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华兵等：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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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华兵，男，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东，男，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是一项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将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立足文化建设实践，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凝聚文化价值共识，提出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推动文化建设开创了新局面，达到了新境界，是新时代人民群众文化实践创造的理论创新与指导思想，彰显出鲜明的人民性品格。从生成、内涵和实践等三重向度深入剖析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的人民性特质，有助于实现对这一兼具严整逻辑与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之核心意旨与时代价值的全面理解与系统把握，从而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文化智慧。

一、生成向度：在“两个结合”的文化创造中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

从理论溯源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它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与历史主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习近平文化思想内在蕴含“根”“魂”统一、固“根”铸“魂”的逻辑理路。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人民性既是对马克思主义魂脉所具有的人民性品格的持中守正，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所蕴含的民本基因的承续拓新，凸显出“两个结合”的深层人本底蕴。以人民性视角探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进路，其在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文化创造中生动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1.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的人民性品格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马克思创立了至今仍然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思想体系与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以其广博的理论内容与严密的逻辑架构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科学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新时代推进伟大事业必须长期坚守的魂脉。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在思考人类解放问题与指导革命运动实践中澄明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定与推进主体，强调“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从而深刻揭示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作用，在时代化进程中彰显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文化作为精神性、观念性的存在，其产生与发展始终是人类思想史关涉的核心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关涉的重要维度。在生成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立足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理解文化的产生机制，主张“文化是属人的存在”，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是文化生成与存在的前提。换言之，文化赖以生成和发展的土壤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以及在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在功能属性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强调文化具有凝聚社会共识和增强社会向心力的作用。文化是凝聚社会共识的黏合剂，人们由于各自需求与利益诉求存在差异，个人的兴趣、爱好、受教育程度有所不同，因而认知与价值取向很难一致。但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通常会为人们的行为选择与价值取向提供一个关于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的尺度与坐标，引导人们达成价值观念上的共识，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在价值指归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突出文化是推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作为精神生产的产物，文化不仅表现与确证着人的自由发展程度，而且是测量人自由发展程度的标尺。人的自由发展需以文化作为基础与前提，同样，文化也必然伴随着人的自由发展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持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人民性品格，直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与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现实矛盾，以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回应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现实挑战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新期待的愿景诉求。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尊重与发扬人民群众的文化首创精神与文化实践创造，在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上提出诸如“九个坚持”“五个方面”“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等原创性理论观点与实践举措，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为了谁、依靠谁、服务谁”等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是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文化发展规律、探索文化发展路径取得的宝贵精神财富。2.习近平文化思想承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民本基因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们的实践活动相对于文化而言，具有无可争辩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地位。实践活动是文化生成的基础，也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与杠杆。这意味着文化是生成起来的，它变化发展着，因而文化是历史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文化总会经历时间上由传统到现代的演替。传统文化是相对于现代文化而言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历史上形成的一切文化，而是指现在仍然存活于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文化，那些没有转化为传统或失传的文化，只能算是历史文化，而不能算是传统文化。作为历史上沿袭下来、存活至今的文化，传统文化不是僵死和固化的存在物，它在现代社会中具有同过去不同的面貌与内涵。虽然任何观念或范畴同它们所要反映的关系一样“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但是，传统文化不是从时间轴上平移复制过来的，也不是从过去中寻找答案，而是对传承至今的文化所进行的引导和改造。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探源实践确证了中华民族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深远悠久的时空长河中，中国人民久经挫折而不屈、历遭坎坷而不馁的拼搏奋斗涵育着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与深厚的历史底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发展史与文明演进史，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从发展规律与理论本质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它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基因，形塑着古老民族当代发展的价值取向与实践品格，是我们推动理论创新、彰显文化自信必须长期坚守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天下观、宇宙观、社会观、道德观等融通着“民为邦本”“安民富民”的价值导向与义理追求。