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应：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突出表现、内在机理和意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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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应，男，湖南师范大学中华伦理文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理解现代中国和理解未来中国，包含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都要求赓续中华文明古而又新的精神血脉，传承好、发展好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其在回应时代和社会挑战中不断开创新局面，谱写继往开来新篇章。从根基和源流上看，中华文明是一种一经产生就绵延不息、源远流长而又继往开来的文明类型。“旧邦新命”是这一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和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既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真实和同别的文明比较的客观呈现，也是无数文明史专家和历史学家的文明共识和价值共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不仅为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历久弥新的精神根基和价值始基，也为人类文明史贡献了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机贯通的文明类型和文明谱系。

一、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集中表现

中华文明不同于“有古而无今”和“虽新而不古”的文明的地方在于它是“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文明类型。冯友兰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有言：“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当今与中国并世而立的列强诸国都是“新而不古”的近代国家，而希腊、罗马则是古代辉煌而后发生了文明断裂的国家，属于“有古而无今”的文明类型。只有中华民族所建立的国家，才是“亘古亘今”亦即自古至今代代相传的连续性文明国家。“旧邦新命”是中华文明独特的国性基质和价值特质。“新故相资而新其故”以及与之相关的“通古今之变”，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华文明发展起了一种“继往圣”“开来学”的文明精神和由古及今的发展机理。对古今关系的重视，特别是主张“尊古而不复古”的价值理念，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使中华文明不断地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连带性智慧实现自身的创造性发展。中华文明萌生于中华远古神话和原始时代的传说。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远古神话，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对于自然奥秘探索的浓厚兴趣以及征服自然的顽强斗志。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始定人道、神农氏教民稼穑等原始时代的传说，反映出中华文明早期肇造的社会生活状况和历史情景。黄帝是华夏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垂衣裳而天下治，中华文明的端绪自此确立。黄帝时期开始确立史官，创造中华文字的仓颉和沮诵被黄帝任命为“左右史”。尧舜时期，中华文明已经进入一个有一定积蓄或者说“早熟”的阶段。“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传习录》下）夏、商、周三代在对远古时代的文明成果予以传承的同时，都有“损益”性的鼎新和发展。诚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所言，周族推翻商朝“并没有引起与中国文化历史的彻底决裂，而在希腊和印度，情况则正好相反”。周代商后，保留了大量商代文明的成果，文字系统和祖先崇拜依旧保存着，并通过“制礼作乐”使得中华文明不断得以发展。“独特的中国文明不间断地从商代一直持续到现在，虽然有时也有所变更，但从未遭毁灭或得到彻底的改造。”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和根本价值在传承中得以强化和巩固，并形成连续性文明“古而又新”的发展谱系。“中国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发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中华文明连续性是一种集主体、介体、客体于时空维度中的连续性，本质上是一种在历史进程中多元一体而又相辅相成的不断发展的连续性，也是同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协同发展、同频共振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既表现在文明创造和传承主体即人种民族的连续性上，表现在文明生长和发展空间即国土疆域的连续性上，又通过文明传播和交流的工具即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表现出来，还集中表现在文明的核心价值即道统的连续性、文明的政治建构即治统或正统的连续性、文明的思想发展即学统的连续性等方面，形成一个“言器”“言政”和“言道”或由器物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既相互衔接又圆融发展的文明体系。第一，人种民族的连续性。文明的实质是“人化”或“人类化”。中华文明是由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共同创造、共同传承和共同发展的，凝聚着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群体性智慧。作为中华文明的创造性主体，中国人和中华民族代代相传发展至今的连续性，既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集中表现，也是其传承和发展的主体和首要条件。根据人种学分类，中国人属于蒙古人种。从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郧西人到马坝人、大荔人、许家窑人，再到柳江人、山顶洞人、资阳人，“他们都具有亚洲嫡派人种的诸特征”，是“由旧石器时代一脉相传下来的人种”。他们既具有现代蒙古人种所具有的典型体征，“始终一脉相承，但同时又有了明显的进化趋势”。中华民族是在中国人种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多民族共同体，是以华夏民族为主体，融合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各族而成的国族意义上的多民族共同体。吕思勉在《中国民族史》中指出：“惟我中华，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所吸合之民族愈众，斯国家之疆域愈恢；载祀数千，蔚然以大国立于东亚，斯固并世之所无，抑以往史之所独也。”近代以来，因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上下求索和艰苦奋斗，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旨在“保种”“保教”“保国”的救亡图存和独立自强的运动。