。

　　无独有偶，在俄乌战争引致的能源危机和欧盟绿色新政“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补贴”议程的双重压力下，希腊、法国也在年初宣布取消柴油补贴，又很快在声势浩大的农民抗议潮中松动，纷纷表示补贴削减延迟或搁置。

　　这些让步并没有让欧洲农民满意，他们对削减柴油补贴的不满迅速引燃了对其他食农政策的怒火：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廉价食物进口、绿色新政承诺的2030年农药施用量减半目标，保留4%的农地面积用于休耕……

　　反对转型和绿色发展、要求补贴和被保护，在一些媒体报道中，欧洲农民再次被贴上“保守”、“激进右翼”这样的标签。然而这种简化的叙述掩盖了他们不满情绪背后的复杂原因。

　　为何削减柴油补贴引起了欧洲农民的不满?对具体政策的不满又如何指认出系统性的不公正?我们还是先从抗议的肇源地德国说起。

　　农业补贴：引入容易退出难

　　早在1951年，联邦德国就引入了农用柴油退税补贴政策。从2003年起，农民每购买一公升柴油就会得到约21欧分(合人民币1.63元)的退税补贴，相当于可以用88折的价格购买柴油。

　　此次与削减柴油补贴同时纳入议程的，还有取消始自1920年代的农机税豁免政策，即农用机械不用缴纳交通税费。一旦取消，平均每台农机须缴2500欧元交通税。

　　作为二战后德国积极推动食物自给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这两项政策加起来已有170多年的“悠久历史”，平均每年花费德国联邦政府9.2亿欧元(合71.87亿人民币)，突然改弦更张的压力可想而知。

　　●在德国，拖拉机等农机可以享受农机税和柴油补贴的双重优惠政策。

　　在大规模农民抗议的压力下，德国政府已然让步，保留农机税豁免，并为削减柴油补贴设置了三年的缓冲期。对此，海德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弗莱德里希·海因曼(Friedrich Heinemann)在1月德国议会的公开听证会上表示遗憾。

　　海因曼认为柴油补贴应当取消。补贴政策通过充分的价格激励鼓励农民使用柴油和柴油机械，这使得本可以减少柴油消耗的农场管理措施未被充分发掘，农机生产商也缺乏动力开发能源使用效率更高或使用替代性能源的机械。

　　不过，这一政策的确实现了提高德国农业竞争力的初衷。有了稳定的农机和能源补贴，和配套的土地资源整合政策，德国农业在各种红利中顺利走向机械化和现代化。

　　1970年代，联邦德国的农业就已基本实现机械化，平均每千公顷农用拖拉机数量位列欧洲第一。时至今日，德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农机出口国之一。在官方农业白皮书中，德国政府不无自豪地宣称“1个德国农民能养活140个德国人”。

　　然而农业高度机械化的背后，是食物生产能耗的不断攀升，和食农体系与化石能源的深度捆绑。

　　同为欧洲农业大国的荷兰可为旁证。《新小农阶级》作者扬·杜威·范德普勒格教授曾援引施密特(Smit)的荷兰食物生产能耗研究：1950年，荷兰农场生产100千焦的食物只需投入81千焦化石能源，时至2015年，这一数字则变成了225千焦——生产同样能量食物的能耗增加了近2倍。

　　范德普勒格教授解释，食物生产走向高产和高能耗、传统小农农业走向“企业农业”(entrepreneurial agriculture)的结构性转变伴随着劳动力被资本驱逐出局;换言之，被高能耗的新型农业技术以及鼓励农民使用这些技术的农业贷款取代。

　　其中，种植业的能耗增长主要来源于化肥投入和柴油机械的使用。一项对欧洲露地种植业的研究显示，这两项分别占平均总生产能耗的50%和30%。养殖业的能耗增长则体现为使用非本地的高产品种、富含高蛋白的精饲料和配套的舍饲机械和自动化设施，不断迭代的技术和日渐增长的固定投入将农民深度绑定在主流市场体系中。

　　德国农业一步步走到今天这般现代化却高能耗的食物生产模式，就不难理解柴油补贴削减为何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了。

　　为何抗议?

　　大农为利，小农为存亡

　　柴油补贴削减给到底会为德国农民带来多少实际损失?

　　据统计，一个规模中等、每年使用超过8000升柴油的德国农场每年可得1700欧元(合人民币13183.2元)柴油补贴。

　　考虑到德国全职农夫平均农业年收入高达82000欧元(约合人民币64万元)，多位经济学家指出，柴油补贴削减带来的成本增加不会对农场生产造成实质性影响。更何况德国农民的一半收入都来自欧盟和德国政府的公共补贴。

　　然而，众所周知，农业补贴大部分和农场面积的公顷数挂钩。来自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的补贴有4/5之多都装进了大农场和大公司的口袋，他们是现行系统的既得利益者，且依然在不遗余力地捞尽每一笔可得之利。真正面临危机的，是规模较小却高度依赖机械和能源投入的家庭农场。

　　与其说小农仅仅因为削减柴油补贴而愤怒，毋宁说他们在一连串的成本危机中切身地感受到了高度依赖能源投入的工业化农业的弊病。

　　37岁的德国农民马克·伯恩哈特(Marc Bernhardt)即是一个典型。在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地区，伯恩哈特和父亲一同打理着祖传的家庭农场，他们养了100来头奶牛，也种植谷物和玉米用作奶牛饲料。

　　农场规模不大，但已全部实现自动化运行：奶牛无需人工指引即可自行找到挤奶器，定期清理牛棚的工作也无需劳动人力，而是交给了扫地机器人。

　　伯恩哈特向德国媒体《本地》(The Local)表示，假如砍掉柴油补贴，他们从补贴而来的收入将下降10-15%。而这只是近几年成本危机中的一小部分，自俄乌战争以来，农场生产成本整体上涨了40%，光电费的涨幅即高达50%。就在最近，包括鲜奶在内的不少德国农产品价格已开始走低。

