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等：论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符号化及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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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男，临沂大学沂蒙学者、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团队研究员，临沂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周忠元，男，临沂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魏晋时期，嵇康以风度、才学、德操等赢得无数拥趸，又因身为曹氏皇帝姻亲且拒与司马氏合作而罹受杀身之祸，令人扼腕叹息。他在世时即被视为偶像，临刑之日仍有三千太学生为其求情，请以为师，后世更有无数文人倾慕、仿效他的名士之风，并使其成为文学、艺术等创作中的重要题材。于是历代士人的嵇康情结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这种情结滥觞于两晋，又赓续于刘宋。而因时代之变局以及个人之际遇，刘宋士人在对嵇康的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中寻求超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从而成为嵇康接受史上的关键一环。

一、刘宋士人对嵇康名士形象的梳理

关于嵇康之事迹，陈寿《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即有载，云其：“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而据裴松之注所引文献，可知刘宋时期还可见《嵇氏谱》《魏晋世语》，嵇喜《嵇康传》《嵇康别传》，虞预《晋书》，孙盛《魏氏春秋》《晋阳秋》等。可知此时是嵇康事迹、传记撰写最为丰富的重要时期。刘宋代晋而立，时人距嵇康所在时代未远，所睹文献自然可观，可惜如今多有散佚。所幸还有《世说新语》大量收集关于嵇康以及其追慕者言行的事迹，而为房玄龄等编纂《晋书》所借鉴。而依《世说新语》这本书的编纂背景及特点，可知刘宋士人对嵇康名士形象的梳理。《世说新语》正文涉及嵇康的事迹共有30余条，其中“德行”“雅量”“赏誉”“容止”“栖逸”“简傲”各2条，“言语”“品藻”各3条，“文学”6条，“政事”“伤逝”“贤媛”“巧艺”“任诞”“排调”各1条。这些记载，囊括了嵇康的各个方面，涉及他的外貌容止、道德修养、文学成就、交游状况等，可以说是嵇康一生的人生线索，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光辉伟岸的名士形象。例如他以特秀之姿容、潇洒之风度赢得众人倾慕。《世说新语·容止》里说嵇康其人曰：“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如此风度，自然拥趸无数，甚至好友之妻也被其折服：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嵇康的人格魅力如此！嵇喜曾赞曰：“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豪迈随性、怡然自若的性格，让其能外物不挂于怀，喜怒不形于色。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不禁感叹：“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所以即使面对生死，嵇康亦不忧不惧，只叹惜《广陵散》即将成为人间绝响：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魏晋士人，兼擅多才，嵇康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汉晋间史传考之，当时士大夫最常习之艺术至少有音乐，书法及围棋三者。”如嵇喜称嵇康擅长弹琴、写诗等。在嵇康看来，音乐和文学无疑是其排遣内心苦闷的重要方式，其《琴赋》称：“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嵇康书法成就亦十分突出。张怀瓘《书议》曾列善草书者八人，嵇康排第二，足见其对嵇康书法艺术的认同。嵇康博览该通、学识渊博，既有艺术的修养，又有理论上的高度，如其《养生论》《琴赋》《声无哀乐论》，亦是文借人显、人凭文贵，其中观点时时被人征引，其人也被公认为当世名家：

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

或问顾长康：“君《筝赋》何如嵇康《琴赋》？”顾曰：“不赏者，作后出相遗。深识者，亦以高奇见贵。”

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刘尹其人；‘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其人。”