梁启超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一文中论述了中国人之所以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的内在原因。他认为中国人富于自治之力量，“不肯轻于自弃以从他人”，因此外力不容易干涉之。历史上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不能化中国，适为中国所化耳”。中国人具有冒险、独立精神，不仅凭借自身“不挫不挠之气”开发了祖国的广袤疆土，而且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之域，在“上无怙恃，下无扶助”的异国他乡，“吾民乃能自殖于人种竞争最烈之世，所至各地，常为其地最有关系之人，此亦天下万国无其比例者也”。梁启超清醒而客观地指出，欧洲人开发的世界之地，仅仅局限于“北美澳洲而止矣”，而且“多假手于我中国人”，所以欧洲人既没有开辟“未辟之地”的能力，而且心生“垂涎于他人之已辟者，思一举而篡取之”的欲望，包括以巧智攘夺“谋我中国”。从人种和民族性的比较中梁启超得出结论：“他日能有实力以开通全世界者谁乎？即我中国人种是也。”孙中山在演讲中说：“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如能在近现代很好地传承和弘扬民族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则“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此固理所当然，势所必至也”。孙中山坚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续写民族复兴的光辉伟业。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优秀品质予以高度肯定，他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开始了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的论断，确证了中华民族的绵延性及中华民族精神的绵延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目标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实现这个目标付出了巨大努力，做出了巨大牺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奋发图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日益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为发展自身和造福世界已经做出贡献，并将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二，国土疆域的连续性。中华文明是在东亚大陆这一领土广大并有很多江河湖泽、肥田沃地、大小山脉、丰富矿产和很长海岸线等国土疆域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土疆域的连续性既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内容和集中表现，也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性条件。中华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辽河流域、云贵高原等广袤的空间。《尚书·禹贡》载大禹治水时将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其范围涵盖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大部地区，故有“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之称。秦汉之后，中国的疆域在商、周两代不断开拓的基础上，发展至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南到今越南东北、岭南，东至于海的广大疆域。此后，随着王朝的更替、变化与发展，中央王朝统治的大致区域和疆土基本确定，不少王朝都拥有过今天中国领土以外的疆域。亦如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所言的“数千年来，治权时合时分，而国土之增辟初无或间。今之拥有广土，皆席前人之成劳”，“故由汉、唐、元、明、清累朝开拓以致此盛”。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疆域东起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南抵南海诸岛，北达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疆域面积多达1000多万平方千米。从整体上考察，无论朝代如何更迭变化，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或者说中央王朝控制的关键、核心疆域范围，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当我们把中华民族数千年间生于斯，长于斯，创造文化于斯的这片空间置于世界地理的总背景上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特征——它的领域广大，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形成一种恢弘的地理环境，这是其他多数古文明的发祥地所难以比拟的。”中华文明不是依托于一个江河流域，而是拥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区域，再加上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以及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所形成的回旋天地开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繁复多样，有效避免了文明因外敌入侵而灭亡的历史悲剧，这是中华文明延续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和先决条件。中华文明立于广袤之国境既是中华民族历代子孙所开拓且休养生息的“伊甸乐园”（翦伯赞《中国史纲》语），也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生存基础和思想文化的丰厚源泉。第三，语言文字的连续性。语言文字是文明、文化的承载、交流与传播的主要介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既借助于语言文字的连续性得到了强有力的传承和发展，又依靠语言文字的连续性拓展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并从语言文字的连续性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营养和智慧支撑。从神话传说中的“结绳记事”“契木为文”起步，中华先民开始了漫长曲折的文字创造过程。“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有言：“象形文字为初民同具之思想。然吾国文字，独演象形之法，绵延至数千年，而埃及象形之字不传于后，此实研究人类思想之一问题也。”又说：“吾国幅员辽阔……而能抟结为一大国家者，即恃文字为工具也。”早期的埃及人并没有采用苏美尔人的楔形字母，而是发展出了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利用从物体抽象出来的简单形象来表达概念和声音，但是后来埃及人却在发现字母符号的基础上慢慢抛却了象形文字。