　　“我们生产出同样多的食物，收入却变少了，这不公平。”伯恩哈特表示。为了渡过危机，他还得想些其他方法来拓展收入。

　　尽管德国政府宣称2022/2023年度德国农场利润同比增长了45%，洪堡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马丁·奥德宁(Martin Odening)则认为，短期利润增长的平均数没有太多参考价值：“对一些农场，尤其是小农场来说，利润增长并不一定能和增加的成本两相抵消。”

　　●2023年，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德米特农场Bauckhof Amelinghousen受雨水影响胡萝卜只采收了50%。图源：农场Facebook官网

　　能源和食物价格波动、极端天气造成的产量损失都可能给农场收益带来巨大影响，这些因素合力构成了压倒小农场的最后几根稻草。

　　小型农场要想存活下来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扩大产能，产生规模效益，要么出局。

　　农场数量减少，面积增加——这恰恰是过去半个多世纪德国农业的写照。数据显示，1970-2016年，德国平均农场面积从11.1公顷(166.5亩)扩张到60.5公顷(907.5亩)，农场数量则从114.69万个锐减为27.54万个。

　　●1970-2016年德国农业企业数量和农地面积变化趋势。1970-1990年代的数据仅代表两德统一之前的西德地区，因统计口径不同而存在不确定性，但“越来越少的农企经营着越来越大的农地面积”实为不争的事实。图源：德国食品和农业部

　　这一趋势很可能还将继续下去。根据德国中央合作银行(DZ Bank)的测算，2024年德国农场数量将缩减至10万个，平均农场面积将扩张至160公顷(2400亩)。

　　难以盈利的小农场消失了，留下的农场持续增加机械和能源投入，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将从农业领域转移。

　　过去二十年间，欧盟地区全职农夫减少了三分之一，这相当于削减了五百万个农业就业岗位，而在德国就有十六万。

　　这一切让26岁的德国农民娜塔丽·迪博(Nathalie Diebow)陷入了迷茫和悲观，她不知道小农场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作为未来德国农业的生力军，她也参加了东部城市科特布斯的农民抗议。

　　农业的未来

　　在意识到食农体系的系统性不公正这一点上，已迈入可持续转型的农民与常规农民站在了一起。

　　近日，欧洲非盈利机构“农业和乡村行动者联盟”(ARC)在一篇名为《怪系统，不要怪农民!》的评论文章里为抗议的农民正名：“欧洲农民绝不是排外的国族主义者。相反，他们感到被系统背叛。这个系统先是把他们推向扩张、工业化和多重依附之路，现在又要求他们为系统自身的失败买单。”

　　几乎与德国农民的拖拉机抗议同时，今年1月15日和20日，近万名常规农民和有机农民、餐饮从业者、消费者、社会运动家、聚集在柏林街头，发起了2024年的“我们受够了!”(Wir haben es satt! )示威游行。

　　作为对取消柴油补贴的回应，游行诸方提出要“在不破坏农场的前提下削减有害补贴”，强调以保障公平价格、设置土地交易税等方式支持德国家庭农场的长期发展。此外，反对欧盟转基因规管松动、支持农药减量等也是从根本上推动气候转型和食物正义的核心诉求。

　　以上两种回应都试图将抗议事件置于更整全而复杂的图景中来理解，然而也存在这样一种声音，即把削减补贴政策仅仅化约为技术可操作性，认为目前的替代方案尚不完善——生物燃料、生物柴油和蔬菜油的成本过高，而电力机械则因为电池容量有限，很难全面替代柴油农机。

　　这些技术层面的困难当然都是真实有据的，但它们都预设了现行农业模式的合理性。这无异于声称：没了柴油动力，大型农业机械可怎么正常运转?却未曾想过使用更少能源的农业生产模式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正在逐步显现自身的优越性。

　　德国小农拉尔斯·奥得非(Lars Odefey)和马克·伯恩哈特一样来自萨克森地区，从2017年开始经营小规模养殖场。他最引以为豪的是从鸡苗孵化、饲养到屠宰都在距农场三百米的半径内完成。

　　拉尔斯给鸡群喂养价格更贵的有机饲料，禽肉产品主要出售给餐饮业和私人客户，全部附加值都留在农场。尽管目前农场账面上尚不足十万欧元，但因为省却了常规养殖场在技术和圈舍建筑上的固定投入和相应的能源需求，农场没有任何经济压力，他也就没有上街抗议的动力。

　　拉尔斯认为，农民真正应该抗议的对象是德国连锁超市四巨头Edeka、Aldi、Schwarz和Rewe。过去几十年来，农民在超市霸权的主导下所获越来越少。

　　他还建议德国政府应当改革补贴政策，向更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小规模家庭农场倾斜;市场营销应该更多和农场挂钩，让附加值真正回到生产者手中;更长远地说，应该尽量减少农民对补贴的依赖，提高他们生产的自主性。

　　在法国智库IRIS农业专家塞巴斯蒂安·阿比斯(Sebastian Abis)看来，长期意义上的转型成功不仅需要政府为农民创设新的激励机制，更需要消费者和公民的参与：“欧洲消费者必须讲逻辑：支持欧洲农业就意味着消费欧洲农产品，并为之支付公正的价格。”

　　可以预见的是，欧洲各国取消柴油补贴只是能源及食物系统漫长转型路的开始。一个更可持续的未来，必然意味着各种意义上的根本性变革，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来源：食通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