嵇康以其家世、才情、情操赢得世人尊敬。其忠孝两全，不以名利萦怀，任性自然。其访山游水、弹琴咏诗，与一众好友徜徉于竹林之间，不忧不惧。所以“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可以说，在《世说新语》一书的记载中，嵇康成为一个诗意的栖居的神仙般人物，这对同样追求理想人生的中国传统士人来讲，必然有着别样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东晋时期，嵇康更是受到了王导、谢安的高度赞扬。而他的一些行为更是成为士人行为的准则，如《世说新语·品藻》载：“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曰：‘先辈初不臧贬七贤。’”不臧贬七贤，既是对竹林七贤不言自明的推崇，也是对他们德行雅量的效仿。又如《世说新语·德行》中记载，殷荆州被桓素击败后，咨议罗企生拒绝谢罪求生，其在刑场言：“昔晋文王杀嵇康，而嵇绍为晋忠臣。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而“桓亦如言宥之”。这是借嵇康事以全孝道。对此余嘉锡先生评曰：“在有晋士大夫间，不愧朝阳之鸣凤。而临终不免逊词乞怜者，徒以有老母故也。忠孝之道，于斯两全。”有意思的是，余嘉锡先生亦曾以“人中卧龙”评价嵇康，认为其因忠于魏室而死非其罪，是竹林七贤中品性最优之人。罗企生之忠孝似之，故亦得极高评价。而嵇康在时人心中之地位自可知矣！《世说新语》的编纂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由此可知此应为刘宋时期在文化方面的一件盛事。一般而言，无论是记言还是记事，编者的思想倾向、认知态度等，皆可通过其编辑思想、编辑体例以及对事例的选择与评价体现出来。这个传统在历代史书中均有明显的传承脉络，在《世说新语》一书中亦得到很好的反映。从体例上看，其立类标目“归根结底还是由这个时代的政治、文化、学术风气和士人精神所决定的”。如其上中下3卷共分36门的分类和设置与人物品评之风关系密切；再就具体门类来看，其上卷首列4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乃是孔门四科，这与刘宋时期儒学的复兴不无关系。加之中卷9门如“方正”“雅量”“识鉴”“品藻”“规箴”，下卷23门如“容止”“自新”“贤媛”“任诞”“简傲”等列目编辑文献的方式，明显反映出编者的褒贬评判之意。而从《世说新语》对嵇康事迹的收录来看，上卷占12条，中卷占7条；下卷中其事例也主要集中在“容止”“贤媛”“伤逝”“栖逸”等褒扬之意明显的门类中，共计7条。余下“任诞”“简傲”“排调”等共计4条，其中只有“简傲”中1条系嵇康所为，即其慢待钟会一事。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其实表现出的也是嵇康的招祸之由。然而率性之行为如阮籍之清白眼，也颇合当时名士的做派。所以，嵇康在《世说新语》中的形象是非常正面的，为名士风范的理想代表。可以说，《世说新语》的编纂使得嵇康的形象在刘宋时期更加鲜明生动。从《世说新语》一书中，我们也可看到士人的嵇康情结自晋代而来良已有之。对此徐公持先生曾指出：“嵇康天才卓出，‘风姿清秀，高爽任真’，又独立特行，其风采魅力，实汉末以来诸名士所难伦比。加之其悲剧结局，更增添人们无限景仰同情，遂成为诸多士子包括闺阁中人的偶像式人物。”“到了两晋之后，虽然叙说、题咏嵇康者代不乏人，但因‘本朝’事件已经变为历史事件，政治忌避又已完全不存在，所以‘嵇康情结’反而逐渐冷却淡薄，再无两晋人士所表现出的那种激情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嵇康情结’实为两晋时期特殊文化心理现象。”徐先生对于嵇康魅力的总结笔者深表赞同。而无论是言语交际还是诗文创作，确实是交流各方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的一项社会活动，自然受社会政治语境的影响。所以，嵇康的行为，在追求名士风度的两晋时期，也的确更能引起其拥趸共鸣。加之在“王与马，共天下”的时代，对嵇康的同情也有了对西晋时期司马氏“诛夷名族”的一种反拨。从这个角度来讲，两晋时期对嵇康的追慕的确是有特殊的文化心理背景。但是也正由于两晋士人的推动，嵇康便具有了符号化意义。这是刘宋士人对嵇康名士形象梳理的初衷。正是由此开始，历代士人接受的也不仅仅是竹林名士嵇康，更是在体验一种人格、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同时，他们是在接受嵇康形象的基础上进行自我体认与解读，进而在与嵇康的同情共振中实现个体精神上的超越。于是历代士人在各自的历史长河中，通过不同的艺术呈现方式，不断地给自己的认知增加新的内涵，从而让嵇康形象更具文化符号意义。