斯特恩斯等著的《全球文明史》比较了几大古文明的文字，指出哈拉巴人创造的文字在历史的发展中“被彻底遗忘”了，“当这种文字再度被世人发现的时候，它只是作为一种有趣的但是完全死去了的文字而受到人们的重视”。与印度河流域文明有所不同，中国最初的文明却能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自然灾害的双重破坏下幸存下来。“商代人在占卜中所初创的文字后来发展成为曾经生活在中国文明核心地区的各民族精英交流的主要工具。创立这种文字并从中获益最大的士大夫也很快就崛起成为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主导力量。以文字为基础的教育和官僚体系增强了中国文明的凝聚力，从而使其在几千年中抵御了外族的入侵，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危机。”应该说，斯特恩斯所阐释的中国语言文字的这一功能是颇为客观而又有说服力的。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中国文字实在是具备着‘简易’和‘稳定’的两个条件的，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大成功，一种代表中国特征的艺术性的大成功，即以‘简单的驾驭繁复’，‘以空灵的象征具体’的艺术之成功。要明白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扩大在广大的地面上，维持至悠久的时间，中国文字之特性与其功能，亦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中国的语言文字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但这些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及专门术语方面，语法结构及其基本语义却在传承中“历久弥新”，“今天我们使用的汉字同甲骨文没有根本区别”，代代相传且从未中断的语言文字，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重要标志。第四，道统价值的连续性。道统价值确证的是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体系。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只有中华文明形成并发展起了自己的“道统”并以道为最高价值追求和核心价值理念的价值体系，有着以“道统”引领并宰制“治统”和“学统”的价值指向或价值导向，这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创新性、和平性的价值基点。“道统”一词，来自朱熹《中庸章句序》中“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理源出于《尚书·虞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显示出尧、舜、禹授受之际“丁宁告诫”的是如何将大中至正之道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中华文明在它的初创和发端时期，就以对“道”的追求、体悟、研修为尚，发展出一套“大道哲学”和“常道精神”，建构起一种“崇效天，卑法地”“显诸仁，藏诸用”“可大可久”之“盛德大业”，并认为“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周易·系辞上》），从而挺立起了一种立乎其大、行稳致远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为中华文明成为世界连续性文明之典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孔颖达《尚书正义·序》有言：“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三皇五帝共同缔造了中华文明的原初框架，不仅有对大道的原创性论述，而且有对常道的发现和遵循。道统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和传承体系，是一种注重“道体”的核心价值并使其代代相传的伦理道德谱系，亦是由儒家学者阐扬出来的中华伦理文明的根本价值体系。孔子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和“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价值命题，并以“志道”和“谋道”来界定人生的至上价值，坚持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发展起了一种以道为贵的道统论。孟子在《尽心下》中勾勒了一个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的儒家道统体系。唐代韩愈作《原道》在辟佛老的基础上肯定儒家“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孟轲之死，不得其传”的道统体系，并决意接续孟子，“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以继承儒家道统为自己神圣的人生使命。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特别是朱熹所创立和发展的理学，正式提出“道统”的概念，并以“继往圣开来学”为己任，阐发了一系列如何使孔孟儒学更好地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的新命题和新思想，并以之去齐家、治国和平天下，凸显了道统在整个中华文明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近代的曾国藩、张之洞、孙中山，都主张更好地接续中华文明的道统体系，并以之作为建设国家和发展文明的大本大原。曾国藩着力于“宇宙背景”与“大人视野”，试图从中华文化本源和根脉的意义上赓续和弘扬中华文明之“道统”。孙中山肯定“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并向第三国际的马林陈述：“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孙中山不仅深受中华道统思想的影响，而且以继承发扬中华道统为己任。他深知“道统”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帝制可废，道统不可废。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道统在新的时代的发扬光大。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其实质而言是对中华道统及其价值体系的当代传承和升华，是当代中华民族的新道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道统相结合的价值确证。第五，治统或大一统的连续性。“治统”是中华文明关于国家治理和政治治理的一系列根本精神和价值理念及其所形成的政治文明传统和政治价值体系。“大一统”是中华治统所推崇并着力维护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思想文化认同等政治格局、治政传统和治道价值。“大一统”观念形成于战国至汉代，反映的是从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大势。其内涵整合天人、时空诸要素而具有国政与国土相统一的治道、治权等含义。董仲舒将大一统思想推崇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宜”的高度，凸显了各民族对大一统政治局面高度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意义和价值。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在《本纪》中立正朔，按照时代先后顺序排列王朝谱系，体现了大一统的政治伦理思想和价值追求，历史地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同源共生的文明载体和一体多元的价值共同体，奠定了后世史家编撰历代统一王朝历史的传统。