在政治愿景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构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在社会治理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为政以德”“民为邦本”的施政理念；在生态建设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闪耀着“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在外交主张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氤氲着“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人本特征。总体而言，民本思想基因既深刻镌写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中，也鲜明体现在其对修身处世的方法诠释上。在方法论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强调愚公移山的坚持不懈精神、上下同欲的团结奋斗精神、先忧后乐的群体至上取向等。可以看到，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史中，虽历经多次政权演变和朝代更迭，但坚持以民为本、注重人文关怀、发挥群众伟力是贯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的重要特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不忘本来”“去伪存真”的科学态度辩证审视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时代价值，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契合的逻辑机理。在克服传统民本思想的阶级局限与时代局限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兼具宏观战略维度与微观实践维度的文化发展路径，极大地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的历史延续性、空间广延性与价值普遍性。以守正创新和革故鼎新的历史主动推动了民本思想等传统文化因子从形式支撑到内容供给等多重维度上的创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文化思想承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民本思想等文化基因，赋予了其人民性特质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鲜明的民族特色。3.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人本底蕴的当代彰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在新时代将“一个结合”的表述拓展为“两个结合”的表述，实现“从一个抽象性整体走向了一个具体性总体”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将“两个结合”写入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做出系统阐述。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绝不仅仅是数量上的简单变化，也绝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简单叠加，而是新时代条件下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理论创新长期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新时代党和人民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空前提升的应然产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得出的历史结论，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原创性价值的理论贡献。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两个结合”既是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顺应人民期待的价值彰显，也是尊重群众实践、发扬人民伟力的理论锻造。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两个结合”中始终明确“为人民结合”的价值取向。回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百年历程与实践探索，不可否认，囿于党内教条主义、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也曾出现背离现实国情、脱离群众实践的曲折探索。但总体而言，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提出为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要而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到新时代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明确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进程与现实探索中始终贯穿着人民至上的实然遵循与应然取向。另一方面，“两个结合”凸显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体地位，是人民群众实践伟力在文化领域的理论锻造。马克思主义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具有哥白尼式革命意义的唯物史观话语实现了对唯心史观的全面批判与超越，科学阐释了人民群众以其实践活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自觉能动作用，确证了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属性与价值。作为对资本主义本质深刻批判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实践结晶。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在精神文化领域内的深刻映照，是根植于中国人民生产生活实践沃土的价值观念。应当明确的是，二者都氤氲着深厚的人民实践底色。“两个结合”同样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是中国共产党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增强历史发展主动的精神表达，彰显了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创造性”本质。作为“两个结合”在文化领域的实践经验结晶和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充分展现了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与发挥群众伟力的方法论的辩证统一，是“两个结合”深厚人本底蕴的当代彰显。

二、内涵向度：在“明体达用”的文化实践中汇聚人民智慧的力量源泉

从理论内涵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理论维度的创新突破，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高度，又有实践维度的布局要求，明晰了党在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路线图与方法论，从整体上彰显了其“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文化自信自立自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进“第二个结合”等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具有原创性贡献的“新增量”，开辟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通观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核及创新贡献，其服务大众、凝心铸魂的人民性意蕴既融汇于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观点“体”之思考，又蕴含于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方略“用”之谋划。“体”之确立在于“明”，“用”之效力在于“达”。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体”与“用”的辩证统一中将坚持人民至上、凝聚人民伟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延展为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则遵循。1.习近平文化思想致思于“体”，回应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需求精神生活需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维度。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有物质层面的需要，更有“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正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同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因而追求资本无限增殖的零和思维是贯穿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逻辑主线。