二、刘宋士人对嵇康文学创作的接受

嵇康人格的魅力，也促进了士人对其文学创作的追捧。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引《魏氏春秋》称：“康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足见其创作深入人心。而又据《魏书·邴原传》注所引《冀州记》等文献考证以及嵇康文学传播史的梳理，可知其诗文“至迟到西晋时期已经结集，书名《嵇康集》”。东晋王导对嵇康《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文亦极为激赏。又如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十五）：“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诗境悠远旷放，飘然自得中极富诗情画意的浪漫和自洽。尤其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两句被广为传颂，乃至成为对嵇康本人极为经典的形象写照，令人叹服。于是这些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具有了跨越时空的经典价值，足以垂范后昆。刘宋时期，嵇康的著述亦为文人广泛接受，尤其是其经典名篇的创作主题、文章构思、遣词用语、艺术手法等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文人创作。如其《圣贤高士传赞》，嵇喜称嵇康：“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嵇康赞颂隐逸之士等，所以“浔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曾经为其作注，原因是他认为嵇康《高士传》“得出处之美”，从而能够在这些人物身上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刘义庆《世说新语》亦有关于其记载：“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嵇康《圣贤高士传赞》之《司马相如》和《井丹》两篇分别有“长卿慢世，越礼自放”和“井丹高洁，不慕荣贵。抗节五王，不交非类”之评语。对此刘孝标注称二王所激赏之人物及赞语出自嵇康《高士传》。而袁粲，史称其：“清整有风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传》以续嵇康《高士传》以自况。”其文从构思到主旨表达，与嵇康《圣贤高士传赞》写法相仿。就嵇康《圣贤高士传赞》的写法来讲，其继承史传手法，又往往借用寓言叙事。对此刘知几称：“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辞。至若神有混沌，编诸首录。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刘知几从史传叙事的角度批评嵇康《高士传》的所谓引书之误。但从文学作品创作的角度来讲，其作为艺术手法似并无不当之处。就具体创作模式而言，嵇康《圣贤高士传赞》先介绍人物出处，再选取典型事迹，最后对人物总结评价。再看《妙德先生传》，其开头称：“有妙德先生，陈国人也。气志渊虚，姿神清映，性孝履顺，栖冲业简，有舜之遗风。”入篇便介绍人物，描写其性格特点等。然后以“狂泉”的寓言来进一步表现其不为人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无奈，这与嵇康亦可同频共振。至于其自称“性疏懒，无所营尚”，与嵇康自称“性复疏懒”本无二致。文章最后点明他为何要改名，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品性追求的一种总结。其他作品，如袁淑有《真隐传》，主题亦类《圣贤高士传赞》。又如嵇康有《琴赞》称：“穆穆重华，记以五弦。”谢惠连《琴赞》亦云：“重华载挥，以养民心。”