汉以后，无论哪一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魏晋南北朝虽然政治上处于分裂或割据状态，但是各民族统治者并不满足于偏安一隅，而是渴望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并为之努力奋斗。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在诏书中指出：“《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他高度赞誉孔子作《春秋》的“大一统”思想，痛恨和反对群雄逐鹿的四分五裂状态。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意识在各民族心中播下了种子。“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桃花石”的称谓实质上是对古代大一统中国国家政权或治统体系的高度认同。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大一统”思想内含着维护国家统一、江山一统的政治认同、地理认同和文化认同等要义，把天下的统一、国家的统一以及文化的统一看得无比重要，有助于促成中华各民族的凝聚与团结，主导中华疆域从分治走向统一。中华文明中的治统崇尚大一统的政治文化建构，把“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的“至公”“大义”作为治统和正统的评量标准和价值追求，亦如欧阳修所言：“推天下之至公，据天下之大义，究其兴废，迹其本末……而正统明矣。”这也是形成古代中国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得“德治”“礼治”以及“德法兼治”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而又不断发展。第六，学统或思想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学统是指文化生活和知识传承创造中所形成的传承体系和思想体系，中华文明中的学统具有多元一体而又互补鼎新的发展特质。从整体意义上的经史子集的学科分类到考据之学、义理之学、词章之学、经济之学的分门别类，再到儒、墨、道、法和儒、释、道的学派传承，无不确证着中华学统有自身所崇尚的核心价值和传承发展的价值谱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核心、仁礼结合的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使得上古以来华夏文明积淀而成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民族品格得以塑造成型。儒家学统强调“为己之学”和“内圣外王之学”，主张把“明明德”与“新民”结合起来，向着“止于至善”的目标迈进。两汉儒学、宋明新儒学乃至现代新儒学都有对儒家学统或思想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朱熹和吕祖谦合撰的《近思录》既有对为学大要的专门论述，亦有对教学之道的深刻揭示，更有对为学所应效法的圣贤气象的价值阐说。《近思录》认为，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皆是圣人”，他们的区别在于尧、舜是“生而知之”（道），汤、武是“学而能之”（道），周文王似尧舜，禹似汤武，孔子之道“无所不包”，曾子“传圣人之学”“气象极好”，子思、孟子正确地传承“圣人之学”，周敦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务尽道理”，程颢察伦明物、“洞见道体”“开百代未明之惑”，程颐、张载探索不息，传授圣人之道，达致穷神知化。《近思录》对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圣人人格和智慧特别是“北宋四子”以道理传教后学予以高度肯定，本质上是对儒家学统的开掘与弘扬。道家、法家、墨家思想既在与儒家思想的争鸣中得以形成，同时也都有自身传承发展的历程。如道家经历了先秦道家到汉代黄老道家再到魏晋道家以及道教的发展历程。儒、墨、道、法诸家以及儒、释、道提出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铸造了中华学术文化传统，对后世的教育实践、政治理念、人生哲学、社会伦理等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思想精华不断汇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通过史书记载、文献传承、教育延续等各种方式代代相传、世世研习，成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记录，使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共同记忆从未中断。中国文明的连续性，还表现在治生理财、保家卫国、对外交往等方面，形成一种“继继绳绳”、源深流远的文明传承和发展的谱系、传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唯一的“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文明类型和范式，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内在机理和精神要义

为什么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谱系中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能够书写“亘古亘今”的文明发展史诗，这是令古今中外很多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明史专家感兴趣的共同话题。有人将其归结为地理环境的影响，有人将其归结为历史文化的作用，有人诉诸语言文字的肇造，有人追因于家国同构的制度，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应该说，这些看法各有一定的合理性，整体上有助于探索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内在因由，但深入探究又觉得它们并非穷尽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真理或堂奥，只是为探究中华文明连续性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基础。笔者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其内在机理和精神要义上考察，是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价值追求以及所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中国哲学品质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实现连续性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有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且悠久高远的中国精神的陶融和锻铸。中国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并通过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集中地表现出来。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精神集“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于一体，塑造着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不断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培根铸魂。