在资本至上的价值取向下，资本无限增殖和肆意扩张颠倒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物对人的统治、人成为物的奴隶，人的主体性地位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不断被消解。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最大程度占有剩余价值以实现资本无限扩张的经济运行规律，将人的真正利益与福祉剔除于社会整体维度之外，人的需要尤其是精神生活需要自然无法真正得到满足。回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百余年历史进程，不断满足人民精神需求是贯穿文化建设史的重要经验遵循与长期奋斗目标。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跃迁为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涵盖范围更为广泛的需要体系。精神文化需要在理论高度和现实深度上被置于更为突出、更加显著的视野范畴，实现了需要内容在目的与层次上的提质与飞跃。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和本质要求，提出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系列关于人民精神生活发展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回应了人民群众主张建构精神世界、丰盈精神生活的现实诉求。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真意涵，着力构建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的理论体系。在文化价值论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问题导向，以“三个事关”的重要论断充分认识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所具有的凝聚共识、启智润心的独特价值，揭示了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维系民族生存发展、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二个结合”等蕴含人本底色的重大理论创新，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在文化自信论上，习近平文化思想突出强调“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一个民族是否具有文化自信心，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崛起来说，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不可能有对自身文化的尊重，也不会在世界的物质交流与精神交往中享有自主性和话语权。在漫长历史进程和长期奋斗中，中华民族以人民实践伟力锻造了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文化样态，为坚定文化自信和实现民族复兴积淀了深厚源泉和文化根基。在文化使命论上，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历史主动，顺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新期待，在全球现代文明发展的大视野下思考中华文化现代化演进问题，提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文化使命，指明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人民福祉的文化路径。2.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达于“用”，开辟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新境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人民群众及其劳动实践是全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生成建构及其价值指归的重要逻辑主线。考察马克思的整体思想转向历程可以看出，关于社会历史主体问题的思考贯穿于其对物质利益问题、劳动实践问题、人类解放问题的诠释脉络之中。在批驳唯心史观等错误思潮以及投身革命运动的现实探索中，马克思逐步破除了唯心主义视阈下人民主体的抽象性藩篱，实现了由自由意识的抽象哲学理念到捍卫群众利益的现实主题论域的转变。通过劳动实践提出“群众”这一概念，马克思确证了“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演进中的重大意义，鲜明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论断，从而为唯物史观奠定了立论前提与价值指向。在领导包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内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运用于人民群众文化传承和创造工作中，凝聚文化实践中的人民伟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已开始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并在实践中提出并逐步完善“双百”方针、“二为”方向等彰显人民性的文化建设方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相继提出“文艺属于人民”、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依靠人民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等观照群众实践的文化发展原则，确证了人民为推动文化发展不断提供内生动力。面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背景，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并科学回答了“怎样建设文化强国”这一问题。其中，既有宏观指导层面的布局要求，又有微观操作层面的实践方略。如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坚持有步骤分阶段逐步推进等兼具宏观指导价值与微观操作意义的工作方法，谱绘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与任务书。在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汇聚人民力量推动文化创造。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既是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题中之义和重要体现，又是确保新时代文化建设正确走向的根本保证、人民创造性实践是文化发展的不竭源泉。习近平文化思想主张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发挥文化凝心聚力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在文化传承的方式路径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赓续中华文脉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想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主张回应时代要求和文化规律，以人民智慧和探索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和现代化的表达方式，增强其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凸显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在文化发展的世界图景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建构互鉴、包容、对话的新型文明观。世界不同文明都根植于本民族实践土壤，透射着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与发展逻辑，共同构筑了人类社会文明图景。习近平文化思想主张以全人类共同文化实践“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驳斥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资本扩张逻辑驱使下形成的文明发展等级差序格局，凸显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3.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谱写人类文明发展范式新图景“体”是“用”的根本依据，而“用”则是对“体”的运用或表现。“体用贯通”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化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中心论”与“欧洲中心论”的干扰，从历史和文化的深层维度去把握当代中国的文明角色和文化使命，通过融通思想认识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全新的认识高度和实践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体用贯通”，充分展现其传承性、开放性、融通性、自主性、现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和方法论意蕴，是新时代破解文化“中西之争”的必由之路。伴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历史走向的必然趋势。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文化观的视野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矛盾运动是全球化现象萌生演进的经济根源。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驱使人类历史由地域史转向世界史，进而“打破各民族基于地域和交往隔阂的原始封闭状态，促使其汇入世界历史便成为不可阻挡的客观趋势”。