而颜延之《五君咏》称“吐论知凝神”应意指嵇康《养生论》，反映出与“清虚静泰，少私寡欲”的人生境界的共鸣。至于嵇康诗歌中表现出的服食养性、寻仙访药等主题或者意象，在刘宋作家如谢灵运、鲍照等作品中亦不乏其例。《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对此，我们可从刘宋时期王氏家族重要代表人物王微的创作来进一步分析嵇康创作对刘宋时期文人创作的影响。王微《与江湛书》等作品鲜明地表现出了对嵇康的模仿：此文的创作缘由和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非常相似，都是拒绝被举荐为官。时任吏部尚书的江湛拟举荐王微为吏部郎，于是王微写信固辞。而就这篇文章的结构、主旨来看，也有很多参照《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地方。就文体而言，此两篇都为书信体。从结构上看，嵇文第一段首先点名写信的缘由：“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并称：“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也就是说嵇康认为山涛并不了解自己，所以写信告知他不要在升官之后做出有愧朋友之事。王微《与江湛书》也是开篇点题：“弟心病乱度，非但蹇躄而已，此处朝野所共知。驺会忽扣荜门，闾里咸以为祥怪，君多识前世之载籍，天值何其易倾，弟受海内骇笑，不过如燕石秃鹙邪？未知君何以自解于良史邪？”也是指责江湛根本不了解他，罔顾朝野共知的事实。而且也是在这一段中，王微称：“何为劫勒通家疾病人，尘秽难甚之选，将以靖国，不亦益嚣乎。”指责江湛硬要举荐世交中的病人，这不是自找麻烦吗？也有埋怨对方拖自己下水的意思。嵇文在第二段主要列举事例阐明“循性而动，各附所安”的道理，并指出自己个性疏懒，志不在仕途。之后第三段举阮籍的例子，并详细分析了自己不能为官的“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指出这些缺点都会使自己在官场上处于危险的境地。接着进一步表明，真正的知己是不会勉强自己的朋友做他不愿意的事情：“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最后一段则谈自己的打算，希望能过平淡的生活，培养好自己的孩子，自此傲啸山林，并与山涛从此绝交。王微《与江湛书》的构思方式与嵇文大致相当，他在这篇文章中，如嵇康一样也提到自己的本性不适合当官，很容易败坏朝廷的事情。也谈到自己的家人，希望能更多地陪伴他们。在谈到朋友之间的关系时指人的交往贵在心相知，而不是因为利益。最后也表明对江湛的态度：“生平之意，自于此都尽。”虽然作者说“非敢叨拟中散”，但此文事实上就是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翻版。又如《与从弟僧绰书》和《报何偃书》。《与从弟僧绰书》的写作不是为了绝交，而是在解释别人对他文章的误解。中心意思还是在表明自己本没有出仕的打算，更不在意自己的职位，并再次表明对江湛的埋怨。因为王微对江湛的责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担心也被他责怪的何偃而忙写信解释这件事情，于是又有了《报何偃书》，主要解释世人对他的一些不实的认识。信开头称：“卿昔称吾于义兴，吾常谓之见知，然复自怪鄙野，不参风流，未有一介熟悉于事，何用独识之也。近日何见绰送卿书，虽知如戏，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论。”论朋友相知与不相知和嵇文的开篇何其相似！可以说，这几篇作品都表现出对《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的模仿。以王微的家世和影响，必然对嵇康在刘宋士人心目中的形象构建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艺术固化与符号化

