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风策略] 汤敏等:村志的乡村价值和文化意义

汤敏 吕克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员、副研究员）

在地方志大家族里，小而美的村志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村志是以村为单位，全面记述其自然环境、社会面貌的资料性著述，是别具特色的记述体裁，生动体现了乡村发展历史和村落文化内涵。近年来村志编纂呈蓬勃发展趋势，在有些省份，甚至掀起了“村村修志”的热潮，可谓是新时期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且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

村志编纂具有悠久历史，学界一般认为正式意义上的村志是郎遂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编纂的《杏花村志》，这是为安徽池州境内一个村落编修的志书，被收入《四库全书》。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仍、村庄衰败，村志发展缓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土地改革使乡村权力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农民真正成为乡村的主人。1958年，在全国范围部署编撰“四史”，一些地区的村志开始编纂，但这一时期的村志普遍在篇目、内容、表述等方面存在不规范性和局限性。改革开放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促进村志编纂兴起。20世纪80年代，《山城子村志》《常青村志》《大路村志》等多部村志得以编纂、出版；90年代，村志编纂持续发展，数量大幅增长，质量跨越提升；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村志编纂发展迅猛，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要求各地地方志工作部门要积极“指导具备条件的乡镇（街道）和村庄（社区）编修地方志”，并启动“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总之，村志编纂覆盖面日益扩大，质量、体例日趋成熟，从个体的自发编纂发展到地方志工作部门领导、学者参与、村民编纂相结合，乡村文化传承意义愈发明显，村志编纂已成为当今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体现了广泛的文化自觉。

村志虽小，“五脏俱全”。它全面记述了乡村经济、生态、社会、文化的发展情况，可谓是“乡村价值”全方位、多角度的承载者、展示者。在经济价值方面，村志对乡村经济发展历程及现状做了详细记载。如江苏省的多部村志对乡村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发展及当代经济形态做了重点记述，体现了多样化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例证了“只要农村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农民收入能够持续增长，我们就不愁发展空间”的论断。在生态价值方面，村志普遍对自然环境、生态做了翔实记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思想，“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浙江省江山市《白沙村志》在“天人”篇中，对该村的地形、气候、水源、河流、动植物进行了记述，从而导出村庄道路不使用水泥建设而就地取材于河流冲刷形成的鹅卵石铺就，特殊气候环境下的天然水源及避暑养生胜地，以及迎客松、大枫树和花园式村庄形态的形成等。描绘了一幅幅“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画面。在社会价值方面，乡村社会治理是村志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北京市多部村志对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做了丰富记述，总结了乡村“良治”经验；广东省的一些村志中不但精选了城镇化转型阶段社会治理的典型事例，也留存着传统乡村治理经验，如广州市《珠村村志》对传统社会中的“联会”和父老乡绅议事制度的记载，体现了古今之间村域善治的绍继有方。在文化价值方面，村志可谓重笔书写。翻开每一部村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熠熠生辉，无论是对村落基址、祠堂民居的描绘，还是对民风习俗、乡情乡韵的记录，抑或是对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的叙述，都令人产生对村落传统文化的眷恋之情与传承之志。如今，乡村振兴持续推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村志所蕴含的“乡村价值”日益彰显，它在促进农村多元化产业发展、优美村落景观形成、传统农耕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合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与作用。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村志就是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果实。在社会急速变迁、乡村大量消失的今天，村志既为我们保留了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像，也按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以其丰富的编纂成果和文化内涵展现出深远意义。

其一，助力乡村文化研究。随着时代演进，社会发展，村志编纂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体例，融裁内涵，提炼特色，量大质优，积累了大量文献，是记述新时期快速全面协调发展的文本，与村史馆、文化礼堂等形成一体同构的立体面相。同时，众多研究者对村志进行辨章学术，从其传统共性、体例规范、资源开发、价值意义，以及在乡村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研究，显示出以“学术公器”进行文化传承的深刻内涵。其二，赋能乡村文化治理。村志是地方政府、地方志部门、村民、乡贤等地方文化主体的在地编纂，是村庄全体广泛参与的文化“盛宴”。如《柯桥区村志丛书》“序”所言，村志“最有人气。这一个村庄、数个聚落，一个姓氏、数户人家，祖祖辈辈，薪火相传，都清楚明白。因事出本地，原原本本，故人人关心”。与“一统志”编纂的主要意义在于构建“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省、市、县志编纂的主要意义在于建立“政治凝聚力”不同，村志编纂，使得普通人不但得以“躬逢其盛”，且还能在志书中留下名字与事迹，从而产生亲切的文化认同感。村志记载村民嘉言懿行、善事义举，形成一个巨大且形象的道德舆论场域。这些对基层文化善治，塑造乡村振兴主角，加快乡村治理体系形成，作用不可低估。其三，重塑乡村文化自信。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的，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乡村是中国人世代繁衍生息地、文化生长发展地及中华民族精神的涵养传承地，村志编纂与中华农耕文化内在贯通并具当代适用性。近代以来，一些思潮简单地把农耕文化作为愚昧落后的“前现代文化”的代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此应做辨析和反思。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的精神，村志编纂用全新视角重审重估乡村文化价值，在文本中建构了一个真实具体、生动可感的乡土社会，赋予了涵养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熔铸缔造现代乡村特色文化的意义。

根据冯骥才先生的研究，21世纪的前十年我国自然村数量减少了约90万个。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村志编纂更显得时不我待。应该更深刻地认识到，村志编纂在实施小康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留住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反映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宗旨和内在理路，构建了国家-人民良好互动的宏大文化体系等方面，其作用、价值及意义不可忽视。当今，方志界和学界对村志已建立起坚定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村志编纂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在夯实自身学科根基和文化特质基础上，与其他相关学科形成良好互动，着力提升编纂水平，体现凝聚乡村文化内涵和民众集体气质的地方文化，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地方特有记述体系和话语体系。(来源：乡村发现转自:《光明日报》2023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