中国精神既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反映中华文明精神特质和价值追求的精神大厦，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得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精神禀赋。一脉相承的中国精神赋予中华民族以攻坚克难和创新创造的蓬勃活力和创造潜能，不断推进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不断推动着中华文明连续性和绵延性的形成。第二，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与中华民族所创造和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并发展起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及道德观，为中华民族建构起了安身立命、行稳致远的精神家园，不仅形塑了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而且孕育了中华民族深沉的爱国气质，奠定了民族融合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因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和文化精神品质而凝聚成一个共同体，并在认可这一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和文化精神品质中形成坚如磐石的关系，从而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文化型的精神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也书写了“礼仪之邦”历久弥新的历史篇章。第三，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得益于中华传统美德的陶铸和涵育。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对陶铸和培育中华民族慎终追远、继往开来的伦理美德和民族精神及核心价值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梁启超在《中国道德之大原》一文中坚持认为，中国有“报恩”“明分”和“虑后”三种根本的道德价值理念。“有报恩之义，故能使现在社会与过去社会相联属；有虑后之义，故能使现在社会与将来社会相联属；有明分之义，故能使现在社会至赜而不可乱，至动而不可恶也。”中国道德特别强调既继承和弘扬祖先和前辈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又主张更好地将其发扬光大，面向未来做进一步的创造性发展，从而凝结成既报答祖先和前辈之恩的报恩德性，又具化为当今道德生活中尽职尽责、无愧先人的明分德性，还凸显为高瞻远瞩的虑后德性，架起了一座由历史而现实、而未来的伦理精神桥梁。中华传统美德以贵和乐群、亲仁善邻、讲信修睦著称于世，崇尚以理服人的仁政王道，特别注重以德服人、以文化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上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和对外扩张，而是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将心比心和推己及人。中华先民早就懂得“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中华传统美德不仅促进中华文明的向前发展，挺立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推崇和称颂。英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罗素认为：“中国人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现代世界极需要它们。”第四，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与中华民族所建构的大道哲学及其思维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哲学判断文明与野蛮的尺度，不是像古希腊那样以理性或者反理性作为标准，而是以德性的有无作为界碑。孔孟儒家注重的人禽之辨或者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就在于人有道德而禽兽没有道德。人所以成为人，做一个真正的人，就在于人能够讲求仁义道德，“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伦理代替宗教，显示了中华民族文明意识与文明立场的独特性。中国哲学注重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既强调尊重客观规律并从客观存在的事实中去求取正确的认识，又强调把认识与实践结合起来，以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现真理，使理论不断合乎实践并促进实践发展。“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不仅有利于探寻事物发展规律进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而且有助于促进哲学思维的创新并使其保持不竭的创新动力。中国哲学推崇“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这一思维方法使中华文明避免了绝对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的纠缠，有着对“两端”与“用中”关系的辩证思考，不但体现了事物运行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构成人们实践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原则，培养了中华民族不走极端，凡事追求适度、正当、合宜的行为习惯，促使中华文明能够沿着适中、守中、择中、行中的方向行稳致远。第五，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连续性文明的典范是与中华民族特别强调学习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华学习观从“人不学，不知道”“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礼记·学记》）的价值命题出发，特别强调善于学习、乐于学习和“学而时习之”以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重要性，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和“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重要性，培育起了“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的教学相长观念，并以学习来铸造自己人格理想和实现人生价值。中华学习观造就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品质，不断促进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第六，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与“旧邦新命”的国性基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意识赋予中华文明连续性独特的精神品质和价值追求。中华文明始终充满着“新故相资而新其故”“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的精神禀赋和创新活力。