应该说，刘宋时期《世说新语》的编纂对嵇康形象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至于其编纂者刘义庆和他所汇聚的众多文人，如张畅、何晏、鲍照、袁淑、萧思话、盛弘之、何晏、何长瑜、陆展等，皆一时才俊。他们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刘宋士人对嵇康的态度，以及对嵇康形象的认知。于是无论是其为人风神，还是作文之雅趣，都成为时人效仿的对象。而这种情感，在文学艺术的多个门类中都有着突出表现。于是，在刘宋士人对嵇康的倾慕中，嵇康的形象也更加固定，从而具有了文化符号的特征。首先，绘画与嵇康名士形象的可视化。嵇康形象在魏晋之时便已经常出现在绘画之中。东晋时期的顾恺之曾以嵇康的四言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为画，并称“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据《历代名画记》所载，他还有《七贤》《嵇轻车诗》等作品。至于晋宋时期的其他画家，戴逵有《白画嵇阮像》《嵇阮十九首诗图》，宗炳则有《嵇中散图》等。刘宋时期山水画的兴起也与玄学的影响有莫大的关系。张彦远称：“宗炳王微皆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而俱适，纵烟霞而独往。”其与嵇康何等相类？可知他们的情感与人生追求，不仅通过他们的生活态度，更通过他们的绘画表达出来。而出土的砖画可以印证晋宋乃至南朝士人对嵇康的态度。1960年被发现的南京西善桥南朝墓，被学界普遍认为是帝陵或高级贵族墓。其出土的关于竹林七贤等人物的砖画被认为是南朝时期的作品。其中“嵇康左首绘银杏一株，与画上其它树木均作同根双枝形。嵇康头梳双髻，与王戎、刘灵三人均露髻无巾饰，双手弹琴，赤足坐于豹皮褥上”。“壁画人物的形象处理得很好，恰如其份地把八个人的独特性格，用他们最典型的表现刻划出来，神情生动。”从壁画呈现来看，其在描绘嵇康时能敏锐地抓住“嵇康弹琴”这一形象特征，充分表现出后人对嵇康生平特点的认知。再就壁画上人物的排序来看，嵇康处于画作的中心位置，可见其地位。又根据专家的考证，竹林七贤之所以能够作为墓葬中的壁画，应该与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对于竹林七贤的推崇有关。而出土的墓室砖画与顾恺之、宗炳等名士所绘嵇康画像相得益彰，这些足以说明当时人们对嵇康等人崇拜的程度。其次，文学描写与嵇康名士形象的固化。刘宋士人对嵇康的倾慕也通过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加强其名士形象固化。“寻其轨迹，大致经历了由亲闻亲见到传之众口、最后形诸文字的过程，且经历了从零星言动的记录到系统传记撰作的转变。”就刘宋文学创作而言，《世说新语》等对嵇康逸闻趣事的记载无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具体的文学创作而言，还体现在对嵇康名士人格形象、典故传说的刻画描写上。如傅亮《演慎论》称：“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绝羁独放，五难之根既拔，立生之道无累，人患殆乎尽矣。”其中“抗心希古”出自嵇康《幽愤诗》，用以表达对嵇康秉持高尚情操的肯定。刘宋士人不仅以嵇康自比，还用以誉人。王僧达《祭颜光禄文》称颜延之：“栖志云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气高叔夜。严方仲举，逸翮独翔，孤风绝侣，流连酒德。啸歌琴绪，游顾移年，契阔燕处。”文中的饮酒、弹琴、啸歌等，都是嵇康等人做派。其讲颜延之风神气度可比肩嵇康，甚至过之，对颜延之有过誉之嫌。却也表明刘宋时期嵇康仍然是当时士人的重要偶像，他们在作品中对嵇康加以讴歌赞叹，并以其作为人物品评的重要标杆。值得一提的是，在刘宋文人的笔下，嵇康还有神仙化的一面。神仙化的嵇康自晋宋以来渊源已久。这与嵇康在创作中反映出的思想追求有关，如其《与山巨源绝交书》称：“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所以其诗作中也有“思欲登仙，以济不朽”、“思与王乔，乘云游八极”“授我神药，自生羽翼”等描写。鲍照《过铜山掘黄精诗》亦有“宝饵缓童年，命药驻衰历”之语。又《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采药游山泽以及寻仙访药等事，虽多有浮夸之言，但也可知嵇康在当时人眼中，其风神志趣犹如神仙般的存在。后来顾恺之在《嵇康赞》中讲道：南海太守鲍靓是个有道之人，东海的徐宁师事之。徐宁半夜听到琴声，便去询问鲍靓。鲍靓说是嵇康在弹琴，还说嵇康实际上并没有死，而是“尸解”了。所谓“尸解”，是道教中的一种成仙方式，即求道者遗弃形体而羽化飞升。在志怪小说中，亦颇多与嵇康相关的神怪传闻，如《异苑》《幽冥录》等：

