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德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与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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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德友，男，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自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两百多年，先后诞生了诸多现代化模式。一部人类现代史既是全球范围内现代化梯次展开的演绎史，也是民族国家探讨缤纷多姿现代化文明形态的发展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现代化谱系中最耀眼的新成员，中国式现代化是普遍意义的现代化术语在新时代的“中国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及其在中华大地的生动实践开启了现代化发展史上的中国篇章，绽放出人类文明迄今为止最深刻、最广泛、最生动、最璀璨的现代化之花，创造了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属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明总是呈现为某种“总体形态”，表现出特定的历时性演进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孕育于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形成于民族复兴的宏大叙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和理论成果。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和演绎有着完全异于西方文明的价值诉求和本质要求。1.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现代化是近代各国人民念兹在兹、梦寐以求的文明前沿和理想彼岸。目前，学界对现代化认知视角多维、范式多元，先后出现了“要素关系说”“经济发展说”“社会变革说”等观点。虽然以上观点侧重点不同，但都坚持认为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形式，“现代性”是其核心特征。基于此，学界普遍认为，现代化是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人的思想意识等多元要素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由此可见，现代化虽然只是人类文明长河中“非常短暂和局部的现象”，但却是一个动态和静态、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辩证统一的复合概念。林毅夫、付才辉认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根源于世界各地禀赋结构的差异性，而现代化的本质是改变自身支配社会变迁的禀赋结构决定的生产结构从而引发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安排。”因此，从“禀赋结构差异”分析，世界上并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形态，而是基于各自“禀赋结构差异”以一定民族国家为基本地理单元的多元化文明图式。西方现代化主要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起并推动形成的、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两百多年的演绎历程表明，西方现代化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去农化”和信息化的“串联式”发展，建构和形塑了现代化的“开场版”。但西方现代化自带的拜物教、贫富分化、侵略殖民、国际霸权和生态破坏等“负面清单”则成为西方现代化长期挥之不去的基因符号。这也是学界尤其是西方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对西方现代化高度警惕且质疑不断的主要原因。但20世纪20年代以来，现代化版图“东升西降”，现代化逐渐摆脱西方“资本束缚”而实现“东方转向”和“区域位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现代化成为现代化大家庭的新成员而逐渐走向世界文明中心。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心怀伟大梦想，锚定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和伟大创造，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华丽转身，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和基本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既借鉴吸收一般意义现代化的优秀成果，又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地域特点和文化禀赋个性的现代化。“并联式”叠加发展使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弯道超车，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路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在指导思想、领导力量、发展动力、道路选择、价值取向及实现目标等方面，都彰显着东方大国自身特有的文明基因，是现代化版图的“东方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丰富了世界现代化谱系，打破了长期以来“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而且以独特的文明形态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扬弃和超越，谱写了文明演进的时代华章和中国篇章。2.独特文明品格：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文明属性文明品格是文明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文明的内在规定性，是一种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身份符号和本质属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重置和改写了长期以来文明书写的西方模式和道路选择，呈现出独特的文明属性。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文明。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领导力量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政治特色和最突出的制度优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开辟未来”，带领中国人民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图景。在曲折百回而又激情澎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保证；从社会性质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形态决定文明形态，而不是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下开出的璀璨文明之花，其方向、性质、特点和内容与西方现代化都有着质的不同；从发展道路看，探索新型文明形态，涉及道路选择和发展方向，因此“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作出的响亮回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并成功探索出适合中国实际和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开创了人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篇章。第二，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根植于中国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继承创新而厚积薄发孕育的当代中华文明。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文明发展模式，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它不仅传承了中国数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文明资源和独特文明基因，而且不断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赋予了中华文明新的话语体系和时代语义。例如，中国式现代化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发展的协调性、生态性和可持续性，这一文明特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再如，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中国传统“人本思想”的新时代书写；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对“大同社会”“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等思想的全新诠释，表达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包容互惠的文明愿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和相互成就的呈现，是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催生出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花。换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和魂，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中国古老文明绽放在新时代的璀璨之花。第三，“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整体性文明。与西方“残缺的文明”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并非仅仅单一层面的现代化，而是全面且协调进步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推进、协调发展的整体性文明。