这一历史进程中，文化同样由地域性的文化向着世界性的文化生成与转变。作为全球化话语系统的重要一环，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的前提与基础，没有经济的全球化就没有文化的全球化；另一方面，文化的全球化对经济的全球化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全球化，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的全球化。当然，文化全球化并非意味着文化民族性的消逝和所谓的文化趋同，其本真意涵直接指向不同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对任何国家与民族来说，确立文化自信心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这是积极参与文化全球化竞争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此基础上，人们才有可能在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挑战面前表现出从容与积极、自若与宽容的态度。相反，在民族文化自信心缺失的情况下，人们对外来文化通常采取的要么是消极防御的态度，要么是极端狭隘的排斥态度，很难产生出积极进取的竞争精神。在世界历史的演进中，文化全球化也是理解世界文明新范式和人类未来新走向难以忽视的重要时代表征。不可否认的是，囿于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增殖逻辑的宰制，资本主义仍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其创造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作为私有制文明发展的最后形态曾一度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顶峰”。但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西方文明主张以资本逻辑消解人本逻辑、以“文明优越”取代“文明共存”、以“普世价值”遮蔽“价值共识”的悖论发展模式表明其无法成为人类文明史的终点，更不是人类文明史的终结。作为根植中国大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理论结晶，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明体达用”的文化实践中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视角出发对人类文明未来走向提出诸多理论审思与战略擘画，在人民情怀与人类情怀的情理交融中蕴含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人本意蕴。马克思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同西方文明主张阻断不同文化间平等交流互鉴以实现其文化霸权、维系世界文化中心的战略野心不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回应全人类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主张在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尊重文化多样性，坚持以多平台的文化交流、多维度的文化互鉴、多样态的文化合作致力于重塑和建构和平相处、美美与共的新型世界文化格局。在正确世界观的指导下，诸如全球文明倡议、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化共同体等蕴含文化互学互鉴、推动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得以凝炼提出。运用中国话语回答文化发展的世界之问，从人类共同价值关怀出发谱写人类文明发展范式的全新图景，高度凸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所主张的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建构世界文化共同体的辩证品格。

三、实践向度：在引领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展现人民主体的实践伟力

文以载道，文以化人。从理论使命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聚焦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担负着引领新时代文化繁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是继续做好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学行动指南。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和价值追求，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创造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又内生于理论体系建构之中。马克思主义全面生产理论认为精神生产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它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上生成，从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反映人们现实的社会关系，“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面对人民群众美好精神生活的新需要与新期待，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持续推动思想解放、开拓新的文化创新空间以及推动全球视野下文明重构与发展的新征程上，也需要将其人民性意蕴融通于文化主体巩固、文化话语建构、文化使命赓续的文化现代化进程中，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让文化建设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文化力量。1.坚持文化主体与人民立场的价值契合主体与主体性作为哲学范畴的核心词汇，其具体内涵与理论阐释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历多次嬗变。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性的概念还未明确形成，哲学家们更多关注客体（世界、自然）的秩序和本质。在中世纪哲学中，主体性没有独立的地位，它依附于神的计划和秩序。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虽然标志着主体性的确立，但也只是把人看作思想主体。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观念论中，主体性作为绝对观念达到极致，成为世界和历史的创造性力量。马克思将主体确证为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个人”，建构出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指归的实践主体性思想。当人作为主体为达到改造客体的目的而建立和推动一定的对象性关系时，所展现出来的类特性就是主体性，其具体表现为主体的自主、能动和自由等特性。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其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打上了主体性的烙印。具体而言，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人作为主体能够自主地创造、传承和发展文化，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的浸润。在文化主体性的视阈下，独立的文化形态在面临异质文化冲击与挑战时，能够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独立进行辨别、选择、批判与扬弃，并在融合外来文化积极因素的基础上保持自身的民族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国内外的双重压迫下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之中，中华文化也在民族危机中经历了不同性质文化的冲击与变革，文化主体性日渐式微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现实境遇。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中担当起中华文化主体性重构的责任，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提供了文化支撑，改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命运。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地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重大论断，深刻阐明了“两个结合”对于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当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文化自信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梳理党的百年文化自强史可以看到，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工作的逻辑肇始与价值指归，其标注了赓续民族精神命脉、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时代遵循与现实指向，也为习近平文化思想融汇古今、彰显明体达用的理论品格提供了最深厚的价值支撑。从主体视角来看，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彰显人的主体价值是重构与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基础与力量源泉。文化主体与人民立场既在精神基因上融通，又在价值主张上契合。