晋嵇中散常于夜中灯火下弹琴。有一人入室，初来时面甚小，斯须渐大，遂长丈余，颜色甚黑，单衣草带。嵇熟视良久，乃吹火灭曰：“耻与魑魅争光。”

少尝昼寝，梦人身长丈余，自称黄帝伶人，骸骨在公舍东三里林中，为人发露，乞为葬埋，当厚相报。康至其处，果有白骨，胫长三尺。遂收葬之。其夜，复梦长人来，授以《广陵散》曲。及觉，抚琴而作，其声正妙，都不遗忘。

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尝夜在月中坐，临风抚奏。忽有一人，形器甚伟，着械，有惨色。至其中庭称善，便与共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卿下手极快，但于古法未合。”因授以《广陵散》。贺因得之，于今不绝。

就南朝志怪小说而言，如干宝《搜神记》称：“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可知时人是相信鬼神存在的。对此鲁迅先生在论及此时志怪小说时曾言：“文人之作，虽非如释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为小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可知刘宋士人对嵇康的神仙化也有比较高的认同。究其原因，有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也与嵇康本人的言行，以及其死后人们对他的同情有关。神仙化的嵇康，是士人在惋惜嵇康命运时所做的精神补偿。如颜延之《五君咏》之《嵇中散》：“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在此诗中，颜延之称嵇康天生就具有得道成仙的禀性，自然能独秀于众人之上。他遗弃形体而羽化飞升，精神宁静专一。他身在世俗却与众人俗见不同。他的性格与鸾、龙相似，即使时常受到摧残，但本性却难以驯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颜延之对嵇康的高度评价与认同。最后，文学意象对嵇康名士形象的强化。例如，嵇康与琴有不解之缘。嵇喜称嵇康：“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而其作品中琴更是占有重要一席。如“琴诗自乐，远游可珍”、“结友集灵岳，弹琴登清歌”等表明琴深入其生活之中。而《琴赋》则为赋琴之佳作，影响颇巨。至于嵇康临终抚琴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为历代文人所歌咏，乃至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由此，琴作为一个重要的伴生文化符号便和嵇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范晔临终自为诗中曰：“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范晔在宋文帝时期因刘义康事被收入狱，在这首诗里，他表示自己要像嵇康那样不惧生死，泰然处之。“嵇生琴”由此成为文学意象被固定下来。江淹《恨赋》更是把嵇康临终弹琴的形象写得格外的动人：“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江淹自称“仆本恨人”，可知此文自抒怀抱之意。在这篇作品中，江淹分别列举秦始皇、赵王迁、李陵、王昭君、冯衍、嵇康等历史人物的哀伤愁怨。明人王世贞说：“每叹嵇生琴夏侯色，令千古他人览之，犹为不堪，况其身乎！”嵇生琴与嵇康抚琴形象置于广袤的历史时空之中，更糅进天人感应的情景，增加观者的情感共鸣。在文学创作中，嵇康的酒、竹林、龙凤等，都彰显着其魏晋风流的人格魅力和自拔于尘俗的无上丰神，从而让嵇康名士形象的文化符号意义更加彰显。