现代化是统摄物质、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等诸多文明要素而综合发展变迁的动态集合。由于文明属性的差异性，西方文明在发展中总是顾此失彼，呈现出文明结构的不平衡性，导致自身的长期畸形发展。而中国式现代化则立足全局，统筹“五个文明”协调发展，呈现出文明发展的整体性。一方面，“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协调性，即物质、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五个文明”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而非只重视某一方面而牺牲或者忽视其他方面；另一方面，“五位一体”反映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致力于器物现代化，又强调人的现代化；既致力经济现代化，又强调精神现代化；既鼓励效率优先，又致力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强调人的发展，又尊重、顺应自然，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吸取了西方现代化“残缺不全”的历史教训，彰显了现代化内容的协调性、结构的平衡性、发展的全面性和目标实现的整体性等文明属性。第四，身处新方位承担新使命的超越性文明。中国式现代化身处“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百年变局，中国式现代化对内承担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对外肩负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是身处新方位承担新使命的超越性文明。不可否认，西方现代化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人类文明作出过特定的历史贡献，但西方现代化自身携带的无法规避的“副产品”也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灾难压力。尤其是西方文明导致的“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何处去”的世纪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立足大时代观和大文明观，放眼全球、胸怀世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和而不同”、合作共赢，主张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相互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惧西方文明围攻、围堵、排挤、孤立和打压的严峻现实，在承担民族复兴历史重任的同时，勇于担当，主动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因此，与零和博弈、“国强必霸”的西方文明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强权文明”“霸道文明”和“自私文明”的纠偏与超越，是身处新方位承担新使命的超越性文明。综上，就文明图景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而诞生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智慧的文明新形态。社会主义文明、中华文明、整体性文明和超越性文明等独特文明品格，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文明属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性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现代化”，特色于“中国式”，呈现出“一般”与“个别”的文明二重性，是“文明共性”与“优越特性”的辩证统一。1.文明共性：中国式现代化的“一般”虽然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和强烈的区域特征，但任何“地方性地理知识”都有着相同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言：“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历史唯物主义也告诉我们，人类文明是人类物质实践活动基础上不同矛盾关系辩证互动、渐次演变的整体性结果。虽然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难以避免带来“人的异化”“商品拜物教”等现代性危机，但它在轰开封建势力“最坚固的堡垒”进而推动人类社会从“人的依赖关系”向“物的依赖关系”跃迁的过程中，也不自觉形成了工业化、科技化以及现代性价值观和现代生活方式等文明的一般共性。因此，回望现代化发展史，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等特质构成了现代化的文明底色，这一特质也自然成为超越文明差异的普遍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现代化是人类从封建、封闭的传统社会向自由、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成果和主要标志。无疑，作为“世界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同样也拥有人类文明的这种“一般性”和“普遍性”文明共性。因为与欧美“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相比，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明显的“后发外生型”特质。鉴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深刻教训，面临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积极、主动拥抱现代化，走过了一条从“学习模仿”到“吸收借鉴”的发展之路。众所周知，当人类第一台蒸汽机冒出第一缕黑烟之时，人类社会便开启了工业化时代。机器的出现使人类生产力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而搭上工业革命快车的部分西方国家通过最初残酷的原始积累和血腥的资本增殖先走上现代化之路。工业化成为发达国家的代名词，成为强权国家称霸世界的身份名片和通行证。但遗憾的是，第一次工业化浪潮中，抱残守缺的清政府拒绝了这一具有强烈现代性的工业化运动。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令中国第一次认识到工业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被迫走上了学习和模仿的发展道路，进而开启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探索。这期间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本土产业革命，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基础。但“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标的“器物学习”和以“戊戌变法”为载体的“制度模仿”等努力并没有使近代中国搭上现代化列车，反而在西方列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浪潮中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泥潭。在随后风雨飘摇的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中，近代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长夜漫漫、举步维艰。直到1921年，中国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工业化道路才开始挣脱“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羁绊，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上了“内生性发展”的自主探索之路。1945年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成立后，“一化三改”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同时并举。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发展任务。1956年中共八大上，“四个现代化”被写进党章。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和“两步走”战略步骤，从而逐渐形成了以“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发展目标及时间轴。改革开放后，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从“先富带动后富”到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国现代化分阶段、分目标渐进式推进蹄疾步稳、举世瞩目。尤其是新时代十年，我国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稳居世界第二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奏响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现代化的最强音。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当代世界现代化版图的“中国篇章”，具有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特性。事实证明，中国式现代化借力资本这一现代性动力，并不一般地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内含遵循资本规律，规范资本运行，并且探索和生成自由、平等、民主的现代政治文明，进而形成公平、正义等现代性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胸怀天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集中体现了现代化所代表的人类历史进步和总体向好的价值取向，彰显了现代化的文明共性。2.优越特性：中国式现代化的“个别”作为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文明形态，“现代化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必经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这一历史过程又由于民族国家文化、历史以及环境等要素的差异而呈现出发展的“个别”。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开出的文明之花，其出场和演绎有着完全异于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表征和文化基因。