《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易》有“革”和“鼎”二卦，“革”卦重在去故，“鼎”卦重在成新，“革故鼎新”意味着破除旧弊而成就新象，在推陈出新中不断促进文化和文明的进步。梁启超在释新民之义中指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新包含了淬厉其所本有和采补其所本无两方面的要义，诸凡发明和发现都可谓之为“新”。中华文明依靠革故鼎新和推陈出新既始终不间断地延续着自己的精神血脉、价值魂脉，又与时俱进地活化自己的传统和精神，实现历久弥新的文明绵延发展，促进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不断进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第一大突出特色和优势是与其统一性、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水乳交融地联系在一起的，不仅统一性有连续性，而且包容性、创新性、和平性也有连续性，从而使得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获得了统一性的支柱，包容性的支持，创新性的支撑，和平性的支援，进而使得这种连续性更加根深蒂固、精深厚重、高远旷明、行稳致远而富有源源不断的力量、动能、底气和神韵。

三、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意义和价值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第一大精神特质，它不仅书写了中华文明“亘古亘今”的文明史诗，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也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走好中国道路的力量源泉，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支撑和价值动能。第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走好中国道路的力量源泉。“根之茂者其实邃，膏之沃者其叶晔。”当代中国文化是建立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基础上且对中华文明有继承和发展的文化。中华文明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意义既是历史性的，又是现实性的，集历史性与现实性于一身，且有着价值根基、源头活水和精神依托的多重功能和效用。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写道：“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西人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讫今日。”梁启超站在20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潮头，把中华文明置于世界文化的整体发展中予以定位和导航，积极开掘和肯定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维护中华文明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他甚至主张三薰三沐、仰天百拜，感谢上天生我于中国这一“至美之国”，而成为中国这一伟大国民之一分子，并发出感念之词：“於戏，美哉我国！於戏，伟大哉我国民！”其对中华文明的崇敬和对祖国的热爱，溢于言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构成了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前提与基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积淀之深厚，其历史之悠久，其传播之久远，其境界之高明，不仅滋养和激励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也为文化自信打下了最深厚的历史根基。正是由于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的积淀，使得中国作为泱泱文化大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贡献。不仅如此，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是我们走好中国道路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的内在精神联系和逻辑关联，进而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和文化的内在精神联系和逻辑关联，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生性关系，明确指出了中国道路自有其悠久文明根脉和深厚文化底蕴。第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中华文明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根基和源头活水，也是支撑当代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中华文明是古而又新、亘古亘今的文明范式和文明类型，本身充满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内在动力和发展潜能，这就决定了中华文明必然成为中国文化创新的价值宝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的尊重、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决定了它内在地要求在承前继往的基础上更好地启后开来，尊古而不复古，守正而又创新。“旧邦新命”的国性基质本质上内含着“通古今之变”的精神要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绝不是自我阻断或隔绝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而是让传统文明在内生性演化中不断赓续更新，在深厚历史底蕴基础上实现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蕴含着我们今天建设现代文明所需要的诸多元素。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而且应该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继承和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上下功夫。因为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必须而且应当同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才有基础和力量，也才能够成为全体国民的价值共识。当代中国文化所要培育和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导向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继承了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和价值理念的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在内圣的基础上实现外王，将敦化的大德与川流的小德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合外内之道”。