四、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文化符号意义

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定型与符号化在嵇康接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时士人对嵇康的倾慕不仅表现在对晋代名士风尚的倾慕和模仿上，也体现在嵇康名士形象的进一步固化上。刘宋代晋，门第、阶层等依然存在巨大的鸿沟，士人的思想观念仍有其固有的惯性，行为举止上有颇多模仿晋代名士之处，所以他们往往也表现出晋代名士风流的余绪。例如魏晋时期世风放诞，士人以嘲谑为戏。但往往表现出真名士的放浪形骸之表，对此葛洪称：“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摴蒱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离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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纨绔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讲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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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刘宋时期士族名士往往也有其“任诞”与“排调”。史书载何尚之与颜延之都身形短小，二人“问路人云：‘吾二人谁似猴？’路人指尚之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无论是嘲谑他人还是自嘲，其表现类于魏晋名士的那种放达心态。所以作为名士的嵇康，不仅是两晋士人的精神偶像，在刘宋时期亦受到士人的倾慕。这种倾慕，表现在刘宋嵇康情结与晋代士人名人做派的一脉相承上。两晋时期，嵇康的高士形象最先构建完成。而从《世说新语》《晋书》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嵇康的一些言行，如服食养生、隐逸寻仙、谈玄说理、任侠好义，以及嵇康的琴、嵇康的疏懒，乃至嵇康与朋友的绝交等，都被赋予了符号化的特征甚至是专属性的意味。刘宋士人就是在对这些文化符号的评鉴、效仿中，表达对嵇康的敬意以及对晋代名士的追慕，并以此自高于世。如王微，史称其“少好学，无不通览，善属文，能书画，兼解音律、医方、阴阳术数”，可谓是如嵇康一样的全才。更重要的是他虽然“生自华宗”，但“栖志贞深”“身安隐素”“足以贲兹丘园，惇是薄俗”。而王微对何偃的评价亦是“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其他如临刑前故作轻松的范晔等人，亦表明此风影响之所在。而刘宋时人对嵇康的倾慕与模仿，即使未得其神，也故学其行，从而使得嵇康的文化符号意义更加明显。刘宋士人对嵇康的接受与理解有深切的政治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对嵇康的评价，更进一步深化了嵇康作为文化符号的价值。两晋士人对嵇康的欣赏，用的是一种艺术的、审美的眼光，甚至是一种毫无功利的、纯粹的对美好事物的赞美。他们对嵇康行藏与风神举止的接受，重在务虚而不以事务为怀，这是属于他们名士风流做派的重要表现。嵇康故作放达背后的俗尘之念，在东晋人悠游的山水之游中被自动消解掉了。而在刘宋时期，在欣赏嵇康人格美的同时，也倾注了相应的政治情怀。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也是一封政治宣言。如其“非汤、武而薄周、孔”等于彻底与司马氏决裂，表明对魏氏政权的拥戴之意。刘宋政权由“老军卒”篡夺而来，其必然会引发权力格局与政治秩序的巨大变化，并进一步影响士人的言行。如傅亮“见世路屯险”而作《演慎论》，其文称：“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绝羁独放，五难之根既拔，立生之道无累，人患殆乎尽矣。徒以忽防于钟、吕，肆言于禹、汤，祸机发于豪端，逸翮铩于垂举。观夫贻书良友，则匹厚味于甘鸩，其惧患也，若无辔而乘奔，其慎祸也，犹履冰而临。”这篇文章的写作缘由是傅亮感叹于仕途的艰险。他认为嵇康在避免人生的各种祸患方面已经做得很完美了，但就是对钟会、吕巽等人疏于防范，最后反受其累。其后列举庄周、晏婴、张临等人的例子：“故漆园外楚，忌在龟牺，商洛遐遁，畏此驷马。