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谱系中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不仅蕴含着人类现代化的一般共性，更彰显着独特的文明个性。第一，规模性——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从人口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数量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巨大影响。布鲁姆（David E. Bloom）和威廉姆斯（Jeffrey G. Williamson）的“人口红利”理论验证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奇迹与人口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十四亿多的巨大人口规模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文明特征。与西方“少数人的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携手共进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到本世纪中叶，如此巨大人口体量的中国进入现代化，将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届时，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彻底改写人类现代化的版图格局，推动世界文明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第二，共享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针对中国发展道路问题明确指出：“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发展是对既有事物的扬弃和否定之否定。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模仿、单一复制和机械重写，而是要以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历史来看，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导下的、少数人的、利益分化的现代化，贫富分化是其挥之不去且无法掩盖的最大弊端。而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先富带动后富，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是共建、共富、共享辩证统一的现代化。第三，协调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回望人类文明史，虽然自15世纪以来的西方工业文明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现代世界”丰裕的物质基础，但西方资本逻辑导致的“物质丰裕、精神贫瘠”也成为困扰人类几个世纪的“现代化之殇”。换言之，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是“物质至上”的单向度的现代化，“见物不见人”和“人的异化”是西方现代化发展无法规避的事实。与此相反，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协调发展。精神富有与物质富足都是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精神富有更是人类在满足生存、发展等基本需求后的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一种需求。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不仅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不断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各项文化事业繁荣兴盛，推动了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实现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性。第四，可持续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发展方式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文明样态。西方现代化对大自然贪婪索取和过度破坏早已引起人类的反省和警觉，自然界对人类的反噬和报复也一再提醒世人应警惕西方现代化难以克服的短板和缺陷。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在探索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和过程中能够反思并汲取其他文明的经验教训，坚决避开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破坏性发展模式。为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科学发展观、绿色发展观，既强调“生态正义”又兼顾“代际正义”，在统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把“美丽”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一起写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天人合一”的文明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特质。第五，非暴力性——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迄今为止，西方现代化发展史一定程度上就是西方列强对落后国家和民族压迫、殖民和统治掠夺的暴力血泪史，这种恃强凌弱、无理霸道的发展模式，使西方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带有很深的原罪烙印。与之相反，亲仁睦邻、协和万邦、非攻兼爱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明基因。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和平、包容的立场原则对待“他者”文明，摒弃“丛林法则”，以和平谋发展，以发展促和平。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都应平等相待，相互理解、支持和尊重。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是零和博弈的现代化，不是暴力血腥的现代化，而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包容性态度，始终站在人类和平、进步的一边的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平共处原则的坚守，以及活跃在国际舞台而积极作为的中国身影，都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文明特质。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黑格尔曾指出，特定民族在特定阶段上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由于这种任务在世界范围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因而便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承担着破解西方现代化“现代性困境”的特殊历史任务，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和优越的文明品格使其早已超出地域范围而呈现出“文明超越”“道路示范”和“方向引领”的世界历史意义。1.文明超越：对西方现代化的整体性扬弃长期以来，现代化几乎等同于资本化、西方化，甚至很长时间内，现代化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代名词。西方发达国家也正是通过这种“先行一步”的优越性确立了对现代化、现代性的定义权和解释权，进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建立了基于西方霸权的“支配—从属关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正像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海德格尔则将这种世界范围的格局变化表述为“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对西方关于现代化定义的重新书写，而且在于对西方现代化“现代性困境”的全面纠错和彻底超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探索风雨不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破西方现代化发展的既定模式，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话语的把控，丰富和创新了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基于中国道路探索的伟大实践而开出的文明之花。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超越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第一，“人本逻辑”对“资本逻辑”的超越。马克思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在这一逻辑理路下，资本诞生之初的血腥积累，使西方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带有原罪基因——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中国式现代化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现代化，“以人为本”是其发展动力和价值诉求。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宗旨、发展手段和发展模式上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从而实现了对西方社会“资本逻辑”的超越。第二，“共享逻辑”对“分化逻辑”的超越。西方现代化是少数人“富裕化”和绝大多数人“贫困化”共时性呈现的现代化，资本的私人占有必然带来财富积累与贫困并存的悖论。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这种“分化逻辑”牵引西方现代化陷入阶级对立、贫富分化、族群撕裂和社会对抗等现代性困境而难以自拔，致使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既不“自信”也不“他信”。