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王学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连续性

王学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文史教研部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秘书长〕

文明如江河，从一线清溪渐成澎湃巨浪，时而静水流深、波澜不惊，时而奔腾浩荡、沛然莫御，终汇聚为承载世代人类智慧的生命之流。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炼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其中“连续性”居于首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突出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最为鲜明且最为基础的特质。进而言之，历史的连续性并非仅指线性维度上的连绵不绝，实际上具有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含义，且与其他四大突出特性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独特的地理气候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自然基础

“文明”大致可概括为某一特定的人类集群，或者指该人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任何一种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及其自身特质的形成，都必须依托一定的地理空间和气候条件。就目前研究的共识，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区域是中原地区。远古时代，中原地貌多为稀疏草原，地理格局大致除了覆盖野草、低矮灌木、乔木外，别无太多大型植被，只需采用较为简易的石器、骨器或木制工具，便能进行地表清除，进而有助于人类对野生植物的驯化与种植。农业便在距今10000年前诞生于此。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的气候条件也颇为独特。这一片幅员辽阔的平坦区域，在远古年均降水量有600—900毫米，符合英国学者汤因比的文明史研究观点，这是一种总体上挑战性适度的自然环境。

举目整个欧亚大陆，中华文明也颇占优势。一方面，西北的戈壁与山脉将其他族群隔绝在外，东面的滔滔大海在当时是任何外族不可跨越的天堑，中原不会面临类似两河流域、古埃及、希腊那样的频繁战争。另一方面，不光是黄河流域，中国境内的长江、淮河、海河、珠江等流域间并不明显阻隔，只要技术条件允许，可以实现内部互通，中华文明的发展始终体现出既葆有各地区自身特色，又能在小异之上颇见大同之复杂情形。这种地理条件不仅对于出现先进生产力极为有利，同时对于华夏大地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整合也十分有利，使得华夏以中原为枢纽，早早就实现了政治统一，促使国家与社会治理达到了较高水准。中华文明于此广阔的摇篮中可久可大。

稳定的空间规模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生长保障

正是基于文明的早熟与政治统一的实现，从五帝时代单一制的邦国到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复合制的王朝国家，再到秦汉至明清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中央—郡县”一元化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于距今数千年前就底定了疆域的基本规模，为中华文明的稳中有变、改易更新提供至为关键的空间保障。

同时，纵观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较为明确的疆域规模也孕育了非常鲜明的治国理念——“大一统”思想。《楚辞·天问》有云“焉有虬龙，负熊以游”，炎族的图腾龙背负黄族图腾熊出行，说明两族已高度融合，“炎黄子孙”遂为中华民族大一统之象征。进入商周时代，礼乐文明逐渐发达，为“大一统”思想的孕育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础，《诗经》里面所宣扬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最生动的体现。降至春秋战国，周王室衰落，礼坏乐崩，诸侯林立，天下苦乱久矣，反而催生了“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大一统”三字的最早出处。最终，由崇尚法治的秦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为2000多年的中央集权确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基础——官僚制与郡县制。自西汉武帝将“大一统”纳入其构建王朝治理的实践后，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历朝无一不将之贯通于治道的因革损益与治术的进退消长之中。在如此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中，在中原民族与边疆民族反复的双向碰撞和互动中，“大一统”思想不断被赋予新内涵。

文明江河川流不息，“大一统”贯穿始终，延续不辍，代有递嬗。虽然具体的政治制度不断更迭，但其背后蕴含的制度精神内核之一的“大一统”思想却不曾泯灭，这也成为我们维系和理解历史连续性的古代中国制度遗产依据。总之，“大一统”传统早已跃出政治实体视域，升华为一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熔铸于中国人的心里和行动中，内化为中华民族内心强大的文化信仰和政治使命。

厚重的文化积累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内在支撑

一个文明能够从不断裂、历久弥新，其中决定连续性的深层次原因必与既有的文化密切相关。换言之，同一个国家“不断裂”状态的维持，一是其国民的人类遗传基因延续不辍，二是其国家文化基因世代传承。中国文化基因，指的是保证中华文明绵延5000多年不曾断裂、屡经冲击嬗变不脱底色、固本培元且又与时俱进、开放包容、乐与他者交流的基本文化因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所指出的，中国“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核心文化基因的形塑凝聚，凭借的是漫长文明演进中思想文化的积累。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中华文明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鲁迅等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比如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等等。这些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诸多本质不变而内容常新的文化基因，构筑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认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与精神世界因之绵延恒久。

深沉的历史精神是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核心品格

中华民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特别重视对自身历史的传承与借鉴，具有浓厚深沉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即人类在绵延的历史过程中，将自身的存在依赖于历史，且自身受到历史委托的一种自觉，并在这一过程中追问人类存在的意义，甚至追问历史过程中本身的意义。

愈是久远厚重的历史积淀，愈能激发强烈高远的历史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历史的特质：一来持久，从未断裂；二来变化，流动不居。历代前贤讨论本国史，都善于在持久中触摸其变化的脉搏、在变化中紧盯其持久的痕迹，贵在“求其久”，重在“察其变”。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巨著《史记》，便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悬结为心中至高之目标。自此历代王朝但凡定鼎中原，都不忘编修前朝之史，2000多年来前后接力，终形成蔚为大观的《二十四史》。

同时，中华民族又深切理解“鉴古知今”之要义所在，如北宋名臣司马光发奋沉潜19载，“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编纂成皇皇巨制《资治通鉴》，旨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中华民族通过持续不懈的历史书写，赋予了本来单纯时间维度的中国历史无尽的政治和人文意义。赋予意义，既是记录历史，又是解释历史，更是在创造历史。历史意识的持续深化，即创生出历史精神。孟子言：“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回顾历史，过往的一切都化入典籍、遗迹与记忆之中，有的隐而不彰，悄然成为今天的一部分。可以预见的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还要继续化，融于未来的“历史”与“现实”里面。这个“化”，始终贯穿过去、现在与未来，其中蕴含的要义就称为“神”，也就是历史精神。我们关注历史，除却具体的人、事与制外，更要注重把握历史背后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这无疑是中华文明里面最为内核的层次。正因为坚守此历史精神，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前行中，可以超乎于千山万壑之外、卓立于文明厄难之上，以守常而待变，故如松柏常青，自信自强。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起，就特别注重对自身历史和世界历史的研究与比较，秉持着文明思维看待整个人类发展的进程。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传承与弘扬中国历史精神，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这是把握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历史连续性为何源远流长，为何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关键理据。

南宋文学家杨万里有一首题为《桂源铺》的千古佳句，该诗风格质朴然哲理深邃，来形容中华文明的5000多年演进历程，似再恰当不过。我们的伟大文明在起源之初，所面临的即“万山不许一溪奔”的繁难境遇，祖先们代代自强不息、携手奋斗，与无数个风险和挑战交战交锋，那景象真的是“拦得溪声日夜喧”。经历了百转千回的文明困厄，穿越过险象环生的历史三峡，我们今天终能够“到得前头山脚尽”，逐渐远望到未来中华文明“堂堂溪水出前村”的宏大盛景。中华文明这条奔流了5000多年的万古江河，必然会在新的时代连续不断、涛声依旧。（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