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意蕴，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实践中，同样需要一如既往地巩固文化主体性与持守人民立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反映中国风格、彰显民族特色的文化创造，建设根植人民立场、彰显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凸显话语建构与人民主体的逻辑融通话语体系是反映特定时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表达范式，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与巧实力，蕴含着一个国家的独特文明密码与核心价值取向。自近代世界市场开拓以来，西方国家基于其工业文明的强大优势建构起以维护资本主义发展为宗旨的话语体系。不言而喻，“西方中心论”构成了西方话语体系的话语核心，裹挟着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和文化霸权主义烙印。在我国与西方文明交流交融交锋的过程中，“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等错误论调一度甚嚣尘上，侵蚀着中华文化主体性和民族精神独立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也成为亟须解决的文化困境。因此，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基础工程。在一定意义上讲，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目标就是以共识表达凝聚价值共识。“话语只有具有通识性、通约性的表达，人们才能听得懂、易接纳、去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文化自强史是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建构与发展的历史。从毛泽东以“实事求是”“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等凸显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阐发实践观、辩证法等大众哲学原理到邓小平以“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论”“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质朴平实的语言风格诠释关乎国家发展走向的重大制度安排和路径创新，从江泽民创造以“三个代表”为核心的自我表达式的话语系统到胡锦涛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话语概念，都可以看出，强化人民情感认同、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群众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宝贵经验。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话语体系建构的人民性取向，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表达形式，深入浅出地阐发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新战略与新主张，推动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建构实现政治原则、学理内核与大众表达的内在交融，是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原创性新贡献、彰显其人民性意蕴的重要维度。在社会思潮多样、价值取向多元、思想观念多变的复杂情势下，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继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回应时代要求、凸显自主性与原创性的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话语建构与人民主体的内在融通，既要植根群众生活实践提炼出用以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又要以大众化表达和群众性话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3.实现文化使命与人民实践的辩证统一在文明史视阈中，中华民族发展史实质上是中华文明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中华民族以五千多年生产实践创造的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形态中唯一延续至今且从未中断的文明，对人类整体文明发展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与持久影响。近代以来，囿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累积巨大物质财富的显著优势和中西文化“两极相联”的接触、碰撞与冲突，中国被迫卷入了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潮流，中华传统文明也遭受了空前的历史性解构。割裂传统文明、推崇“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迷思曾一度在历史语境中被放大延伸，成为近代中国深重民族危机的重要文化表征。俄国“十月革命”后，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审视文化问题、推动文化发展的理论遵循，为中华文化发展打开了全新视野。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探求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实践道路上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会贯通，打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内生契合及有机互动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中国共产党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系统总结文化建设实践尤其是新时代十年来文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时代文化使命，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激活了中华传统文明的基因，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且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现代的诠释和发展。这不仅有助于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相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而言的，是处于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文明，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而生成的文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成中华文明的整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植根于传统文明的沃土，赓续着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同时又跳脱传统文明无法回避的阶级属性、旧有模式、历史局限等痼疾，赋予了其现代力量与时代特征。从文明的立场与指向来看，与西方资本文明鼓吹资本至上、竞逐剩余价值不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人本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本文明，是真正实现‘物的理性’‘物的逻辑’向‘人的理性’‘人的逻辑’复归的文明”。总体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破解文明发展“古今中西”之争的时代课题中直面“现实的个人”的发展境遇，关注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既实现了对根植传统农耕生产方式、反映封建等级次序的传统文明的扬弃与超越，又突破了以资本逻辑为中心、以“线性道路”“单数文明”“民族优越”为特征的西方文明的宰制与把控。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融通中国式现代化“旧邦新命”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使命”，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贯穿于二者同体共生与支撑互促的关系之中，在顺应世界现代化潮流和人类文明发展趋势中以人民实践智慧推动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与积聚，凸显新时代文化使命的人本意蕴。从大历史观的视野出发，文化繁荣为民族复兴积淀了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最深远的文化影响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蕴中华文化自立自强的时代要求与价值向度。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意蕴，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发展之路，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使命与人民实践的辩证统一，从人民群众鲜活的实践中汲取文化创新创造的理论智慧，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文化力量。

编辑：思齐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11期“政治与党建”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