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文明，在分配领域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兼顾效率和公平，确保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共享发展理念，走出了一条超越西方现代化“贫富分化”的共同富裕之路。第三，“可持续逻辑”对“破坏性逻辑”的超越。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曾一针见血指出：“资本从来就不畏惧为了逐利而摧毁人类。”资本贪婪的内在本性使西方现代化走过了一条财富增殖与生态恶化的道路。这种对待大自然的“不文明行为”不仅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且遭受了自然界的严重报复和无情反噬。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既是对西方现代化提出的严厉警告，更宣告了这一“破坏性”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破产。与此相反，中国式现代化高扬生态文明这个旗帜，秉持科学发展观，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道路。“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目标和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发展正义”和“生态正义”不动摇，秉持对当代人负责，也对后代人负责的发展理念，实现了对西方“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超越。第四，“和平逻辑”对“强权逻辑”的超越。“强国必霸”是西方国家现代化演绎的发展逻辑。回望西方现代化史，发达国家对弱小国家和民族欺凌霸权的事例比比皆是，那些推行所谓“西方中心主义”和“丛林法则”的现代化国家，其发家史无不深深烙上了掠夺、屠杀、欺凌、霸权的丑恶印记。中国式现代化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倡导国际事务共商共建共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中国式现代化一路走来，西方国家各种“中国威胁论”总是沉渣泛起、挥之不去，但中国始终保持发展定力，坚决走和平发展道路，为当今世界发展树立了和平发展的文明典范。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欺凌霸权”现代化老路的超越，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选项和可能。2.道路示范：对后发国家发展模式的启示马克思在破解社会发展“历史之谜”时就曾深刻指出，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性和多种可能性。晚年的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针对俄国特殊性明确指出：“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这一文明新形态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定于一尊的神话，“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起步于风雨如晦的近代中国，根据特殊国情自主探索发展模式，在不断探索中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成功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历史和实践也一再证明，现代化具有民族个性和本土特性，采取“拿来主义”简单照搬他国模式注定“水土不服”。无论是南非、巴西还是苏联都是前车之鉴，这些国家大多走了一条“穿别人鞋、走别人路”的现代化发展之路。这种不顾自身实际情况而盲目模仿他国的道路选择最终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而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自身国情、社情、民情等实际，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道路，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见证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中国崩溃论”的崩溃，中国式现代化在西方的质疑声中坚毅前行，开创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文明新形态。从理论看，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国际上所谓的“依附论”“中心—外围论”“西化论”等理论困境，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实践看，中国式现代化回答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如何有效结合的“世纪之问”，成功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探索出了一条既切合中国实际，又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纵览人类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活力的崭新发展模式。这一成功模式说明只有与本国国情结合并实现民族化，才能够真正扎根，并获得“文化反哺”的力量。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合自身民族特性，把握历史主动性，独立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充分彰显了自身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道路优势。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不仅展现了中国本土化发展道路的独特价值，而且正在以自信的步伐走向世界，为世界提供具有中国智慧、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发展方案。中国式现代化对众多苦苦寻觅良方，以求既能发展自身，又能保持国家尊严、民族独立和文化完整的后发国家来说，既是道路示范，更是发展模式的启示。3.方向引领：回应“世界之问”的中国答案从世界范围看，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等逆流回归，各种思想、思潮和文化相互激荡冲突，“灰犀牛”“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而进入新的千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因经济停滞、民主衰落、阶级对立、民粹主义泛滥、民族主义猖獗等问题“治理乏力”而深陷发展困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已经成为“世界之问”。与“西方之乱”不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风景独好，成为世界乱象中一道靓丽风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中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共同富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蹄疾步稳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举世瞩目的中国式现代化有力回击了国际社会上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的错误观点，向世人宣告了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必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具有反思、比较和批判功能。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可行性、优越性，而且扭转了长期以来现代化“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不平衡格局，形成了对西方工业文明的纠偏与超越。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走自己的路，成功避开了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违背现代社会发展规律，而恰好是遵循历史规律的表现，是人类走出西方现代化困境的超越型道路，代表了世界历史进步和人类总体向好的文明趋势。因此，如果说西方现代化是设置了固定答案的“单选题”，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则突破了这种固定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面对“世纪难题”和“世界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中国答案，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世界向何处去的困惑中，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与道路选择日益呈现出“中国之治”的蓬勃生机，其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奇迹”已经成为世界未来发展的方向引领。质言之，尽管历史发展曲折百回且不时“翻涌起许多泡沫”，但特定民族承担的特定历史任务总是呈现出“世界历史”价值。百年变局的今天，中国式现代化以自己特有的使命担当正在改写并且已经改写了世界文明亦步亦趋的发展图式，为世界现代化谱系增添了新的元素和可供借鉴的成功模板，彰显了强大的示范功能和引领意义。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之治”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是植根中国大地、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文明发展方向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以自身独特的文明属性向世界给出了回应“世界之问”的中国答案，深刻而又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一重大论断，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民族复兴，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

编辑：墨恩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3期“政治与党建”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