而其天下为公、贵和乐群、居仁由义、尚中用正、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为邦本、亲仁善邻等整体上铸造了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对于促进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的精神砥砺和价值引领作用。当代中国文化所要培育和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和谐、富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以及自由、平等、公正等的合理因素，将其纳入核心价值谱系，并予以创造性转化，从而使得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成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批判性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对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合理因素的创造性吸收和辩证改造。第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书写了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史诗。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3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与希腊文明的消亡相比，中华文明形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完整伟大的传播传承体系，它的“连续性即使是在中华文明的其他要素发生最严重断裂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任何中断”。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具有漫长的跨度，不仅表现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的理想不断地化为现实，而且由于文化的统一建构了一个既承前继往又启后开来的文明体系。所以，他把整个中国历史“解释为连绵不断的同一个文明的历史”。中华文明既是由古而新、不断发展的文明类型，又是几千年来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考察并比较了恒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所形成的文明体系及其发展状况后指出：“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这一结论是建立在他的比较文明史或比较历史哲学的基础上的。在黑格尔看来，与中华文明持久发展的特质不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的那些帝国却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至多是一些瓦砾。“寂寂的尼罗河上的那个帝国如今只存在黄泉下面，保留于它无言的死者——永久不断地被人偷运到世界各部去——和那些死者的堂皇的墓道；而地面上所遗留的只不过是一些华贵的古墓罢了。”基于这一比较性的研究，黑格尔在“中国”一章中开头就说：“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古而又新”是黑格尔对中华文明本质特征的概括或总结。美国学者伯恩斯和拉尔夫合著的《世界文明史》在论及古代中国文明时也认为，中国文明源远流长，自古至今，不断发展。中国文明“一旦出现，它就延续——并非没有变化和间断，但其主要特征不变——到现代20世纪。中国文明尽管其形成较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或印度河流域晚得多，但仍然是现存的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其原因部分是地理的，部分是历史的”。“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伟大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和平主义影响使它的向外扩张受到约束。”中华文明的和平主义文化及其价值追求抑制了中国的向外扩张，并确立了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的文明理念，使其贯穿到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处理与对待中，也化解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诸多冲突。斯特恩斯等对古典时代的文明盛衰做了比较性的研究，他们坚持认为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古典文明“都消失了”。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后来的彻底沉沦有所不同，“中国最初的文明却能够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自然灾害的双重破坏下幸存下来，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指出：“与印度文明的松散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聚合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代某些王朝；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为什么入侵者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因为治理中国离不开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以及守正创新的精神，厚德载物的胸怀与品格，民为邦本的价值理念，和平主义的价值追求，无疑是形成善治、善政和善教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离开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浸润和滋养，不仅难于形成文明和文化认同，而且根本无法形成政治认同，只会使天下陷入纷争、动乱与危机之中。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及其内涵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品质和文化气象，不断地确证和证成着化愚为哲、转乱为治、化危为安以及“阙而复振”“衰而复兴”的人类文明传奇。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无数代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凝结着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中华儿女上下求索、艰苦奋斗的心血和智慧，积淀为卓尔不群的民族精神和核心价值，精湛高明且历久弥新的文化典籍，究本探源而又极深研几的哲学思维，嘉惠后人并造福世界的科技工艺，形成了礼仪之邦和文明古国的历史声誉，建构起了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以及融道统、政统、学统于一体的文明体系和价值体系，在世界文明史上成为连续性文明、统一性文明、创新性文明、包容性文明、和平性文明的典范，书写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辉煌而又广博浩远的文明史诗。

编辑：思齐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7期“伦理与道德”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