平仲辞邑，殷鉴于崔、庆，张临挹满，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览兹二途，则贤鄙之分既明，全丧之实又显。非知之难，慎之惟难，慎也者，言行之枢管乎。”这其实是傅亮对刘宋政治的借喻。而其后的创作都有这种忧惧状态，如因为少帝失德，心中忧惧不安，而创作《感物赋》以寄意。据《宋书》，其在谋废少帝逢迎宋文帝时于道路赋诗三首，其中便表现出后悔惧怕之意。皇权的巩固，使得哪怕是王、谢这样的门阀世族也对时政开始变得审慎。王微《与从弟僧绰书》一文便表现了政治变局对他心理的影响。其称：“吾虽无人鉴，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语，前言何尝不以止足为贵。且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何为一旦落寞至此，当局苦迷，将不然邪！”所谓“持盈畏满，自是家门旧风”语出有本。宋文帝诛杀徐羡之等人，定平谢晦，王昙首和王华出力很多，故要封赏王昙首等，但王昙首却坚持不受封赏，仍为侍中。因为怕权力过重遭忌而步入徐羡之等后尘，王弘又上表推荐刘义康入朝执政，替代自己担任司徒。但刘义康却担心王弘、王昙首兄弟二人在朝中彼此响应，会削弱自己的权力，于是心中有所不满。觉察此事的王昙首劝说王弘把府中的一半士兵分给刘义康，以赢得其好感。可知在权力的对撞中，他们已经没有对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的辉煌自觉，更多了一份谨小慎微。而王微之所以写这封信给王僧绰，也是看到宋文帝年老，皇室权力争夺越来越激烈，处在朝廷中会有危险。事实也证明，举荐他的江湛最终在与太子刘劭的斗争中被害。观王微“三书”，其政治态度表现得虽然不像嵇文那么强烈，但字里行间也表现出时政的影响。但其不关政治对抗，只求保全其身，足见王微是真谨慎者。而王氏家族的另一人物王徽所作《野鹜赋》称：“尔乃湛淡扬澜，俯仰威畴，心矜远野，意惕近洲。”其中“意惕近洲”语与前面俯仰自得之意志相对，颇含深意，正是这种谨慎心态的反映。刘宋士人对嵇康的追念既是对现实的对抗，又是情感上获得共鸣与自我宽解的需要。无论是傅亮的忧惧还是王微的谨慎，他们都在内心构建着契合己身的嵇康形象。又如颜延之，《宋书》本传称其见到刘湛、殷景仁把持大权常常愤愤不平，言辞激烈而得罪了刘湛，因此被外派到永嘉做太守。颜延之非常怨愤，于是作《五君咏》。其在歌咏嵇康时说：“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表达自己的不屈之意。而颜延之对嵇康羽化升仙的结局的认识，既表现出他对嵇康的同情，又给落魄失意的自己寻求了精神慰藉之所。元嘉时期的另外一个大诗人谢灵运也有对嵇康的吟咏。时谢灵运被诬图谋不轨，有反叛之意。谢灵运上书辩解，宋文帝明知他是被冤枉的但仍将其调任临川内史。谢灵运在调任途中写下《道路忆山中》，在这首诗中谢灵运回忆了隐居时放浪任诞、无拘无束的生活：“追寻栖息时，偃卧任纵诞。”颇与嵇康相类。称自己惬意于山水之间是他本性使然，不关外物。后作者以“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做结，更是表明与嵇康相似的情感排遣行为。此诚如宋代刘坦之评云：“盖以今昔虽殊，而情不异也。”《广陵散》虽然在嵇康之后无闻于世，然却以所奏之曲比之，故谢灵运以嵇康自况之意不言自明。明人张溥常将谢灵运与嵇康对比，称：“予所惜者，涕泣非徐广，隐遁非陶潜，而徘徊去就，自残形骸，孙登所谓抱叹于嵇生也。”孙登曾称嵇康才能虽高，但保生之道不足，处于晋宋更替时的谢灵运颇类之。张溥又称：“康乐死于玩世，怜之者犹比于孔北海，嵇中散。”其言可谓得之。综上，刘宋时期在嵇康接受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创作等都处于转型时期，而无论是对嵇康史料的收集，还是时人对嵇康的仰慕与模仿，乃至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刻画，都表明延续于晋代的嵇康情结并没有淡薄。刘宋士人学习嵇康，或故作放达，或愤世嫉俗，或于山泽之游中悦志，或在琴酒诗赋中怡情，他们在欣赏嵇康的旷达风流时也倾注了更多的俗尘之念，并在对其悲剧命运的感喟中体悟世路的艰险。他们少了几分东晋时唯美的诗意栖居，却多了一分深沉的入世情怀，从而反映出刘宋士人心态以及南朝人文精神的嬗变。他们接受嵇康，虽然也褒贬不一，有时也仅仅得其形似，但无疑也强化了嵇康的文化符号价值，从而为自己找寻到了一份心灵的寄托。

编辑：王轲 长亭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9期“历史与文化”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